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一时段经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文革”等特殊的历史事件。大鼎先后为南京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和展览陈列。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安阳殷墟展开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与探讨大鼎有关的考古发现有：在武官村北探出了相传出土司母戊鼎的大墓；苗圃北地和孝民屯铸铜遗址发现熔铜炉，自身设有出铜口，有的还有流道；大方鼎铸范，浇铸大型青铜器的房址，五号墓（又称妇好墓）的发掘等。这些都为探究大鼎出土地点、时代、铭文释读和铸造工艺提供了新的参考材料。 出 土 这一时段，郭宝钧《一九五〇年春殷墟发掘报告》（《中国考古学报》第五册，1951年）、平庐《司母戊大鼎（封面说明）》（《大陆杂志》第二卷第五期，1951年）、陈梦家《殷代铜器》（《考古学报》第七册，1954年）、胡厚宣《殷墟发掘》（学习生活出版社1955年）、曾昭燏《司母戊鼎前言》（《曾昭燏文集》文物出版社1999年）不同程度地介绍大鼎出土情况。 “大鼎出自吴家柏树坟园，村民吴玉瑶田中（或吴姓地主），俗称‘马槽鼎’。出土时一耳破碎，当时发掘者没有把碎片拾出。出土后曾拟锯断运出，试之一足，未能锯下。” “1946年，被安阳专员赵质臣侦悉，收归公有。因国府主席蒋公诞辰运南京，交由中央博物院保存。” “5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发掘武官大墓WKGM1，知悉大鼎出土地点在其西南隅约八十公尺处。1959年春对传出大鼎的墓葬进行钻探，确定了大致范围。” 研 究 大陆学者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政治挂帅，阶级斗争为纲，运用马克思五种社会形态学说，将夏商周社会属性定性为奴隶社会，奴隶与奴隶主的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一部分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在经历社会各种运动改造之后，仍或多或少地保留以往治学方法与传统，从而影响了50年代以后成长起来的部分青年学者。有学者以殷墟考古材料为基础推出早商文化的新成果（邹衡）。台湾学者多沿续前辈学者的学术方法与传统，就大鼎研究而言，更多的是古文字学者对铭文释读讨论。 参与大鼎介绍与研究的学者来自古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冶金等不同学术领域，以平庐《司母戊大鼎（封面说明）》、曾昭燏《司母戊鼎前言》、于省吾《司母戊鼎的铸造和年代问题》（《文物精华》第三集，文物出版社1964年）、杨根、丁家盈《司母戊大鼎的合金及其铸造技术的初步研究》（《文物》1959年第12期）、金祥恒《释后》（《中国文字》第三卷，1962年12月）等学术文章为代表，较以往成果有新的补充认识。 制造技术 铸造大鼎需要几百甚至上千的奴隶组成数百个小组，使用“将军盔”那样的炼锅，把炽热合金液倾注范中铸成。反映出古代劳动人民的创造智慧（曾昭燏）。 有学者（杨根、丁家盈）推测大鼎的铸造工艺过程采用组芯（泥芯，又称内胎或内范）的造型方法。参照《天工开物》的记载，推断工艺程序为陶土制模（描绘雕刻花纹，焙烧增加坚固程度）；制范（据铸痕推测，鼎身八块，每条足三块，底及内各用四块，焙烧坚固）；在地坑中拼合内模、外范，在范四周填以泥土，焙烧坚固；使用四十个大坩埚溶铜浇入连接鼎足浇口（两个浇口，用一足作为排气冒口，或者鼎底的两道痕迹也可能是排气冒口）的土槽筑成。据鼎耳下部取样进行光谱定性分析和化学分析的沉淀法，测定合金成分铜84.77%，锡11.64%，铅2.79%，另外还有微量的铁、铬、锌、砷、硅、钙等元素，应是铜锡矿石中的杂质。这一合金成分与六齐中钟鼎之齐比例接近，较商代早期铜器锡的含量（7.1%）明显提高。 大鼎铸造工作场面大，参与人员多（坩埚一百五十人，加上制范、运输和管理，将近二三百人），需要精密的计算和配合；推测耳、鼎可能是两次铸造；空心足（最后约一二十厘米）与鼎壁厚度接近，使冷却收缩时产生的应力一致，以免连接处开裂，也减轻了重量，节约金属。 随后有学者（于省吾）通过观察，认为鼎腹四面用八块范，底四块范，每足两块范，共计二十块范；鼎耳、足约三分之一的最下部分，是单铸后加上去的，不知用范若干块；耳是空心，内有范土；曾被报道的鼎身一侧面右上角有一不规则三角形的铜壁，当为补铸痕迹。 文物保护工作主要是对司母戊鼎进行修复，用化学方法处理铜疾（绿色粉锈），仿制装配缺失1耳。 铭文考释 多数学者沿用“司母戊”称名。有主“司”学者认为司作祭祀意（平庐）。 台湾学者专文对将卜辞中“ ”释为司，作“祠”意的认识提出反驳，认为当释“后”，意为受祭对象；列举卜辞中“龚后”“后母”“母后”“后癸”“后辛”等辞例作为“ ”释为后的论据；卜辞、殷周金文或有写作“ ”形，是正反书之证，实为一字；认为后字源于石，借石为后，据传世文献《尚书》《左传》《礼记》记载，认为借“后”为皇王帝后之称，遂借为皇妃之后；在有些卜辞中假借为祀，或叚作祠。因此，大鼎铭文当释“后母戊”（金祥恒）。另有台湾学者认为母后，叚司为后，作祀之用，为尊崇意（丁骕《说后》《中国文字》第七卷，第31册，国立台湾大学文学系编印，1969年）。 有学者将安阳殷墟五号墓（又称妇好墓）出土部分铜器铭文、石文释“后母辛”“后辛”，并引春秋时叔夷镈讲成汤伐夏后，后字也写成司，古文字没有左右向的区别为据。认为后字专属于王后，或为武丁之后。据此主张将“后母（女）”合为一字，写作“ ”，作王后意。铭文释为“后戊”（《安阳殷墟五号墓座谈纪要》唐兰发言，《考古》1977年第5期）。 按，金祥恒，1918—1989年，浙江海宁人。毕业于浙江大学国文系。曾任台湾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甲骨文研究。是年44岁。《释后》一文，以较为充实的材料为邵慎之首提“后”说做进一步的论证，对“后”说渐起具有较大影响。 母戊，有学者考之盘庚迁殷后有武丁、祖甲、武乙配名戊者，从字形特征认为是武乙配，文武丁兄弟行为母做器（平庐）；或认为也有可能为帝乙配（陈梦家）。有学者提出可能是指武丁的法定配偶，或祖甲的法定配偶，做器者可能为武丁子祖庚、祖甲，或祖甲子廪辛、康（庚）丁（杨锡璋、杨宝成《从商代祭祀坑看商代奴隶社会的人牲》《考古》1977年第1期）。或认为是武丁的配偶妣戊，怀疑是卜辞常见的妇妌（唐兰）。 编年定位 有考古学者依据当时能够见到的殷墟考古材料，首次对殷墟文化进行分期，据青铜器主要纹饰饕餮纹尾部下卷、铭文笔道波磔等特征判断大鼎属于殷墟文化第三期（邹衡《试论殷墟文化分期》《北京大学学报》（社会哲学版）1964年第4、5期）。或因“司母戊”与殷墟五号墓中出土的青铜器铭文“司母辛”书法风格、字体特征、铭文顺序雷同，认为其年代可提到殷墟前期。或认为五号墓中出土的青铜器群并非同时，依时代早晚可以分为三组，在殷墟文化编年中分属二期3组、三期4组、5组（分别见《安阳殷墟五号墓座谈纪要》杜廼松、邹衡发言，《考古》1977年第5期）。 度量数据 尺寸改为公制单位。重一千四百多斤（或875公斤稍低、1750斤稍低），连耳高137厘米（或132.8厘米、133厘米），长110厘米（或116厘米、106厘米），宽77厘米（或71厘米、75厘米、75.5厘米、76厘米、78厘米、79厘米），足高46厘米（或47.3厘米、51厘米），足径15厘米（或14.3厘米），足外周径40厘米（下）、61.4厘米（上），壁厚6厘米（或说厚度各部分不同）。为大鼎中最大最重者。 图案内涵 将以往通称夔龙纹部分改称饕餮纹（平卢）、兽面纹（于省吾），部分纹饰具体识为虎（平卢、曾昭燏、于省吾）、牛首（平卢）、蚕纹（平卢），带羊角的兽面纹（曾昭燏）、鱼纹（于省吾、曾昭燏）、蝉纹（平卢）。以往所称龙脊改称稜（平卢）、直棱（曾昭燏）、翅（俗称腓子，于省吾）。 综上，这一时段有关大鼎的度量、图案和铭文的认识较以往具体深入，首次依据殷墟文化分期排定大鼎的编年位置，通过观察和科技手段探讨铸造工艺，开拓了大鼎研究路径。参与研讨大鼎的作者群来自古文字学、考古学、历史学、冶金等学术领域，多学科联合研讨大鼎的学术问题，为相关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 （作者单位：中国国家博物馆） （全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15年7月3日第6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