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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王朝是中国最早王朝，牙璋被公认为夏王朝核心玉礼器。[1]最早「中国」一词，出现于西周初期青铜何尊的铭文，其中「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下，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2]这里所指中国空间是洛阳盆地，估计「中国」一词的起源，可上溯到商代以前。 一九九○年冬香港北山堂利荣森先生支持我校田野考古工作，从南丫岛大湾发现商代玉器牙璋，被学界誉为「国宝」级文物。[3]在一九九四年、二○一六年，我们先后举办两次国际牙璋会议，后者是去年十月与北京大学共同主办，由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承办，在郑州召开会议，成果美满。[4] 我们这次展览，以牙璋说明夏商早期中国国家起源的关系。 从一九九○年迄今二十多年间，八千里路云和月，漫长东亚牙璋考察之旅。我们循各地出土牙璋，进行深入的调查，到二○一六年十月完成了中国黄河、长江、珠江和越南红河流域牙璋的实物拍摄和分析，其间奔波于数十处野外遗址、博物馆和研究所仓库，经历种种困难和艰辛，终抵于成。这次为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五十周年所庆的牙璋分布图展览，展示东亚初期国家的模式的出现。黄河流域在龙山文化晚期阶段，牙璋等玉器已相当发达。 经过二十多年我们与国内外学者共同研究，对牙璋发展的历史，现今有了比较全面了解。 1.距今约4500年前后，牙璋首先出现于山东地区大汶口及龙山文化的遗址中。山东是牙璋的起源地。[5] 2. 在距今约4000年后，山东牙璋扩散从黄河下游逆向，经中游转入陕西省，最后更深入上游的甘肃西南地区。此中，陕西石峁古国晚期的阶段，牙璋出现大型化，有龙形扉牙，最长的可达到约50公分。甘肃齐家文化的牙璋，可能来源于石峁的影响。[6] 這是牙璋第一次主要自黃河由東而西的擴散，打通黃河間東西的古道，可視為日後北緯35゜範圍三代秦至北宋歷代王都分布空間的先導。 3. 在距今约3700－3600年前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被认为是夏王朝晚期的国都，承石峁古国的影响，二里头牙璋呈现巨大化，已成为成熟王室宫庭礼仪道具，折射国家政治制度的存在。[7] 这是牙璋第二次由西而东逆向的扩散。石峁、花地嘴、二里头等遗址出土的牙璋，关系密切。 4. 从中国长江、珠江、越南红河流域出土牙璋特征综合的分析，显示在距今约3500－3000年前，二里头牙璋向南发展，经南阳盆地到达汉水流域，进入长江水系，再分西南与东南两支扩散[8]。西南一支由四川盆地直抵越南红河三角洲；东南一支到达湖南及福建两广，远及环珠江口香港南丫岛。南丫岛大湾出土商代早期牙璋，是已知中国唯一岛屿上发现的牙璋，诉说商文化在沿海早期扩散的故事。第三次牙璋大规模向南扩散，意味着南中国与东南亚北部进入青铜时代文明的开始。 初步综合牙璋研究两点的认识： 1. 〈尚书．禹贡〉记载，大禹治水，足迹所至，画为九州。古人称之为「禹迹」，就是最早华夏的天下。近代史学把「禹迹」作为神话或者传说看待，无从证实。古文献禹迹记载，是否空穴来风？王国维谓：「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9] 近二十年考古学发现牙璋分布，竟然比「禹迹」的空间有过之而无不及。今天我们可以把「禹迹」与牙璋扩散事实相提并论，两者覆盖广袤的范围，又与日后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版图，大致吻合，意味深远。李零在《茫茫禹迹》中指出，九州禹迹是一种不断被改造的历史记忆，成为中国的符号。[10] 现代考古学日新月异，科学发掘夏王朝核心玉礼器牙璋，成为早期中国国家文化的符号。「九州不仅是一种地理概念，也是一种文化概念」。（李零，同上书）前些年，国学大师饶宗颐教授引用《淮南子．泰族训》，「左东海、右流沙，前交趾、后幽都」，以为晚商人疆土范围，「完全符合事实」，[11] 独具慧眼。正如傅斯年所说：「地下所含无限知识，实不在文字也。」[12] 2. 夏商牙璋分布，展示在政治文化上初期东亚及中国世界秩序的雏形。牙璋分布共同区域，可能分享着近似国家政治思想的理念，显示「吾土吾民」共同意识的逐步形成，其中包括可能在各地政治语言上的沟通。二里头王都设计中轴线的规划，建中立极，[13]是王权至上中央集权思想的体现。以中原中心二里头牙璋特殊风格，在东亚数千公里范围内的波及，反映二里头政权成为此广域政治文化首领的象征，二里头为中心中国世界秩序雏形，横空出世。我们认为牙璋分布与春秋以后「大一统」主义，两者间存在有思想内在脉络的传承；秦汉后倾向「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东亚地区纵横数千公里超巨型帝国一统局面形成，起着重要的影响。 中国是人类历史国家制度创建的先进地，在政治制度起源探索上，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众所周知，今天中国是中央集权的泱泱大国。世界著名政治史学家弗朗西斯．福山指出，中国发展到秦代，已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现代的国家。他追问为什么数千年来中国的统治，都倾向选择强大的中央政府的模式，而不是四分五裂的小国？[14]我们相信，通过牙璋的研究，亦即对夏商周国家政治深入的探索，可为这个重大问题找到源头和解释。（2017.01.20） 原载：《盱古衡今──郑德坤教授百十诞辰纪念》，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出版，页30－33，2017年2月。 [1]孙庆伟：〈礼失求诸野──试论「牙璋」的源流与名称〉，《金玉交辉──商周考古、艺术与文化论文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会议论文集之十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3年11月，页467－508。 [2]董珊：〈何尊〉，《赫赫宗周》蔡玫芬、蔡庆良（主编），国立故宫博物院，2012年，页44。 [3]李果、李秀国：〈南丫岛发掘散记〉，《文物天地》，1991年第4期。 [4]邓聪（编）：《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年。邓聪、顾万发（主编）：《东亚牙璋图展》，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2016年。汪永基：〈史前玉牙璋研究有新说，或为解开早期国家之谜的一把钥匙〉，新华网2016年11月6日。（http://news.xinhuanet.com/local/2016-11/04/c_1119853508.htm） [5]邓聪、栾丰实、王强：〈东亚最早的牙璋──山东龙山式牙璋初论〉，《玉润东方：大汶口－龙山．良渚玉器文化展》，文物出版社，2014年，页51－62。 [6] 邓聪：〈牙璋在中国西北的扩散──甘肃牙璋〉（待刊稿）。 [7]邓聪、王方：〈二里头牙璋（VM3:4）在南中国的波及〉，《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5年第5期总第142期，页6－22。 [8]邓聪：〈中越牙璋竖向刻纹辨识〉，《三星闪烁金沙流采──神秘的古蜀文明》，香港文化博物馆，2007年，页40－55。 [9]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文集》第四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页2。 [10] 李零：〈自序〉，《茫茫禹迹》，三联书店，2016年，页3。 [11]饶宗颐：〈由牙璋分布论古史地域扩张问题〉，《中华文化论坛》，1994年第1期，页81－82。 [12]傅斯年：〈本所发掘安阳殷墟之经过〉，《傅斯年全集》第四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 [13]许宏：《最早的中国》，科学出版社，2009年。 [14]Francis Fukuyama,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 from Prehuman Times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1, p. 1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