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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考古大家石兴邦先生在九十大寿之后出版了自己的考古论文集，这部文集不仅因部头厚重而显分量，更因为它的科学分量而显厚重，这是石先生一生考古探索的总结。文集收录的论文，侧重中国史前考古的研究。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了一个勤谨奉献的考古学家的心路历程，可以回味中国史前考古经历的近百年的故事。收入文集中的史前考古研究论文，大略可以分为五类，一是史前史及方法论研究，二是中国新石器文化体系研究，三是史前环境与生业形态的考古研究，四是史前信仰与传说的考古研究，五是中国文明形成与发展的考古研究。这些研究又彼此贯通融会，互为表里，相得益彰。 不能不说，在考古界虽然是德高望重，但在公知领域石兴邦先生的成就比他的名字更知名。上世纪50年代发现的陕西西安半坡遗址，念过书的人应当都知道，而半坡的发掘提领者，正是当时才刚刚三十岁的石兴邦先生。半坡的历练，半坡考古范式的创立，让他很快成长为中国一流的田野考古学者，也使他开始了行走天下、解读地书足足六十年的旅程。这个半坡考古范式，并没有什么人用力倡行，却一直引领着中国田野考古的行进方向。从半坡开始，石兴邦先生就用一柄手铲，发掘远古尘封的细节，细细解读史前中国的那些未知情节。 仰韶文化发现30年之后，半坡遗址的发掘使得学者们真正有可能重新细致认识了这个考古学文化的内涵，这是中国新石器考古第一次发现这么丰富的资料，也是第一次比较全面地揭露一处考古遗址。石兴邦先生由半坡作为切入点，在《西安半坡》中就仰韶文化的类型、年代和渊源进行了深入探讨，同时讨论了氏族公社制度、原始宗教信仰、粟作农业起源、彩陶发展演变诸多重要课题。半坡的发掘使仰韶文化的类型研究成为可能，确立了半坡类型，主要内涵属仰韶文化早期，这是区分不同时空范围的仰韶文化的开始，使得仰韶文化的研究进入到一个新的层次。也正是由半坡发掘梳理仰韶文化开始，对于中国史前文化体系的研究已经打下坚实基础。1959年石先生在《黄河流域原始社会考古研究的若干问题》一文中将仰韶文化按地区与时代不同反映出来的差异划分为两个类型，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因之确立。起初学界主要扛鼎者并不同意这划分类型的思路，以为将问题复杂化了。现在很多学者都将半坡作为一个独立的考古学文化命名了，确实它与安特生最初发现的仰韶是不相同的，正因为如此，划分类型就是势在必行的了。这个研究方法一经公布，有力推进了仰韶文化研究。研究者通过这个途径认识了仰韶文化在不同区域间的异同，区分出典型仰韶文化和受仰韶强烈影响的文化类型。这个方法还影响到后来包括龙山文化在内的其他许多新石器文化的研究，如果没有地区类型划分，中国新石器文化的研究就不会有今天这样完整的体系和清晰的脉络呈现出来。 半坡遗址的发掘意义深远，它是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的意义还不仅仅是深化了仰韶文化本体的研究，它为中国新石器考古研究建立了一个重要的模式，也是中国全景式聚落考古的一个开端。这个模式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检验，当现在已经拥有了数十部史前考古发掘报告时，才发觉我们依然没有违越这样的模式。半坡的发掘过去了这样久的时间，关于半坡的研究仍然在继续，半坡是出现在学者们论著中频率最高的新石器考古遗址名称。半坡同时也因为半坡遗址博物馆的建立而深入到公众的知识结构中，许多国人是通过半坡开始认识史前中国的。半坡遗址的发掘标志中国史前考古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它生发出许多的课题，也成就了许多的学者，这其中的佼佼者就是石兴邦先生。 在半坡遗址发掘之后的30年，中国史前考古又有了许多新发现，新的发现不限于仰韶，也不限于黄河流域，如何梳理和认识这些新资料，成为许多学者首要考虑的问题。对中国新石器文化整体框架的研究，有许多学者进行过尝试。主要地区的文化谱系得以建立，这个体系不断得到补充和完善，研究也不断深入。在研究过程中，曾经出现过二分、三分、四分和六分说等等一些不同的学说，显现出学者们不同阶段的不同认识维度。 20世纪70年代之末，通过对长江流域的史前文化进行数次系统考察，石兴邦先生开始构建中国新石器文化体系的轮廓，提出另一种三分说。1980年石兴邦先生在华东地区考察时以《关于中国新石器文化的体系问题》为题作了专场学术报告，从生态文化学的角度，将中国新石器文化分为三个大板块，每一板块又分成若干文化传统。石兴邦先生认为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体系形成于7000多年前。他将这个体系分作三个系统：一个是以稻作农业为主的青莲岗文化及南方文化系统诸部族；二是黄土高原的垦殖者、以粟作农业为主的半坡仰韶文化系统诸部族；另一个是以狩猎畜牧或游牧为主的北方细石器文化系统诸部族。这三个系统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融合，最后形成了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庙底沟氏族部落文化，它是华夏族最早的原始文化核体，在与周围诸部落文化长期接触的过程中，不断地发展成长，经过了三个发展阶段，上承半坡、大汶口和青莲岗文化之余绪，下启龙山文化氏族公社之基，最后发展到夏、商、周三代青铜文明。 石兴邦先生的三分说，更概括，切实，无遗。石先生对中国新石器文化体系的研究，有自己的理论视角和方法论。他强调由自然环境史和大经济史的研究出发，考察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和文化史，重视神话传说提供的线索，重构信仰传统，进一步探索文明起源与国家形成。这样的史前史研究思路与实践，为后人提示了完整的方法论，是石先生在学术上非常重要的贡献。 我们可以由石先生研究新石器文化体系的实践，看到他的学术思想不断完善的过程。1980年首先问世的《关于中国新石器文化体系的问题》一文，开始由环境与经济模式观察史前，划分出旧石器时代山林采集经济、中石器时代山麓过渡经济和新石器时代河谷农畜经济，这三个环境与经济模式的确立，构建起最基本的认识框架。由此石先生还特别提出新石器文化的产生，是人类由山林到河谷的迁徙过程中完成的，这种迁徙改变了环境模式，改变了经济方式，自然也改变了文化形态。当然这种改变并非是完全的，也会有以旧模式生活的群体，新旧群体之间会有互动，所以石先生特别指出，“中华民族的物质文化最重要的特点，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行为模式的标准，是在不同民族部落和民族文化共同体的不断频繁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形成的。”这个认识非常重要，也许可以看作是认知中国历史发展动能的一个重要基点。史前是如此，历史时期更是如此，中国历史应作如是观。 对于史前环境与生业形态的考古研究，石先生在1990年又发表《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与生态环境的考察》一文，对历史环境进一步作了动态考察。更深入探讨了中国新石器时代三个经济文化类型的生态环境带，即北部与西部的采猎经济文化带，黄河长江中下游农业经济文化带，沿海捕捞经济文化带。认为气候变化不仅影响生态环境，也影响到人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在气候由寒转暖的全新世早期，生态体现了采猎向农业发展的过渡特点，人类向低地向平原转移营建聚落，推动高级采集经济的发展，最后导致农业的出现。“在两大经济文化类型生态环境带之间的接壤地区，形成混合经济文化类型并随自然条件的变化而形成文化的变体。这些文化变体的中介类型，正在自然环境和接壤地区成为历史上文化交流的巨大纽带。”环境与文化的动态考察，对考古材料的理解又更入了一步。 收入文集中的《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体系研究导论》，约8万言长文，是石先生1998写成的一篇未刊稿。他重点讨论了人与地的关系，提出了三点认识：1，人类文化是生态环境的产物，生态环境是生存和创造的基地，是扮演文化史剧的舞台；2，人是文化创造的主体；3，古史传说与考古文化要整合研究。他用15个页面叙述山川湖海自然环境，分作三大板块，对考古文化、生态条件和历史民族文化进行了深入整合研究，进一步指出：1，黄河中上游高原地区，以仰韶文化系统为代表，为粟作农业文化区，为古代羌戎族系活动范围；2，长江中下游和东方沿海地区，以大汶口青莲岗文化系统为代表，古代夷僚（越）系统活动地区，为稻作农业文化区；3，北方沙漠草原及高寒地区，以细石器文化传统为代表的采猎牧畜经济文化，为古代胡狄族系活动地带。他说这是从文化空间地域划分出来的第一个层级，还有第二个层级，是三大经济文化区之间，还有三个中介文化带：1，与淮河一线平行的稻作与粟作农业混交带；2，西南横断河谷文化带，稻作与畜牧中介文化带；3，东北粟作与采猎经济文化带之间的中介文化带，如辽河流域兼有农牧特点的文化。这是对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体系更加细化的研究，文中附有详尽的图示与表示。 由实践得出的认识，还要接受实践的再次检验。为着探讨环境变化对人类经济与文化带来的影响，石先生又由细石器文化的研究入手，为考古打开了一扇明窗。他在上世纪７０年代还专为组织了一支考古队，在山西中条山一线开展调查发掘，连续几年的工作获得丰硕成果。2000年在《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文中，根据考古实践提出21世纪的重点课题首要的是细石器革命与农业起源问题研究，二是考古文化与历史文化的整合研究工作，还有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的研究等。在学界习惯于将细石器仅作为一项石器制作技术传统研究的时候，石先生主要根据山西夏县下川细石器遗址的发现进行研究，2002年发表《中国的“细石器革命”及有关问题》（台北），认为中国细石器革命完成于20000年前，发生在中国腹地的山林原野之间，它的传播发展导致种植农业的出现，之后为北部沙漠草原地带不适宜农业文化的采集狩猎文化部族保留。“中国细石器革命具有世界性意义，随着生态环境的变化，华北部分细石器族群追奔逐北的动物群向东北亚和西北美陆续迁移，促进了大亚美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和建立，使蒙古人种开始向美洲开发和移植。”有了这样的认识，中国细石器文化研究因之有了更开阔的视野。石先生进一步指出，“仰韶和前仰韶时代的农业文化是从下川文化晚期的高级采集文化发展而来”。在高级采集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孕育了农业文化的萌芽，这就是采集农业的出现，细石器的制作正当此用。这样看来，细石器技术的出现，主要与采集农业有关，而非只是与狩猎活动有关，这一点我们许多人在认识上还没有及时更正过来。 为着进一步探索史前农业的发展，石先生又有了新的筹划，他将在山西地区探索细石器文化的原班人马带到了关中地区，希望通过发掘前仰韶文化遗址来深入了解。他的愿望没有落空，陕西临潼白家村文化遗址的数年发掘获得丰硕成果，石先生将他的研究写成《前仰韶文化的发现及其意义》一文，认为前仰韶文化研究的意义，“一是寻找仰韶文化的来源，一是揭示了黄河流域农业文化较早阶段的面貌，为探寻农业的发源地，寻找粟作的起源”。前仰韶文化的探索，临潼白家遗址的发掘，是又一个田野考古研究范本。初具规模的农业文化，它与采集文化下川文化大约有10000年的时间之差和1000米的高程之差，这正是采集向农业转变的时空段，石先生由此指出了农业起源研究的明确方向。 对于史前考古研究，虽然一般考古学家都刻意回避与传说中的上古史比对，但也不甘于自己构建的考古文化有如空中楼阁一般，说不明白创造者究竟是谁人。石兴邦先生没有采取回避的态度，他很早就将考古文化同上古信仰与传说联系起来研究，他也一直倡导考古与古史的整合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构建出中国的史前史来。 石先生关于考古与古史的整合研究，开端于传说时代的信仰问题研究。由于半坡遗址的发掘获得一批重要的彩陶标本，这使先生很早就开始关注彩陶意义的解释。他认为仰韶文化彩陶上的纹饰，是不间断地在一定社会意识形态下存在和发展下来的，是原始艺术创作中“唯一可追求本源的一支，是独成体系的”。1962年在《有关马家窑文化的一些问题》一文中，石先生从彩陶纹饰的演变入手，解释了鱼纹和鸟纹的象征意义。循着这样的思路，石先生对史前艺术题材进行了系统梳理，许多鸟形艺术品引起了他的注意。1989年石先生发表题为《我国东方沿海和东南地区古代文化中鸟类图像与鸟崇拜的有关问题》的论文，全面观察出土鸟形图像，东部和东南地区的鸟崇拜和鸟生传说，概括为三方面的意义：有关图腾崇拜，巫术之灵物，生产活动祭牲。东部以图腾崇拜为主，东南稻作民族则以鸟的精灵崇拜为主，而鸟生传说与图腾崇拜相联系。鸟崇拜可以追溯到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东南是这崇拜最为发达的地区。 对于彩陶的深入研究又让石先生有了新的发现，我们在2008年又读到了他的论文《中华龙的母体和原形是“鱼”》，可以看作是鱼纹彩陶研究的一个总结。他说半坡彩陶上的鱼纹，就是《山海经》有载的陵鱼，或称“猪嘴鱼”，应当是半坡人的氏族神。宝鸡后来的 国，西周还有陵伯铜器出土，应当都与史前部落相关。更重要的是，石先生认为红山文化之玉龙和相关变体，都属于鱼龙系列。由此他主张“鱼龙说”，认为“中华龙的母题和原型是鱼，就是仰韶文化的鱼发展演变而来的”，所谓“鱼龙变化”之说正渊源如此。 由鱼形和鸟形艺术的研究入手，是非常有见地的学术思维。鱼与鸟是艺术永恒的主题，远古时代的信仰，在中国重点体现在这里了，后来他人的一些研究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与此同时，古史的整合研究也在进行之中。石先生1988年发表《试论尧舜禹对苗蛮的战争》，将传说时代与考古发现进行整合研究，认为“传说是远古历史在人们记忆中的反映，中国国家出现前的这一段史迹，考古与传说是可以互相印证的。”许多上古传说的内容都与早期国家形态有关，石先生推定“中国国家的形成，大概是在龙山文化时期”。而文中侧重讨论了江汉地区的考古资料，认为“苗蛮系统的古老文化是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是对应黄河文化的长江文化代表。 对于更早的黄帝传说，2005年石先生有《论“炎黄文化研究”及有关问题》一文探讨。他认为“史迹、文献和考古遗存等多种资源基本是整合的，其内容十分丰富，是我们民族历史文化的库存档案，是我们取之不尽、掘之弥深的文化资源”。2007他又发表《黄帝与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通过进一步研究揭示炎、黄、蚩尤同种同根。他认为中华民族形成的特点，是“一元多支和多支融合而形成”，“不论黄帝与炎帝，还是黄帝与蚩尤之间的部落融合战争，由于都是一脉相承的种系，具有文化、血缘与人种的同一性。” 正是透过史迹、文献和考古遗存之间的联系，让我们可能开展中国文明形成与发展的研究，这中间考古研究是主心骨，考古学者要承担更重的责任。在考古探索过程中，方法论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石先生也在一直强调、一直实践方法论的建设。1993年石先生《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的逻辑概括》中，就强调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文化体系”。他提到要不断吸收其他学科如人类学、历史学、民族学等学科的成果与方法，大力拓展学科的思维空间和课题视野。我们也高兴地看到学界在这些方面的努力已经取得明显成果，今后也一定会有更多超越前人的发现与研究成果问世。 一部不断更新的中国史前史，浸润着一代一代考古学家的汗水与智慧。在这些考古学家的前头，可以看到曾经那样忙碌的石兴邦先生的身影，我们应当记住这些用手铲解读历史的不辞辛劳的学者们。 （原文刊于：《文物》2015年第1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