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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历程中，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展过一场影响深远的学术活动，那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于1989年在当时担任所长及《考古》杂志主编职务的徐苹芳主持下组成了“文明起源课题组”。由此开始了以国家学术研究机构为主导的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中国文明起源的专题研究。该课题组在前后两年多时间内开展的一系列学术活动，使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获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对后来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在21世纪初分别由中国新世界出版社出版中文版、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英文版的《中国文明的形成》一书，即是在这项学术研究的推动与发展的基础上，由张光直、徐苹芳主编，并邀请一批在学术界有影响的学者共同努力而完成的一部学术著作。 文明起源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与人类起源、食物生产起源同等重要的三大课题之一。而中国文明起源及形成的方式又是说明世界文明形成法则的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近几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兴起和发展以后，使得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形成的课题，越来越被学术界所重视。然而，受各种资料的限制，这方面的探索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考古学进入成熟阶段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之后才成为可能。 中国考古学的一系列重大发现及其研究进展，多次地改写了中国的历史，改变了人们对中国历史及古代社会的认识。因而在20世纪80年代，夏鼐与苏秉琦两位大师倡导考古学研究成果阐述中国文明的起源，立即在学术界引起了震动，进而掀起了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热潮，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并持续至今而不断。其参与研究的学者之多、延续时间之长、讨论之热烈、影响之广大，在中国学术史上都是罕见的[2]。在这股研究热潮中产生的《中国文明的形成》这一学术著作，自然倍受中外学术界的关注。 《中国文明的形成》一书是在千余种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成果中的首部鸿篇巨制。其投入之大、参与研究者阵容之强，成果内容之系统化、应刷之完美，都是空前的。此书提出了一系列触及中国古代史研究，以及中国文明形成之特点，尤其是对中国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等新认识，显示出它在中国文明起源与初期发展研究史上的重要性。 此书有如下的一些特色。 第一，《中国文明的形成》一书的写作与研究阵容是无可挑剔的。 《中国文明的形成》一书的写作与研究工作，早在1992年就已开始组织进行，参与的学者有徐苹芳、严文明、王幼平、张忠培、邵望平、张光直、卢连成、许宏、王仁湘等。其中五位主笔者是1992年以来世界上从事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一流人物，他们的研究领域涵盖了中国新石器时代直至唐宋元明时期，均是各个专门研究领域的学术权威。另外四位是成果叠出的中年学者。而徐苹芳、严文明、张忠培、邵望平、张光直等又都是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领域中，经过长期探索，取得了丰硕成果，各自形成系统认识而成为一种学术流派的代表。 如徐苹芳，他在1989年主持“文明起源课题组”时就明确提出，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他重视对文明起源研究的理论探索，强调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方法和途径是以考古学研究为主，通过考古学的个案研究揭示文明社会产生的具体过程和细节，然后再进一步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模式与特点。并通过各种方式组织、推动了文明起源研究，开创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新局面。他早在1999年提出了对中国文明起源与发展及其特点的系统认识。 严文明长期致力于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是主张通过全面分析中国新石器文化的全部内涵以及有关文献的记载来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代表。他早在1981年提出了“龙山时代”这一影响深远的学术概念，1987年通过对史前考古学文化分析，提出中国史前文化具有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特点以及以中原为核心的重瓣花朵式格局对早期文明发生产生重要影响的论断。1992年以后，他写成了近20篇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论文，是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获得成果数量最多的一位，他的研究成果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张忠培也是通过全面分析中国新石器文化来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代表。他早在1990年就提出了这样一种看法：认为龙山时代就已建立起了超出部落制的政治组织，而这种政治组织是在父权制基础上建立的。后来通过分析良渚文化的社会特点，他着重探索仰韶时代至西周时期社会阶段性变化和王权、神权的作用与地位的演变等，发表了10余篇论著，形成了有关中国文明起源及初期发展的一个系统认识，在学术界独树一帜。 邵望平早在1978年就关注中国文明起源问题，她是1989年组成的“文明起源课题组”的主要成员，她还是整理苏秉琦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成果的主要成员，对苏秉琦的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的理念有深刻的领会，并应用于其研究中。她发表过近10种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成果，其中尤以对龙山时代的社会发展阶段与特点的分析，以及对海岱地区文明起源的研究，其论述尤其精辟，而且自成系统。 张光直利用中国考古学所取得的研究成果，结合有关西方学术界研究世界文明起源的理论和模式，两相比较，在沟通中西方考古学研究方面，功绩卓著。他在1977年提出了中国文明起源的模式问题，并在20世纪80年代形成了他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整体认识。他特别强调在中国文明形成中文化交互圈的作用，这在世界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长期以来，他一直主张世界上的社会科学研究形成的理论必须通过中国史的检验。他是中国大陆以外探索中国文明起源与初期发展的诸多研究者中获得的成果最丰、影响最大的学者。 由这些世界上探索中国文明起源与初期发展的一流学者合组的研究队伍，其阵容之强，称得上是空前的。由这么一个研究阵容努力钻研而写成的《中国文明的形成》这部鸿篇巨制，无疑是世界学术研究中的杰作。 第二，《中国文明的形成》是数十年考古学界研究成果的结晶。 《中国文明的形成》一书的内容，是迄今为止各种中国文明起源与初期发展研究成果中最为系统的一项，其形成的各种认识与观点是集数十年考古学界研究成果的结晶，他对一些重大学术问题，在立足于新最研究成果之上，作了清晰而详尽的阐述。 《中国文明的形成》一书的主体内容由《序言》和十个章节组成。徐苹芳在《序言》的首句就指出：“本书是利用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成果，阐述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的动力及其历史进程，探讨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开宗明义，气势磅礴。 该书论述的时间范围，从中国人的起源，一直到秦汉帝国的形成与统一，涉及中国文化与文明起源及文明社会初期发展的全过程。内容相当丰富，涉及的考古学资料及文献资料千头万绪，要从庞杂的材料中综合成文，并非易事，这正是该书长于其他各种探索中国文明起源与初期发展研究成果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中国文化与文明的发展是世界上唯一连续、未曾中断的，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的一些特点维持发展了很长的时间，这些特点只有通盘考察中国文明起源与初期发展的全过程，究明相互关联的各种细节，才能够有清晰的认识并从中提炼出来。 第一章阐述的是中国早期的人类及其文化，即旧石器时代考古和古人类研究的成果，由严文明、王幼平撰写。以深入浅出的方式叙述了早更新世经中更新世至晚更新世，即约距今240万年至1.2万～1万年以前中国环境的基本情况，以及人类遗存及其文化面貌。所用笔墨不多，但说明了中国人类自距今100多万年至1万年以前就是连续进化的这一基本特征，而文化则是以中国古人类适应环境所呈现出的华北与华南两区的各自特色，并逐步演化出不同的技术类型。从中可以看出中国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具有上百万年的历史。同时，首次在这种大型综合性研究著作中说明了学术界对被认为距今约170万～180万年的元谋人与西侯度石器的年代等问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体现了作者实事求是的学术风范。 第二章探索了农业的起源，由严文明撰写。他结合距今12000年至8000年间的全新世初期环境与气候的变化以及考古发现研究的成果，指出华北是粟作旱地农业起源的温床和发展中心，华中是以稻作为主的水田农业起源的温床和传播中心，它们分别形成了两种农业体系。同时论述了两种农业体系在聚落形态、经济生活、工艺技术、精神文化等方面的主要内涵和特征。 第一章和第二章阐述的内容，虽然主要依据考古学资料及其研究成果，但是更多的是以极其简练而又平淡的语言在诠释考古学资料。这在我国学术界是一种全新的写法，不落以往考古学家或文献历史学家撰写中国原始社会史的窠臼，应是今后撰写中国史前史参照的样本。 第三章为《仰韶时代——史前社会的繁荣与转变》，由张忠培撰写，阐述了距今7000年至5000年这两千年间氏族社会的繁荣发展与社会开始分化的状况。这时期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在自然环境条件较为优越的地区都先后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形成了不同区域特点的文化谱系，各区系之间文化特征鲜明而又互相影响，在整体上，考古学文化呈现出五彩缤纷。这是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阶段，但是这个阶段的考古学资料因内容异常丰富而显得十分庞杂，各文化区系的经济、文化发展程度又落差较大。所以对这部分的撰写，是较难把握的。作者却能够提纲挈领，在阐明各区系考古学文化特征的基础上，分析了这时期各区系的经济类型、生产技术与劳动分工等问题，并探讨了社会组织的演变和信仰、宗教的变化与巫师权贵的出现等，使读者很容易掌握中国在距今7000～5000年间社会发展的特点以及如何向文明形成期的社会转变的过程。充分显示出作者的深厚学术功力。 第四章为《文明的形成——龙山时代与龙山交互作用圈》，由邵望平撰写。本章的名称表明，这至少是本书的主编及本章作者的观点：龙山时代是中国文明的形成期。作者首先从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发展变化及其特点等方面对约距今5000年至4000年的社会发展状况进行宏观的分析，然后逐一检讨考古发现研究成果最为丰富、也是中国文明起源历程较为清晰的黄河中游、海岱地区、江汉地区及环太湖地区四个区域的文明化进程，以及这些地区在农业经济、手工业，尤其是冶铜业、玉器制作和建筑技术等方面的成就，并重点对山西襄汾陶寺大型遗址、山东临朐朱封木椁墓葬、湖北天门石家河与浙江余杭莫角山遗址群等一批重要遗址及城址进行了个案剖析，从而得出龙山时代早期文明的八大特点。由此论证龙山时代是中国早期文明的形成期，以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中心的龙山文化圈是中国早期文明形成的基础，由多源性与交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统性是中国早期文化的一大特点。作者对重要考古材料的把握与论述，纤细无遗，是迄今为止依据考古材料论述龙山时代社会的文明化程度及其特征方面最为详尽的文字。 第五章着重论述了中国文明形成中最重要的两项基本内容，即王的兴起和城邦的形成，由张光直撰写。这一章研究的历史时间段主要是龙山时代晚期与三代青铜时代之交，其研究的方式则将这时期的一些考古现象与商代社会的一些特征联系了起来。作者认为这时期的社会政治局面为万国林立，国邑之间斗争的结果是成者王，并重点探讨了王国政治权力的来源，如宗法制度、劳动力的增加与财富的增加、巫术的主要内涵与作用，以及与巫术活动有关的文字的作用、祭祀的活动、青铜器制作和巫术法器的美术特点等，据此说明中国阶级社会文明起源的程序、动力与特殊的形式。作者认为这个过程自龙山时代启端，至三代初期完成。由于张光直学跨中西，这第六章实际上是融会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成果和世界上其他地区文明起源研究成果，因此在这一章中提出的具有中国文明起源的一些社会特征及探索思路，是值得重视的。如万国林立时期国与国之间不断的斗争，造成财富与权力的集中，是中国古代史发展过程中的核心问题；探索国王对财富与权力如何集中的具体手段，是了解中国古代史的直接途径，而重点是政治权力；在政治权力的获取和增长过程中，“巫”这类人物和他们所代表的宇宙观，曾发挥很大的作用；政治权力不断增加的一个主要手段便是国王对巫术的独占；青铜器等美术品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代表，是由龙山时代与三代的统治阶级对巫术法器的独占而得到发展。 第五章的内容是该书阐述中国文明起源与初期发展这一过程的中心章节。最近20多年来探索中国文明起源被特别关注而又不易解答的一些问题，在这一章都已涉及，并且都有自己的看法。该书专辟一章，以作者独特的视角，阐述了中国古代王的兴起与城邦的形成，说明中国文明初期发展过程中的动力与机制，这是该书长于其他各种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成果的又一个闪亮点。 第六章为《中国的青铜器时代和三代社会》，主要从考古学角度阐述了三代文明社会的特征，以及二里头文化与夏王朝、商文明、西周文明的内涵与特点等。其中，《二里头文化与夏王朝》一节由严文明撰写，其余部分由卢连成撰写。由于夏商周三代是中国文明社会初期发展的重要阶段，也是形成中国国家社会结构与中华文明特点的关键时期，中国古史研究中的一些疑难问题几乎都与这时期的文明发展有关，所以需要讨论的问题很多；另外，由于考古学研究对于阐明这一时期的文明史具有独特的作用，而且这一时期的考古学研究所获得的丰硕成果，也需要在本章中展示，因而使第六章成为该书各章节中篇幅最重的一章。在第六章中，作者充分应用考古学研究成果，对夏商周三代文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问题及其特点，以及古史研究中的热点课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并以予明确的阐述。如对夏王朝历史和商文化起源与先周文化的探索，对二里头文化及商周都城的具体的文化内涵的阐述，对商周墓葬特点与青铜器文化所表明的当时社会发展的特征的论述，对出土的甲骨文与金文资料所表明的商周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发展的方面的说明等。第六章是准确应用考古学研究成果系统阐述夏商周三代文明社会的最新成果。 第七章为《东周社会之剧变》，由卢连成撰写，重点阐述了列国都城的兴起和列国王侯墓葬制度的“僭越”，以及铁器的出现及其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与意义等。列国都城的兴起，列国王侯墓葬中的“僭越”，以及铁器的出现与运用是说明东周社会剧变这一中国文明社会初期发展过程中发生转变的最重要的现象，也是东周考古学研究长期重点探索的三大课题，已有了丰富的成果。所以，虽然第七章主要依据的并不是被引用得很多的那些文献，而主要是考古学研究成果。也正是考古学研究成果才既充分又形象生动地揭示了这个时期的社会历史特点。这应是本书在揭示中国文明社会在初期发展中出现转折这一特点的成功之笔。 第八章阐述了秦汉帝国的形成和统一，由徐苹芳撰写。作者以考古学的实证，阐述了秦文化的起源和发展、秦国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并统一了中国的过程，以及汉王朝的功业。作者明确地阐明了中国文明社会初期发展的结果与最重要的成就是秦汉帝国完成了统一大业。其中对秦自甘肃东部向陕西关中地区的发展过程的论述、对秦陵园制度在芷阳秦东陵所发生的变化，以及这一变化对中国历代陵墓制度的影响等的论述，都独具创见。用万里长城和秦始皇陵的考古研究成果说明秦始皇统一中国的业绩，既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又要言不烦。本章作者第一次提出了这样的看法：汉武帝最终完成统一大业，在这之后，中华民族出现了第一次大融合，这一事件的发生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是社会政治结构上的根本性的变革，即从血缘政体向地缘政体的变革等认识。作者的这一认识是在通盘把握中国文明起源与初期发展以及后续发展的全过程的宏观研究成果下，高屋建瓴而得出的对中国历史发展总体特点的恢宏结论。由此也可以使读者理解到：探讨中国文明起源与初期发展过程中政体的形态特征及其演变特点，是该书探索研究的一条主线。 第九章为《中国文明的形成及其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分两部分，其中《中国文明的形成》一节由徐苹芳撰写，《中国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由张光直撰写。第九章是《中国文明的形成》这部鸿篇巨著的结语部分，自然也是进行该项课题研究所要解决说明问题的点睛之笔。因此，两位主编对中国文明形成及其在世界文明史上地位的系统认识在这一章中做了集中阐述。 徐苹芳在第九章中精辟地指出了中国文明的形成及其特点： “中国文明是土生土长的独立的原生文明。中国文明的经济基础是农业。与农业有关的科学技术得以发展。中国文明起源和文明社会诞生之间，经历了大约三千余年。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同步发展。 商、周是中国早期文明社会的繁荣时期，以宫庙为主体的城市和以玉器、青铜器为礼器的出现，是中国早期文明社会的标志。 中国从氏族社会进入文明社会时，并未削弱氏族社会的血缘关系，却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与政治相结合，构成了西周的宗法分封制，实行血缘政治统治。祖先崇拜是牢固的血缘关系的反映，从商周以来便成为中国宗教的主要形态，而且一直影响到后世。 秦始皇统一，改血缘政治为地缘政治，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这对中国历史文明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张光直则通过阐述中国文明的形成是一个连续性的政治程序过程、通过中国文明与玛雅文明的比较、结合西方社会科学中关于文明起源的学说等，提出了中国文明形成的方式是世界文明形成的主要形态的看法，从而突破了百年来世界史研究的传统认识。 张光直认为世界文明形成的方式（形态）可以合并为两种最主要的方式，即世界式的（非西方方式的）和西方方式的，而世界式的主要的代表是中国。中国文明形成的特征与世界上其他古文明（尤其是太平洋沿岸各区的古代文明）是一样的。因此，中国的形态很可能是全世界向文明转进的主要形态，而西方的形态实在是个例外。他进一步指出：“社会科学里面自西方经验而来的一般法则不能有普遍的应用性” 。“任何一个原理原则，一定要通过中国史实的考验，才能说他可能有世界的通用性”。据此他预测：“如果世界上的社会科学者认准了他们的理论必需通过中国史的考验，那么拥有极其丰富史料的中国史，对社会科学贡献的潜力是难以估计的。21世纪的社会科学可能是中国的世纪。” 这些开创性的认识表明：《中国文明的形成》这部鸿篇巨制的学术意义，不仅仅对认识中国文明的形成及其特点以及中国政体形态的发展、特征有重要的意义，而且还对深入认识世界史以及社会科学原理和法则有着重要的价值。 第三，《中国文明的形成》还是一部吸取最新研究成果的中国先秦史专著。 《中国文明的形成》一书的内容既丰富又完整。从该书第一章至第九章的内容看，作者们主要是从阐明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初期发展的过程及其特点的角度进行的。所以，全书文字简洁，内容精炼，作者的学术思想与观点，鲜明突出。同时，主编又力求将该书打造成从考古学角度阐述中国先秦史的专著。为此，作者们在撰写前九章的同时，又采取了以下一些具有本书特色的措施。 一是由许宏增补第十章。第一章至第九章的内容主要写成于二十世纪90年代中期。在此之后，中国考古学又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产生了一批很能说明中国文明起源与初期发展及其特点的新成果。如在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中发现了距今大约12000年左右的稻作遗存，在湖南澧县八十垱发现了距今大约8000年前农业兴起阶段的的环壕聚落遗址，同时在湖南澧县发现了距今大约6000年前、可以说明中国城市起源的城头山城址。在四川发现了能够表明成都平原史前文化发展状况和三星堆文化渊源有关的六座城址。对河南偃师商城与郑州小双桥遗址考古研究有新收获，这些新成果可以充实商代都城的文化内涵与特征。在河南新郑郑韩故城发现了可以证实东周社会剧变的春秋时期郑国王室青铜礼乐器坑和50余座殉马坑。在江苏苏州浒墅关真山发现了春秋时期吴国国君大墓，在浙江绍兴印山发现了越国王陵，在四川成都发现了战国早期可能是古蜀国王族墓地，在广州发现了可以反映秦汉王朝统一中国的南越国宫署御苑遗址等。将这些十分重要的考古发现和考古研究新成果及时地补进该书，为考古学家撰写先秦史提供了难得而宝贵的资料。 二是由王仁湘附补中国远古至秦代的主要考古遗址一览，有100多条，弥补了前九章中对说明中国文明起源与初期发展有关的重要发现而不能展开详细论述的不足。 三是列出了部分陶器、玉器、青铜器图样，以便于读者阅读有关章节时对所涉及的考古学器物有所了解；同时还绘出了中国古人类遗址分布图，以说明距今100多万年以来古人类在中国境内的活动情况。 四是全书的首页刊布了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世系表，使读者对中国先秦王朝的更迭及各王朝的世袭情况有比较清晰的了解。而该书的论述顺序正是按这一历史发展的过程进行的。 以上这些内容与前九章汇集一卷，使《中国文明的形成》这一鸿篇巨制成为名符其实的由考古学家依据考古学资料进行考古学研究而撰写的一部中国先秦史专著。 第四，《中国文明的形成》一书的制作与出版形式独具匠心。 《中国文明的形成》为小8开本，正文416页，书末有学术名词索引，便于查阅。全书铜板印刷，精装，随文附有丰富的彩色图版，达500多幅。这大量的图版照片按各章节所阐明的内容精心挑选搭配，并专门拍摄制作，有极高的观赏艺术价值。仅从这些图版照片的内容，亦可感悟到中国文明起源与初期发展的过程及其某些特点。这些图版照片的编排很有讲究，形式活泼，不拘一格，达到了极佳的视读效果，有些图版如商周青铜器、秦兵马俑等，以整版印制，极富震撼力。其图版制作之用心与出版形式之精致，可谓是上乘佳品。充分表现了学术价值与美术插图的完美结合，是我所见到的唯一一部能够称得上图文并茂的阐述中国文明起源与初期发展的学术专著。 该书分别以中文和英文这两种世界上使用最多的文字出版发行，使该书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的流传，成为非华语读者了解中国文明起源与初期发展的最重要的读本。 以上四个方面的特点表明，《中国文明的形成》这部鸿篇巨制是迄今为止开展中国文明起源和初期发展研究所取得的最高学术成就的代表。 《中国文明的形成》一书的主体内容写成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其出版是在2004年，其时间跨度有近10年。虽然该书在第十章又增补了90年代中期以后的一些重要发现，但近期的一些重大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还是未能及时收入。如泥河湾盆地马圈沟遗址发现的距今150万年以前的石制品等文化遗存，二里头遗址宫殿区的道路与早期宫殿址及大型绿松石龙形器等的新发现，安阳洹北商城，四川成都金沙商周遗址，陕西眉县杨家村青铜器窖藏，湖南里耶古城及秦简牍等。这是正式出版的学术研究成果存在着不可克服的滞后于考古学新发现的遗憾。然而，由于主编与撰写《中国文明的形成》一书的作者们具有深厚的学术造诣，以及他们在中国文明起源与初期发展研究方面所取得的突出的成果，使得该书的框架、所阐述的内容，以及那些系统的认识等，就目前看，仍然是最具前瞻性的。也就是说该书的内容与观点实际上已经经历了近10年学术发展的检验。由此可以预测：由主要成员为研究中国文明起源与初期发展的世界一流的学者，积数十年功力，经10多年创作出版的《中国文明的形成》一书，将会经得起21世纪学术发展的检验，成为21世纪进一步探索研究中国文明起源与初期发展的基础。 《中国文明的形成》，是中国文明起源与初期发展史研究上的一座丰碑。 本文载《燕京学报》新二十二期，200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