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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青铜器在二里头文化时期之后，主要是铜与锡或铅（或锡铅）的合金。而近年来研究表明，多元青铜实际上一直存在。目前在二里头、甘肃四坝文化、新疆东部等地还发现了含砷（超过2%）青铜器，表明中国古代青铜器合金的多元性。 二里头文化之后，青铜器所需合金都是经过人为有意配置而成。在精炼青铜过程中，调剂加入锡、铅配置青铜合金。对青铜器合金进行分类主要分为锡青铜、铅青铜、铜锡铅三元青铜，锡铅含量均低于2%时，则归为类青铜。各类青铜器还可以根据锡铅含量不同再进行亚类细分。学者对多年考古发掘中所获青铜器合金成分的分析结果表明，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容器分属于含锡量中低等的锡青铜，含锡量中低等而含铅量高的三元青铜以及含铅锡含量均为中低等的三元青铜亚类，并以第二类数量居多，青铜器配方也相对合理。青铜兵器在二里头文化四期出现铅青铜与高铅三元青铜，这种铅较大量用于铸镞的不合理性可能表明当时锡料的稀罕与节约。手工工具多为锡青铜与三元青铜，这与手工工具需要实用有关。二里头文化中不见高锡青铜和高锡三元青铜，有学者认为这一时期还处在低锡青铜向典型锡青铜的过渡时期，对于锡的合金功能还未有充分认识，而铅已经被广泛应用，此时的青铜工艺已有了较大发展。  二里冈上层文化时期青铜容器主要是锡青铜和三元青铜，铅青铜基本不被使用，此时的高锡青铜仍然罕见。同时，这一时期高铅三元青铜的存在也是一大特色。学者推测这一特征可能与采掘的矿石成分、降低熔点、节省锡料等因素有关。 盘龙城早商时期与二里冈上层容器合金成分的共同点在于铅青铜基本不见，而以三元青铜为主。主要差异在于盘龙城罕见锡青铜，容器含锡量大，不见二里冈上层常见的含锡铅量中低的三元青铜。盘龙城铜器含锡量普遍较高，可能与相关工艺和锡料来源便利有关。 根据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对于商代铜器的合金分析，商代青铜容器成分大致以锡青铜与三元青铜为主，二者占了绝大多数，铅青铜只占少数。殷墟青铜容器中含锡量已较二里冈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合金硬度增强，这一时期已经基本掌握青铜合金配比规律，技术上臻于成熟。殷墟四期，铅青铜出现稍多，主要是为了节省锡料。商代高等级贵族一般不使用铅青铜，如安阳殷墟五号墓（妇好墓）随葬品无铅青铜，而较小墓葬中铅青铜较多。目前对于殷墟文化一至四期的青铜合金变化情况仍限于资料不够充分，有待进一步研究。  在殷墟之外，山东滕州前掌大与殷墟在青铜容器的合金成分上联系密切，江西新干大洋洲与四川三星堆虽然因为地理位置距殷墟较远，在青铜文化面貌上显示出强烈的地域风格，但是其合金成分仍与殷墟青铜器相近同，各方面均显示出殷墟影响。 目前来看，殷墟青铜兵器似主要属于两类合金，即锡青铜和铅青铜，三元青铜较少。其中锡青铜兵器韧性强，具有良好的实用功能，如妇好墓出土的多为锡青铜和含锡量中等的青铜兵器。铅青铜兵器出土也较多，主要是出自无铜礼器的平民墓葬，多属于明器。在中原以外地区所发现的各文化青铜兵器也与殷墟近同，显示出多种青铜文化之间的密切交流。 西周时期青铜容器合金成分主要是三元青铜和锡青铜，三元青铜中，锡含量较高，与晚商时期相类似。不同地区存在合金成分差异。青铜兵器包括锡青铜、三元青铜、铅青铜三类，三元青铜比例较大，与晚商有异，铅青铜兵器多属明器。 参考资料：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