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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随着公众考古理念的深入，考古知识普及读物越来越多地得到考古内行人的重视。然而，如何写出既不媚俗又生动有趣的通俗性读物，是个值得思忖的问题。  什么是考古读物 一般来说，考古专业内人士大量接触的是考古学文献，这些是介绍考古发现、探讨考古学研究和进行学术交流的工具，因此它们应该具有科学性、逻辑性、创造性和学术前瞻性等特点。 而通俗性考古读物则并不要求所含信息一定是有前瞻性、创造性的，甚至它的表述也不囿于必须是“科学性”的表达。它更倾向于考古信息的普及，特别是如何让受众理解。这也就使得它更倾向于自身所蕴含信息的被接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与考古“内行”之间进行学术交流的读物有着本质上区别的。 谁是通俗性考古读物的受众 作为公众考古的一种实践方式，通俗性考古读物应该面向公众、面向社会上所有的人。那么在实际操作中，通俗性考古读物真的能面向所有人吗？ 事实并非如此。虽然说从考古人的考古学变成大众共享的考古学，是新时代的新要求和新景象，但是这里的“大众”绝不意味着所有人。那些将正常的考古发掘一律视为“盗宝”“挖墓”而表现得很“愤青”的人，对他们开展公众考古可能还是有些一厢情愿。 这里可以借引“共同富裕”的理念。让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先接受考古、了解考古，然后先接受者带动后接受者，先了解者带动后了解者，最终在全社会形成“尊重考古”的前提下，实现共同“考古”。区分“先行派”和“未来派”，不但有助于明确并满足目标受众的需要，有利于信息更好地传播和接受，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公众考古的媚俗化。 那么谁是公众考古首先要面向的“先行派”群体呢？应该说，随着目前整体社会知识水平的提高，对考古青眼有加的并非少数。近年来，有关考古发掘的新闻一再成为热点，即是明证。高蒙河教授在《中国考古的典型案例》中提到，贾兰坡先生面向公众的考古读物《中国猿人及其文化》总印数高达 35400 册，吴汝康先生的《人类的起源与发展》总印数更是达到了创纪录的220550 册。这些数据背后是庞大而广泛的对考古感兴趣的群体，这些可视为“先行派”的资源。 那么这么多公众为什么会站在“考古”的门窗外向内张望呢？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兴趣。兴趣是学习的最好导师，也是学习的原动力。正因为有兴趣，才愿意在风雪立中宵，只盼考古能微露倩影。可他们又为什么只能站在“考古”的门前窗外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很多相关文献读不懂、读不进去。究其原因，虽是双向的，但是主要的解决路径却不在受众。 面对如此庞大的受众，适用他们需求的图书却极少。对于初学者“看不懂”“看不明白”，如果采取置之不理，或强迫其读书的方式，其消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由此亦可见推动考古读物发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谁应该是通俗性考古读物的作者 毫无疑问，通俗性考古读物的作者首先应当是具有一定考古文博知识及素养，甚至是较高知识和素养的人。事实上，中国公众考古学的先驱者和力行者恰恰是李济、裴文中、贾兰坡、吴汝康等学术大师。李济先生生前最后一部著作就是介绍殷墟发掘概况和主要成就的通俗读物《安阳》。 正因为有着极高的学术素养，这些学者在写文章时能更好地把握材料，深入浅出。而正是基于他们的学术地位和学术严谨性，读者也往往对他们的作品有更大的信任和期待。许宏先生的《何以中国》一书完稿伊始，至少受到13万粉丝的密切关注，直至最后几乎是在万众瞩目的情况下华丽登场，出版发行。 对于考古人来说，如果仅有专业素养，撰写生动有趣的考古读物也非易事。《何以中国》之所以大火，一个重要原因是它让“外行”看到了“破案的瘾头”：一个历史大案——夏王朝到底存在吗？是不是中国最早？为什么中国出自中原，又是如何出中原的？随着轻松的文字，作者一一道来。 从这个意义上说，也许不妨将考古读物的作者视为考古的“说书人”。只有将故事讲得清、讲得好，将“黑脸”的龙山蛋壳陶、将“素胚勾勒出青花笔锋浓转淡”的明清青花瓷活灵活现地聊出来，才能称为合格的说书人和合格的考古读物作者。当然，《何以中国》虽然写得像故事书，但出自“严谨到保守的学者之手”，每句话都是有根据和负责任的。考古读物有趣幽默的基础仍必须强调专业素质。 怎样写一本受欢迎的通俗性考古读物 一本受欢迎的通俗性考古读物，首先它所提供的信息量应当是适度的，是能恰巧满足目标受众的。适度，不偏不倚，不多不少。这样的要求在实际操作中就会出现两个极端——远远超出读者的知识水平或者远远低于读者的知识水平。 有些考古读物单纯将“公众考古读物”理解为“简单的读物”“信息量少的读物”等，而完全低估目标受众的接受能力。就像强迫高中生反复进行加减运算一样，不足的信息量，会使读者失去继续读下去的兴趣，甚至产生侮辱智商的反感。 而远远高于读者知识水平的考古读物，过大、过专业的信息量超过了读者能够暂时搁置、继续阅读的程度，就会使得读者不得不从读物中走出来，转向网络、亲友、老师等以求答案。等再转过头时，读物已被闲置太久，以至于读者失去了原来的兴趣，甚至会因为阅读过于艰难晦涩而中途放弃。 为了使读物具有适当的信息量，读者和作者的互动就显得尤为重要了。而这也是一本受欢迎的通俗性考古读物应该具有的第二个特点——由信息的单向性输入转变为双向性互动。虽然《盗墓笔记》作为描述“盗墓”犯罪行为的文学作品颇受争议，但其仅在百度贴吧就拥有超过150万的关注度和近70万的讨论量，影响面之广是毋庸置疑的。抛开“合法”“非法”的争论，应当反思《盗墓笔记》为什么会大行其肆？ 显然，作为网络平台的连载书籍，它与读者间良好的互动应该是其成功畅销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因为网络连载，作者始终能接收到读者群体的反馈信息，读者便可以在潜移默化中实现对作者的反向信息输出。而在读者的讨论批评中，作者也能不断完善作品。通过连载的方式，可以通过读者的评价反馈来成功实现信息的双向互动，这为考古读物的写作提供了思路。考古读物亦可利用微博、博客、中文起点网等大众媒体，公布部分书籍来听取读者的意见。 当然，考古读物的专业性特点，使得它可能无法像小说一样迅速成文，或情节急转直下。对此，不妨尝试将初稿交予少部分目标受众试读、沟通、进而修正完善文稿。 其实，无论是连载还是试读，问题的关键在于思路的转变，即由作者→读者式的输出型，变为作者→读者→作者式的双向交流型。作为潜在的通俗性考古读物作者，业内的专家学者如果肯放下身段和读者沟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则一定会从他们那里获得极大的启发。 受欢迎的考古读物应当具有的最后一个特点，就是考古读物的趣味性。如果将考古读物包含的信息比作棉衣材料的话，那么趣味性就是棉衣的款式。如果棉衣款式老套，就可能会让人失去试穿的兴趣。一本受欢迎的考古读物，也应该既有学术操守、知识量，又注重它的趣味性，甚至可以形成某个作者独特的风格。 毫无疑问，通俗性考古读物作为不甚完善的公众考古学的一种形式，还是一个亟待关注的方向。哪些考古方面适合写成考古读物，具体如何操作才能将考古读物写得有趣，应该如何选取考古读物的试读人群，考古读物的具体形式更适合为书籍、报纸杂志还是新媒体等等。这些问题，不仅需要理论上的讨论，更需要吃螃蟹的人进行实际操作。 （原文发表在《中国文物报》2015年5月22日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