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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传统和小传统”的概念是由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芮德菲尔德在1956年出版的《农民社会与文化——人类学对文明的一种诠释》一书中提出的。大传统指代表着国家与权力，由城镇的知识阶级所掌控的书写文化传统，小传统则指代表乡村的，由乡民通过口传等方式传承的大众文化传统。面对丰富多彩的中国古代文化现象，大小传统理论为我们全面、深入理解中国古代文化面貌及其发展史提供了有价值的思路。 大小传统文化共存现象在中国古代应该是一种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正如余英时所说：“如果从中国史的考察入手，我们将不难发现，这些人类学家所惊诧的‘新经验’在中国实在是很古老的文化现象。尤其重要的是中国古人不但早已自觉到大传统和小传统之间的密切关系，而且自始即致力于加强这两个传统之间的联系。”从古代物质文化遗存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反映国家权力与精英意识的遗物和反映普通民众生产、生活与思想、信仰的遗物之间的区别。 大传统与小传统理论对三代考古学文化研究的启示 大传统与小传统的概念和基本理论对我们理解夏商周三代的考古学文化，多视角多层次地去分析不同类别物质文化的性质，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并立体地认识三代社会具有重要启发。具体到物质文化遗存上，我们认为，具有浓厚的象征色彩，扮演着独特政治工具角色的礼器及其所反映的礼乐文化、文字等大约可以代表文化大传统，而基本担负日用功能的陶器、民间信仰遗存等大致代表了文化小传统。从大小传统理论来理解三代时期礼乐文化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以青铜、玉质礼器为表征的礼乐文化具有广泛的一致性，反映了当时已经形成具有广泛认同的文化大传统；而以陶器为表征的不同区域日常生活方面的物质文化面貌则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即各区域有自己的文化小传统。两种传统的形成机制和文化含义各不相同，前者具有国家权力、官方意识形态等上层文化色彩，后者具有区域文化、民间传统和日常生活等下层大众文化色彩。大小传统文化之间是互补共存关系，而不是对等排他关系。 如果以上说法有道理的话，那么，我们现在基于陶器器型及组合特征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主要是反映当时各区域之间日常生活和下层民众文化的差异，并不能反映国家政权和官方文化认同的差异，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划分与政治体和国家认同并没有必然的对应关系。直白地说，基于陶器特征的考古学文化未必代表古代某个国家，甚至也不等同于某个民族。 考古学文化与国家、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值得仔细推敲和深入思考的问题，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先秦考古学的核心理论问题之一。 三代文化大传统的形成及大小传统的共存 在中国古代，不同区域文化传统的形成远早于商周时期。苏秉琦、张光直、严文明等先生关于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研究及由此提出的文化多元观点已被学术界广泛接受。他们还提出，新石器时代各文化区虽具有各自强烈的个性特征，但随着不同区域文化的频繁接触，各文化区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一个大的“中国相互作用圈”。从考古发现可以看出，从龙山时代开始，“多元”文化渐渐走向“一体”，至夏商周三代时期，某种层面的文化一体化初步完成，其突出特点就是礼乐文化、礼乐制度及其物质化的表现——礼乐器、宗庙建筑等，我们可以称之为“礼乐文化圈”。这种礼乐文化可以视为三代文化的“大传统”，即一种官方的、主流的文化。但在这个大传统下仍然存在着因环境、语言、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异而形成的许多区域文化小传统。如果从考古学的视角看，以考古学文化最常见的陶器风格和组合为标准，在夏商周每个时期都存在许多区域文化。这些陶器特征的差异正是我们划分考古学文化类型的主要依据。 一个区域的文化传统一旦形成，是很难被完全放弃和割裂的，即使它在政治上不能占据主导地位，也会作为地方文化小传统，以各种方式被传承，并发挥着某些作用。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在民间的生活中有种种思想信仰和活动，士大夫是看不入眼的，认为不雅驯，而没有被采用，未成为大传统。这部分依旧在民间活动，凡是到民间去观察的人还能看得到，而且在民间是公开的，不受限制的，这些就是我所说地上的小传统。但有一部分是犯了统治阶级的禁例，不能公开活动，但是在民间的信仰里还是保留着，只是大人先生们不屑看或视而不见。这些我认为可以包括在地下的小传统里。”如果认真分析长江流域从早期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到楚文化盛行的不同于礼乐文化的巫鬼信仰，就能很明显地看出这种区域文化传统的传承和影响。 从大小文化传统视角重新认识三代的文化关系 研究夏商周三代以后的中国历史，我们在关注具有一致性的文化面貌，占据上层主流地位的大文化传统时，要承认不同区域、居于社会下层非主流地位的各种小文化传统的存在，并予以重视；另一方面，我们在研究不同区域小文化传统特征和彼此差异时，要重视对它们之间的共性及其背后原因，即文化大传统的研究。只有对大小文化传统进行综合考察，才能更全面地理解中国历史发展过程。在考古学研究中，尤其要注意纠正那种“抓小放大”的倾向。试以夏商周三代考古为例，我们不仅要关注以陶器特征和组合为标准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的划分和研究，而且要对以青铜礼器为主要特征的“礼器文化圈”及其所反映的意义予以重视。两者之间反映出怎样不同的文化意义、社会行为和人际关系？彼此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从大小传统理论来看，陶器文化与铜器文化虽然有关联，但彼此的社会作用和象征意义是有明显区别的，我们的研究不能一概而论。 此外，从大小文化传统的视角来看，夏商周三代政权的更替不是一个文化代替另一个文化，而应该是不同区域文化在认同、接受文化大传统的过程中不断壮大自己，夺取主导地位的同时，又以自己的文化不断补充、修正和发展着文化大传统。正如赵辉先生所总结的，“业已从考古学角度明确分辨出夏商周分别是三种有联系、却不相同的考古文化，各有自己的发祥地，彼此都有一定的并立共存期。三者的关系，并非‘父子’，却似‘兄弟’。按照苏秉琦先生的说法，长期以来，我们的历史教育中存在一种‘大一统观’，将夏、商、周、秦、汉视为一脉相承的改朝换代。这种观念虽然不断遭到质疑，然最终使之化为陈腐者，全赖考古学的证据。” 这种大小文化传统的互动现象在后来的历代王朝更替和各种族群之间的互动、融合过程中不断上演，由此，中国文化在不断调整变化之中广纳百川，融合创新，保持活力。 （徐良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作者详细信息 http://kaogu.cn/html/cn/renyuanxinxiku/2013/1026/43762.html ） (《中国文物报》2014年4月25日6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