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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张忠培先生从长沙长郡中学考上了北京大学历史系。当时，历史系除了历史专业以外，还第一次在中国开设了本科考古专业。他接到的录取通知书上，要他选择读哪个专业。他便到长郡中学向他敬仰的一位讲授中国近代史的李昌董老师咨询，李老师说，你还是读考古好。于是，他就选择了当时他还知之甚少的考古专业。那一年他18岁，自此与考古结缘，走上了人生的考古求索之路。到今年，他已经80岁了。 大学四年期间，他只回过二次长沙老家，寒暑假几乎都在学校阅读当时不多的约20种杂志，一册一册挨着看，还通览了国内外考古论著，一点点朦胧地产生了日后对他一生的学术实践和研究影响至深的考古学应该“以物论史、透物见人，替死人说话，把死人说活”的思考。到1955年，他将有关受当时批判胡适思想的影响，同他所认识的哲学，就考古学的问题写成两篇文章，投递给《考古通讯》等刊物，一篇没被采用，另一篇只在内部刊用。这两篇文章虽然都没有被公开发表，却开启了他写作考古学术研究论著的先河。那一年他20岁，到今年，也已经60年了。 从那以后，他又在1956年西安沣西的大学考古实习中，运用学到的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方法，把自己挖到的7座西周墓做了排序，分为三期。虽也没有发表，但却是1949年以后第一篇有关西周墓葬的分期成果，这为他1960年参加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编写《中国考古学》工作，负责《商周——青铜时代》中的《西周前期》等编撰打下了伏笔。再后来，他本科毕业被选拔留校作副博士研究生并参与主持了陕西华县、渭南两地大范围区域性考古调查和对华县泉护村遗址、元君庙墓地的发掘。在导师苏秉琦先生指导下，分别于1959年下半年写出了《元君庙仰韶墓地》初稿，1960年底至1961年初合作完成《华县泉护村》初稿，1961年6月写出了《华县、渭南古代遗址调查与试掘》初稿，取得了以下诸多在当时并于后来被不断印证的重要考古成果： 一是元君庙墓地的发掘，改变了过去以一个遗迹为单位的做法，把整个墓地作为一个研究单元，开创了中国考古学全面揭露和研究墓地的新理念和新方法，成为国内外考古同行中率先通过墓地结构、合葬墓中人员的关系和墓葬与墓葬之间人员的关系来研究亲族制度的方式；二是在泉护村新发现了仰韶时代向龙山时代转变的过渡环节泉护二期文化，将所揭示的泉护一期文化遗存亦即西阴文化和元君庙半坡文化墓地分为三期和四期，以及半坡文化和他已经确认的老官台文化之层位关系，实证了“仰韶文化”源于中国本土的老官台文化，开启了中国探索前仰韶时期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先声，并通过类型学研究，首次确认了老官台文化—→半坡文化—→西阴文化—→半坡四期文化—→泉护二期—→荆村文化—→客省庄文化或三里桥文化是先后的同一谱系的诸考古学文化；三是华县、渭南古代遗址调查与试掘不但是考古学上进行“拉网式”大规模区域系统考古调查实践的领先之作，还通过这一工作和元君庙及泉护村的发掘，搞清了陕晋豫地区从老官台文化到东周的考古学文化序列。 然而，《元君庙仰韶墓地》、《华县泉护村》和《华县、渭南古代遗址调查与试掘》这三部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前后既已完成写作，到后来被证实是中国考古学发展进程中有重要影响的考古调查和发掘报告，却是经过了20多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之后方才陆续得以正式出版发行的。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叫人感佩，有的使人无奈，甚至还有的不免令人不快。 首先，以发现、整理、解释遗存为基本流程的考古工作，与认识客观事物的内在本质和运动规律的一般科学研究一样，都有其内在的规律性。而这在张忠培先生身上体现出来的，不仅是安贫乐道的学术态度，还要在“十年磨一剑”的磨砺和考验中，坐实务实求真的治学精神。回想当初，亦即1959年，他参照了摩尔根、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说法，很快就在发掘和整理之后写出了《元君庙仰韶墓地》初稿。他将墓地中的6排墓葬，解释为一个部落中的6个氏族的遗存，每个墓排是一个氏族墓地等。这一结论的得出，曾令他非常兴奋。他认为自己的发现实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头一次从考古学揭示出了中国古代也确实存在着母权制时代，自己把死人写活了。哪知当他怀着喜悦的心情，向苏秉琦先生汇报时，苏先生不但表情沉静，还在交谈中要求他去进一步做墓地分期研究。张忠培先生多年后谈到这段对他后来做考古学研究有转折性影响的过程时说道：“为这事我和苏秉琦搅了三四年，我就是分不出期来。”到了1964年，他用过很多方法却还是没分出来，可苏先生仍旧坚持自己的意见。“这怎么办呢？当天晚上我想万一能分出期呢，哪怕有万分之一的希望也不要丢弃，科研上不是怕一万，而是怕万一嘛！我就拼呀拼呀，一直拼到晚上两点钟了，大约是两个白天三个晚上基本上没有睡觉，终于把分期搞出来了，这个墓地分为两个墓区。”他对元君庙墓地的分期成功了，他不但发现了古人确实存在的墓葬排列规律，还为中国考古学第一次找到了解析墓地的途径，并由此养成了“让材料牵着鼻子走”而不是让材料“削足适履”于已有理论的研究理念，觅到了一把打开学术之锁的治学钥匙，迈开了沿着由此考古起点所确定的方向走出自己的路的坚实脚步。通过这一过程使他认识到，考古学研究既不能回避出现的矛盾问题，尤其是与原来设想、认识相矛盾的问题，还要特别注意发现新的问题。而认真解决这些问题或矛盾的过程，获得这些成果所付出的时间，已从1959年下半年写出初稿，过去了大约四年之久。 其次，造成一部论著从写作完成到公开发表需要较长的时间过程，还有一个重要的社会原因，就是张忠培先生那一、二代知识分子自身所无法回避的特殊政治时代。可以说，不但上述三部考古报告的经年出版，是苦于那些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其他同期文章的遭遇也无不尽然。譬如《元君庙墓地反映的社会组织初探》一文，写作完成于1964年夏，曾准备作为代表北京大学考古教研室参加当时正在筹建的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上宣读，但却因为“四清”运动和“文革”的爆发等，一直推迟到1979年4月才能提交给中国考古学成立大会暨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后被收入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于1980年12月才正式发表，前后时隔了约15年。然而即便如此，该文一经发表，即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被海内外学者称之为打破了“硬套社会发展规律教条的怪圈”，是研究中国史前亲族组织的典范，“即使放在世界考古学史中，也算相当先进的”。该文还被美国《JOURNAL OF ANTHROPOLOGIAL ARCHAEOLOGY》主编Robert Whallon邀稿，发表于该刊1985年第4期，这已从这篇文章写作完成后，过去了21年之久。不过话又说回来，一篇考古文章十几二十年后仍能被国内外专业主流刊物登载并广受好评，说它是经受住了时间检验的具有学术生命的精品甚至是经典之作，应该不算过誉的。 再次，《元君庙仰韶墓地》等报告之所以延迟出版或发表，还不乏因当时学界的某些不良习俗，所带来的人为麻烦和曲折。事情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这本考古报告1959年下半年完成初稿，并经1961、1964年的修改特别到了1973年做了一些文字的最后修订以后，本可以在70年代中后期出版。然而，当苏秉琦先生带着他，将报告送到当年曾主持黄河水库考古发掘工作的中科院考古所夏鼐所长审阅而夏所长又转交给考古编辑部后，出乎他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当时一位负责论著文稿统筹的早年参加考古工作的老同志却说：“半坡发掘报告已经有了，元君庙就不必再出版单行本了。”甚至还连带说到：“泉护村报告也不必发了，有了已经出版的《庙底沟与三里桥》就够了！”此后，这位老同志还写信给他，提出了建议删除一些《元君庙仰韶墓地》报告的图版和线图，并将文字压缩后在《考古学报》上分两期连载一下的意见。原以为可能是因为自己年轻，尚不便出版著作的他这时只好回信道：《元君庙仰韶墓地》报告不只是他个人的成果，而是北京大学考古教研室的考古报告，如果不能出版，我个人无法做主，要和北大商量才行。就我个人来说，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就这样，报告的出版事宜被人为地拖延了下来，直至后来那位老同志不再主事了，《元君庙仰韶墓地》报告方得以交由文物出版社，才于1983年4月终于正式出版发行。这已比1973年最后一次修订完成该报告交稿，又过去了约十年之久。我曾见过张忠培先生1983年国庆前在看到刚出版的报告后，写在报告封三上的钢笔手记，里面记有这样一句话：“一九五九年写成初稿，廿四年后才贡献给读者。艰难的长期岁月，磨练出坚韧不拔的毅力！” 事情过去很久以后，记得有一次聊到这类话题，我还曾有些不平地向他讨教当年遭打压的事。而早已风雨兼程走过来的他，却不无淡然地对我说：一个年轻人从事学术活动时要发表学术著作，的确都是比较难的，受到一定的打压也很正常。他还笑呵呵地举例子对我道：“年轻人就像野草，开始的时候总是要被石头压着的。关键的问题是，一颗野草要想什么办法，如何通过自己的努力，从石头缝里钻出来。而在自己枝繁叶茂后，别再打压那些新的野草！”他的这些话不免触动了我的感怀：这该是走过了怎样的心路历程，才能炼就的心胸啊！ 可能正是由于务实求真的探索、政治运动的影响以及某些不良学术打压等使论著刊布周期变长等原因，于是将写作过程中完成初稿、修订、定稿等时间标注在文末篇尾，便成为了张忠培先生不少论著写作的一个特点。例如发表于1992年3期《考古学报》的与乔梁合著的《后冈一期文化研究》一文，文末标注的写作完成日期是1988年5月；发表于《故宫学刊》2004年刊行的总第一辑中的《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20世纪的历程》长文，文末标注的写作完成日期是2001年6月17日；发表于《考古学报》2012年4期的《良渚文化墓地与其表述的文明社会》一文，本系2005年12月27日在故宫博物院2005年第4期学术讲座上的演讲初稿，2011年10月、2012年2-3月作较大改订后才正式发表，前后历经七年时间。 如果展开这种标注写作日期、修改过程的细节，我们还可以看到张忠培先生奉执务实求真为圭臬的治学态度，有时甚或到了“锱铢必较”的地步，兹摘录1990年前后发掘结束直至2004年才出版的《忻州游邀考古》报告的写作过程为例： （该书的初稿）章节完成后，交张忠培审阅提出意见后由许永杰、卜工作了通纂。许永杰、卜工完成的通纂稿，经张忠培审读并提出意见，再由许永杰修改，这样的过程，反复了约为三次后，张忠培于1999年 交杨新改编辑，并请她再次仔细地校对文字、图、表是否存在出入。杨新改工作认真，发现了一些问题再交许永杰处置，这一过程历经数年……（张忠培）2002年再看了一遍，又在报告稿中发现了一些缺欠，其中就有关于出土的石、骨、蚌器的处置问题，本书只对这部分器物中典型型式标本作了介绍，而对其他已归型式和未归入型式的器物，均未做出交代，例如本书中讲某型某式器物3件，文字说明中只叙述了其中的1件，其他两件则在报告中见不到了，张忠培将这些意见告诉了许永杰，并将报告又一次交给他，让他再次进行修改……至2003年初，张忠培对卜工写的“绪论”和许永杰写的“结语”，作了大幅的修改。其所以大幅修改了许永杰的“结语”，是因为我们对游邀遗存的认识，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从撮举的这段不短的文字中，我们不难看出，到了各种政治运动逐渐式微的改革开放以后，时代变了，治学环境改善了，从写作到刊布的周期缩短了。而张忠培先生那一、二代知识分子倍受社会动荡影响仍能潜心治学的精神，在他身上更多地演变成了论著写作中一个个反复磨砺、不断修订、求善至臻的流程，并衍伸出了对考古学术史负责的一种种依年月日时来如实记录写作过程的习惯。其中，他的很多论著的写作，从发现问题，经系统、全面收集、整理资料、思索和酝酿，到写成文章，少则三、五年，多则需10年左右的时间。而文章发表之后还要不断地逐字、逐句、逐段地反复修改增删，甚至更多的时候还要沿着已有选题做递进式的深入或扩展研究，也是常人不太有而张忠培先生常有乃至变成常态的另一个治学特点。 到了各种政治运动逐渐式微的改革开放以后，时代变了，治学环境改善了，从写作到刊布的周期缩短了。而张忠培先生那一、二代知识分子倍受社会动荡影响仍能潜心治学的精神，在他身上更多地演变成了论著写作中一个个反复磨砺、不断修订、求善至臻的流程，并衍伸出了对考古学术史负责的一种种依年月日时来如实记录写作过程的习惯。其中，他的很多论著的写作，从发现问题，经系统、全面收集、整理资料、思索和酝酿，到写成文章，少则三、五年，多则需10年左右的时间。而文章发表之后还要不断地逐字、逐句、逐段地反复修改增删，甚至更多的时候还要沿着已有选题做递进式的深入或扩展研究，也是常人不太有而张忠培先生常有乃至变成常态的另一个治学特点。例如他多少年来一直关注并践行的中国陶鬲谱系的系列研究，便是如此。 说到中国陶鬲谱系的系列研究，他在1980年前后，发表了《客省庄文化及其相关诸问题》一文，开始用单把鬲等典型器物做考古学文化分期。后来他一直心系这一课题，不断收集各种遗址新发现的相关考古资料，到了2002年，他和学生杨晶又合著了《客省庄与三里桥文化的单把鬲及其相关问题》一文。而单把鬲研究的长文写作发表以后，他又发现与单把鬲不同的两种形态的鋬手鬲和无把（鋬）鬲需要另外加以研究。其中，鋬手鬲还可分为侧装鋬手鬲和正装鋬手鬲，二者皆是可以区分考古学文化的一种典型器物。于是，他又相继写作发表了《滹沱河上游和桑干河流域的正装鋬手鬲》和《杏花文化的侧装双鋬手陶鬲》两篇文章等。再后来，到了2014年，紫禁城出版社出版了由上、下两编组合成册的《中国陶鬲的谱系研究》一书，全面结集了他30多年来研究陶鬲的系列成果以及他的学生们的诸多篇章。应当说，这是自上个世纪30年代起中国老一代学者将陶鬲作为了解中国古文化的“代表性化石”，提出“可以成为中国考古学上的单独课题”之后半个多世纪以来，第一次做出的具有体系性的深化研究成果。从中我们见到，张忠培先生几十年来之所以不断专著于陶鬲为代表的空足三足器的研究，是他认为陶鬲作为诸多考古学文化中的一种典型器物，足以作为一个切入口，带动一个考古学文化乃至一个地区的考古学文化研究。换句话说，诸种考古学文化的时空关系、源流关系、交互作用的文化关系等，多会在陶鬲这种具有代表性的器物及其组合上体现出来。考古学通过对陶鬲中呈现的文化谱系的辨识，既可以发现任何一种考古学文化都是不同谱系的多元结构，也可以据此探寻中国自新石器时代到秦汉帝国的先秦历史过程经历的是一条“从文化多元一体到国家一统多元”的发展道路，还可以认识到这种多元文化谱系结构的考古学文化就是“杂种文化”。 由此可见，同样是研究一种器物，但张忠培先生的陶鬲系列成果，从起点上，就早已不同于通常那些为写器物而写器物的做法，而是旨在攀登陶鬲的考古学研究及其所能到达的一般学术乃至文化制高点。换言之，一旦他将考古学研究一种器物所取得的诸多相关结论转换为文化理论成果，并提升到一般社会历史发展演变规律等更宏大的叙事中去，那他这几年尝试提出的源于考古学又超乎考古学的“文化论”，便自然而然地会得出下面一些富有独创价值的文化新识了：杂种文化是文化杂交的产物，遵循“传承、吸收、融合、创新”的文化演进规律向前发展。文化演进规律是实现文化更新、建设新文化的必由之路。他2011年1月4日在“2010广州论坛·广州建设世界文化名城高峰论坛”上所作的《文化杂交：广州的过去与未来》的演讲，便是这一既含有理论认知性，又具有实践指导性的“文化论”的直接体现。 《文化杂交：广州的过去与未来》这一篇于2010年12月24日写成的演讲简写本，曾就“多元一体”文化棋局中的广州文化博弈、“一统多元”态势中的广州文化演进、文化杂交使广州成为中西文化汇流的漩涡、对广州建设世界文化名城的几点认识等重大历史文化问题，做了贯通古今、中西比较、鉴往知来的集中阐述。自演讲后，先于《中国文物报》2011年2月25日见报，遂获学界广泛好评。后来，为了扩大考古学成果的学术和社会文化影响，他一以贯之地像过去常将同一选题作多篇递进研究和修订后发表于不同刊物的做法那样，又于2012年2月20日加以改定并转发在2012年第2期的《南方文物》上，还在2012年11月中国考古学会第十五次年会开幕式讲话中，做了更具学理化的阐释。这一过程前后，该文曾引得《书屋》、《南风窗》等多家有社会文化影响力的刊物和新媒体相继转载，有报纸还刊发一般社会读者的读后感道：“张先生通过剖析广州文化的发展历程，层层推衍，逐一梳理，条分析缕，以致通透，最终提出“文化杂交”这个概念。”“捧读过后，难以掩卷，豁然窥见‘杂交’亦为文化发展之要旨，感叹文虽短却意宏大。” 写到这里回过头来看，我在上面列举的张忠培先生的论著从写作到刊布往往周期很长等原因中，各种政治运动的影响以及某些不良学术打压等，其实都已是次要的问题，而“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务实求真、锲而不舍的学术追求，保持自主、自由的思考空间，坚持与考古材料俱进并“让材料牵着鼻子走”的治学主张等等，方才是张忠培论著写作之前、之中和之后的重要特色。正是缘于如此，我在重温和整理他六十年来的论著编目时，虽然还是按照传统论著编目的常规，采取了依论著发表或出版年月排序的做法，但还是尽可能地加注了不少他那些有代表性的论著的写作和修改的阶段、合作的师友、发表的场合、转载的情况以及产生的影响因子等要素。虽然这样做的工作量有点大，编排过程也有些费力，甚至可能还会带来传统阅读、浏览以及检索方式的不习惯，然而如此一来，却能够比较如实性地记录张忠培先生这六十年里，于每一阶段的研究重点、关注的课题和代表性成果以及与中国考古学乃至中国社会文化发展进程的脉动关系，也才可能贴近以至更多还原他的考古学术思想从萌发、到形成，再进入持续发展的轨迹了吧？！ 说到学术求真的轨迹，谈到务实探索的历程，往往还会使人想到时间的长河。如果从1954年张忠培先生开始写作考古文章算起，到而今2014年，恰好是整整一个甲子的岁月过去了。这是偶然么？显然是的。但这偶然里，能说没蕴含着必然么？显然也不能。没有对学术的渴望，缺少对务实的追求，失去对科学的求真，丢掉对治学的坚守，有多少人能像他这样在这六十年里完成逾25部著作和近300篇文章？尽管这里面不完全是他凭一己之力独立完成，还包括一定数量的合著以及主编等；尽管这里面也不包括他未曾公开发表的诸多讲义、讲话、手稿、访谈、评阅、书信、题记等。譬如，我手里就保存着一份我1986年记录整理出来的他在吉林大学给我们研究生讲授《考古学方法论》的笔记稿；我在他家里还看到过2005年他在台湾系统讲授中国考古学的讲稿等；而像他早在1960年参加北大考古教研室组织编写的《中国考古学》教材铅印本中的长篇“引言”、1962年写作投稿后因不合某考古权威观点未被杂志办刊人员刊用的《试论仰韶遗址》一文、“文革”前牵头组织林沄先生等编译的约30万字的前苏联《奥克拉德尼科夫言论集——关于我国东北及苏联远东地区考古、历史问题》油印本、2000年写作的《元君庙墓地考古的前前后后》手稿、这两年撰写的记张政烺师二、三事的《为天地立心 真诚求实的学者》文章等；以及众多杂志或媒体的各种学术访谈等；凡此种种，这次我也都暂未列入他六十年来已经公开发表的主要学术论著编目中。 正是因为目前还难以做到对张忠培先生所有研究成果的全面整理和统计，这次编目我暂时采取了择要选编的做法，着重精选他在各个方面、各个阶段比较有代表性的学术论著24部、文章96篇，以求能比较清晰和系统地反映他治学立论六十年来尤其是他担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近五年以来，在以下诸多考古活动、科研成果、学术思想、教书育人、学科建设、学会发展、文物保护等方面所作的突出贡献： 1.构建考古学文化的序列和时空框架；将苏秉琦的“区系类型论”演变为考古学文化研究的“谱系论”；践行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理念，合著《中国通史》之《远古时代》卷，实现了近代中国史学以来几代学者撰修中国史前史的夙愿，并将考古学的专业语境转换为历史学的一般表述，力求考古事实和历史叙述的有机结合。 2.从考古学文化谱系视角探索和揭橥中国从文化多元一体走向国家一统多元的基本道路及其演变规律；尝试创建以“传承、吸收、融合、创新”为特征的“文化论”学说，从考古学发现创新和研究创新角度，指出了人类社会古今文化演进的一般规律。 3.长期研究史前社会制度进程并提出系统性认识；从各种社会分野考察中国社会结构与形态变迁，探寻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及其走向秦汉帝国道路；确立王权是划分文明起源或形成的界标，丰富了苏秉琦的“文明论”。 4.从考古学探索、认识和揭示中国国家演进过程中自在的历史规律出发，尝试重构中国古今社会的“国家论”学说，取得了富有价值和独到的自身见解。 5.秉持认识论基本规律，既反对把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都归结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教条主义，又反对新进口的洋教条主义；强调中国考古学应坚持自身学术传统，从中国考古学丰富实践中发展、创立和总结适用于中国的考古学理论与方法论体系，并使这个体系成为世界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组成部分。 6.以文物保护法为法理基础，以文物保护规律为学理依据，指出保护和利用这四个字是文物工作宗旨。保护和利用均有不同层次，保护是前提，利用要服从和服务于保护，并受保护的制约和检验，方能实现保护与利用的良性循环；考古工作要纳入到文物保护体制中；大遗址是文物龙头和传统文化心脏；文物保护涉及政治伦理和政治文明；要化传统文化为文化传统，才能弘扬传承祖国历史文化。 7.创办吉大考古教育并使其达到全国领先水平；对学生实行“分槽饲养”、“典型引路”、“能者先行”等培养方式，使学生成为有自己理性头脑的自由人；对门下27名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选题，从考古科研尤其是学科建设角度，做出从点到线再到面的谋篇布局，按中国古史关键时期切出一个个共时的横剖面，并将这些横剖面作纵向的联接，以求从整体上探索中国从文化多元一体走向国家一统多元的历史发展过程和演变规律。 8.担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期间，主导考古学正确走向，关注学科建设、学会发展；主张把学会办成“自由人的联合体”，开放办会，主题办会，民主办会；历年主持召开的全国性年会遍及东北、华北、西北和长江中下游，所涉课题涵盖了中国核心地区及部分边疆地区；为推进考古学会工作和发展，开创了新范式，做出了新贡献。 历数张忠培先生在六十年考古科研上取得的这些成果，我觉得尤以“三论”的提出至为精要：“谱系论”演变自苏秉琦的“考古学文化多元一体说”，已成为考古学文化研究的重要理论与方法；“国家论”丰富了苏秉琦的“文明论”，形成了重构中国古今社会的新学说；“文化论”总结了中国文化从多元一体到一统多元的关系，提出了“传承、吸收、融合、创新”是古今文化演进规律的新观点。“三论”之间，相互联系，论以载道，出于考古学又超出了考古学，扩大了考古学在学术界以及社会文化发展建设中的影响力。 历数张忠培先生在六十年考古科研上取得的这些成果，我觉得尤以“三论”的提出至为精要：“谱系论”演变自苏秉琦的“考古学文化多元一体说”，已成为考古学文化研究的重要理论与方法；“国家论”丰富了苏秉琦的“文明论”，形成了重构中国古今社会的新学说；“文化论”总结了中国文化从多元一体到一统多元的关系，提出了“传承、吸收、融合、创新”是古今文化演进规律的新观点。“三论”之间，相互联系，论以载道，出于考古学又超出了考古学，扩大了考古学在学术界以及社会文化发展建设中的影响力。 然而，写到这里，我不免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我的这番表述，是否就能展现张忠培先生从学生转换为学者，从受教育者转化为考古教育家，从专业创建者转换为考古业界学术领头人之一，从考古专家转换为学术大家的六十多年的研究历程呢？换句需要反思的话来说，张忠培先生自己是否真就那么看重上述在我看来的那些学问和事功、成就和思想呢？ 一时间，我不得不收敛行文至此的激情，陷入了沉思当中。不由地回想起30年前，我自研究生入门跟张忠培先生从学以来的一幕幕场景、一回回接触、一次次交谈来，尽管它们随着岁月的流失，多少已经变得有些模糊——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过我谈张忠培先生的感受：他对中国古今之变做了集大成研究并得出了符合中国历史发展实际的科学结论；他创造了标志着中国考古学已开始形成适合本国历史实情的“三论”为代表的理论体系；他的学术思想承前启后，见微知著，自成体系，汇为主流，引领了中国考古学的新时代。还有一次，我兴冲冲地把我总结归纳出的有关评述张忠培先生的一段话，在电话里说与他听：张忠培先生自大学时代起便立志将考古学变成平生的学术追求，他创新了研究方法，探索了创新模式，站上了治学高地，把研究水平掌握在自己手里。 然而，听着我的话语和描述，他并没有向我表示出我想得到的首肯。我不免有些失落之余，还隐约地感受到，他似乎不太愿意过多地谈论这类话题。曾记得有一次即使谈到了，他也是半建议却又半批评说过我，他不反对我写他，因为这是你的写作权利。“但你写的究竟是你眼中看到的那个张忠培呢？还是接近我自己心里认识的那个张忠培呢？”他不但对我提出了这样一个需要我去揣摩和领悟的问题，还对我特别说到：如果你一定写到我，也要尽量去掉那些虚词和形容词，多写那些实际的工作、客观的认识。我还想起来，这些年里每次与他接触，他说到最多的话题，常常是他怎么怎么把握的治学态度，如何如何养成的治学方法等。说来道去，也就是常把咋做学问挂在嘴边上，转到话题中。就像这次我在考虑为他八十岁寿辰写什么论文而最后决定写他六十年来论著要目及其札记时，我给他打电话去，他在电话那头对我说：这个不是不可以搞，你可以根据你的理解去发挥，但着重要把握一个原则：那些研究成果最好几笔带过，要多写一些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因为把这些总结下来，才对下一代学者治学有参考作用。他的这番话醍醐灌顶，使我恍然大悟，却原来他更关注的是治学之道啊！ 这就如同从我这次选编的张忠培先生六十年学术论著要目中，要想全面了解他挖遗存、建框架，解文化、续谱系，修国史，寻规律，求真理，创学说等发现创新与研究创新的学术历程，是言过其实一样，而仅仅从我这点滴而又是在点滴也不全、不齐的回忆中，打算窥斑见豹、滴水见阳地领略张忠培先生的治学之道，显然也是勉为其难的。但如果还能由此伸展外延，去翻阅我们为庆祝他八十岁诞辰而最近选编的他的旧作新篇《中国考古学：走出自己的路》、《中国考古学：说出自己的话》、《中国考古学：尽到自己的心》以及《中国陶鬲谱系研究》等四本论著，我相信大家的收获，一定会大大超出我在这里粗浅谈到的学习心得。换言之，如果说张忠培先生取得的考古成果和创建的基本学说，对学术研究具有示范意义，那么，张忠培先生独道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也值得我们不断去总结和发扬。 说到治学态度，首先要提到的是张忠培先生一贯坚持的实事求是或务实求真的学术精神。他说过，我们见到的历史，是史料表述的历史，因此只能通过对已有的史料和不断发现的新史料的研究，与材料俱进，让材料牵着鼻子走，才能摒弃任何成见和先验论，才是接近历史的唯一途径。这就要求研究者不是带着自我立场说话，而是只做研究对象的代言人，真实地代研究对象说话。为能真实地代研究对象说话，就得搞清楚考古遗存、人、时间、空间的四维关系，观察出其差异与矛盾，找到其间的内在联系与组合和其变异及演变的逻辑。这就是考古学的真谛，这就能实现考古学“以物论史、透物见人，替死人说话，把死人说活”的目标。 说到治学态度，还不能不提到的是张忠培先生长期践行的保持自主、自由的思考空间的原则。换言之，就是不能让别人的脑袋长在自己的肩膀上，要牢牢地让自己的脑袋占住自己的肩膀。他说过，做学问是探索真理。发现真理，不能走现成的路，才能另辟蹊径，才能达到新境界。凡是能做成学问的人，无不都自觉、自为地保持了自主、自由的思考空间，无不“板凳要坐十年冷”地甘居寂寞，无不付出代价乃至作出牺牲，无不无私无畏并坚持独立的人格，无不视探索真理和坚持真理为学术生命。 张忠培先生治学寻道的禀性和特质，在很多方面还超越了名利得失，逾越了世俗局限。他曾经说过：“要做好学问，就得做好人，做人和做学问是相通的。”记得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我和乔梁、赵宾福、关强读他的研究生时，他给我们出的主要作业，是按照一个个遗址或墓地的遗迹单位，来大量地做器物组合卡片。几年下来，我们每个人做的卡片，如果合在一起，不说有上万张，可也不下几千张之多。然而，他的研究却没有用过一张我们学生做的卡片。换言之，有老师拿学生的卡片写自己的文章那样的事，他从来不干。 说起来，他不但要求我们这些学生学做卡片，他自己即便到了而今，也还是一直坚持做卡片。换句话说，张忠培先生的治学方法，很多都可以从怎么做卡片、如何用卡片这类细节上窥见出来。据我所知，他做的资料卡片常有两种，一种是按遗迹或层位单位做的卡片，另一种是做书目和内容摘录的卡片，即把人家论著的重要论点原文摘录下来随时备用。而在写文章时，对照卡片抄录后，即使卡片在旁，也还要再去核查一下原著原文。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我记得是2012年5月在江苏张家港开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学术研讨会。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一位先生主持小组会时，临时约请来听小组会的张忠培先生也做个讲话发言，当时我也在场。只见他在论及古今国家起源、演变直至消亡的发言中，打开自己的笔记本，大段引征地念出了他平日摘录的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等有关国家和政权的一段段论述，不免惊呆全场，赢得一片掌声。当夜，《东南文化》编辑部主任毛颖约我以及我的学生麻赛萍等，根据录音，深听细辨，整理出来他的这段讲话，形成了他有关“国家论”的一篇整理稿。 类似于像做卡片这种治学方法上的细节，在张忠培先生身上数不胜数。我这里只想再举一个例子，那就是在电脑写作与便捷检索的当今，写作的介质已悄然转换，而年届八十岁的他依旧坚持用圆珠笔行文以及用涂改液修正，乃至完全要凭熟读记忆和翻阅书刊来查对资料。实际上在这之前，他用笔修改论著还曾有过两三个不禁叫人唏嘘感慨的阶段。文革前，他写作论著都是用钢笔手写，那时还没发明涂改液，行文中改来改去，都是常事。写错过多还要撕页重起，麻烦至极，自不待言。于是，他开始尝试用剪刀剪，浆糊贴的办法，费过大劲，但毕竟不至于把纸面改得乱七八糟了。1989年后，张忠培先生因“六四”运动被停职反省，他开始逼迫自己尝试用“一笔成”的写法来写作论著。所谓“一笔成”就是写作起来之后，一句一段一页一定要做到不再修改的程度，以防万一自己出意外，只能留给家人以后发表时，不至于因还是初稿和未定稿，或因修改过多而辨识不清，造成难以发表或发表的错误。开始这一写作锻炼时，由于需要字句的斟酌、通篇的思考，为防出错，他一天下来竟写不出一个字。后来，逐步做到一天能写三五十个字。直到一天写下百八多字时，张忠培先生高兴极了。到了1990年代初期以后，在写《中国通史》和《晋中考古》报告时，他最多已能每天写出四五千字之多，感觉到“一笔成”的写法有希望了。后来又尝试每张纸的写作留出半页纸空当，留着勾出来做修改用。再到了后来有了修改液，加上“一笔成”很熟了，现在一天坐在那儿，平均还能写一千字左右。写到这里，我一边作叹，一边试想：中国考古学者中，有哪位尝受过如此这般的科研写作经历？而这在他却是经年如是、至今不辍的撰著常态。 通过这些已经被列举的和下面还会被列举的细节中，我们已经不难窥见到张忠培先生的一些治学方法： 首先，张忠培先生做考古学研究，一直注重总结学科整体的历史和现状以及未来的走向，尤其是其中涉及到的学科前沿课题或学科生长点在哪里。为此，他不但曾发表过像《中国考古学史的几点认识》这样的万八千字的简论，还曾写作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20世纪的历程》这样的约近十万字的长文。另外还有《浅谈中国考古学的现在和未来》、《关于中国考古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思考》等多篇论著。其中，2014年结集出版的他评述中国考古发展过程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及其考古学事件的《中国考古学：走出自己的路》文集，更是集中地向我们展示出了他站在学科建设高度，对考古学做出的既有回顾性，又有前瞻性，更有考古学史甚至是考古学思想史价值的全面思考。 其次，张忠培先生认为，做考古学的学问或搞考古学的研究，除了要立足于考古学史的长度和学科建设的高度，也要掌握相关学科诸如历史学、思想史、哲学史、文化史、经济史、政治制度史以及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等知识，甚至还要了解体质人类学、以及生物学、化学和物理学测试或鉴定的一般技能和发展现状，作育突破前沿或连接生长点的能力。乃至还要和国外相关学科领域作联通或比较研究，深入了解国外相关学科旁及有关学科领域的情况。至于中国考古学某一领域的相关学科，则视那一领域而定。我记得当初我们跟他读新石器时代考古学专业方向的研究生时，他给我们框定的研究范畴，是需要上知旧石器时代，下晓夏商周考古，直至通到战国秦汉时段。我个人更有的体会是，我当时计划把长江下游史前文化交流作为毕业论文的研究方向，在与他讨教时，他要我至少做两件事，一是“研究下游要跳出下游”，他给我划定的收集资料范围是北起山东，南到广东，西自三峡，东至上海。二是他当时把东南沿海和长江流域之间的这一水陆范围，形象地比喻为“丁字形地带”，他希望我在这个地带进行为时一学期的实地调研。在此基础上我写出的《苏皖平原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存的研究》，是将核心放在了长江下游的西部。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连接长江下游和长江中游的交界区域，早在史前便呈现出各种文化交替频仍，各类势力进退如潮的局面，宛如“漩涡地带”。把这般区域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和谱系搞清楚了，显然能给长江中下游的考古学文化研究带来促进意义和积极成果。这其中，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如果要想提高自己的研究能力，特别是具备认识和接纳材料辐射信息的能力，知识面要宽，视野要广，手段要新，方能产生新的视角、新的思维方式和取得新的成果。 再次，张忠培先生写作的文章虽然是在室内完成的，但他发现的问题或课题的根子，则往往源于田野考古。同时，是否正确地解决了问题，还得受田野考古的检验。例如前面曾提到的有关陶鬲系列的研究，最早便可追溯到1955年前后他大学本科学习期间在西安沣西的田野考古实习，后来他不但写出了《客省庄文化及其相关诸问题》一文，还在主持河北蔚县、山西晋中等田野考古中，不断对陶鬲类型和演变产生了新认识，进一步酝酿以陶鬲为题目做学术文章。打那以后的漫长时间里，他一个个地查对遗址，一部部地翻阅报告，一个个地做好单位器物排比，逐步酝酿形成了不同形态的陶鬲及其有无与多寡，是区分考古学文化的一种标志等诸多基本认识。他说过，一个优秀的考古学者，首先应该是一个田野考古工作者。否则，不长时间蹲考古工地，不亲自而是基本依靠技工搞考古发掘，就难以熟习田野考古理论、方法和技术，就难以读透考古报告，也不能从报告中找到问题和找准问题，甚或不能使用报告发表的材料进行学术研究。正是因为这样，他养成了在田野考古或整理材料时以及编写考古报告时，边阅读有关原始材料，边在爬梳材料中发现科研选题的治学方式。 还有，张忠培先生的学术研究所关注的问题，常常是多于研究的问题。而研究的问题，又往往多于写出文章探讨的问题。他认为“只有这样，写出探索问题的论著，才能达到深透。”同时，他一贯从对材料的观察或搜集中发现问题，而不是跟着别人包括洋人或学界讨论的问题找题目，不嚼别人嚼过的馍，更不跟着热门话题走，顶多从中得到某些灵感。他尤其强调，找到或发现的问题，应有原创性。发现问题后，不是马上就动笔，而是围绕发现的问题长时间、进一步地全面搜集、整理资料。例如这次在做他主要论著编目中，当我编到他发表于《考古学报》1987年1、2期的《齐家文化的研究》一文时，据我所知，他文中的主要观点，早在1978年前后给吉大77级和78级教授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时，我们就听到过了。为了证明自己的记忆，我这次还翻箱倒柜找出的自己当时记的课堂笔记，翻开一看，并未惊讶，因为基本内容无出左右，恰如我的印象所记。他在做这个题目的过程中，曾从零开始切入原始材料，一个又一个墓地地做笔记，一张又一张地做器物组合卡片。同时，一边搜集整理资料，一边思索酝酿，一遍又一遍地从中寻找合理解决齐家文化分期、源流、关系及社会制度诸问题的途径。最后到了不吐不快、不写不行、不动笔睡不着觉的时候，集中精力，调动灵感，充满激情，用十多天的时间便一气呵成。文章写完后，他并没有急着马上投稿，曾搁上过二、三个月做冷处理，然后才拿出去发表。所以，尽管该文文末标注的写作完成日期是1984年12月8日，可写作前从发现题目到动笔的时间，已逾7年以上。再加上1984年写完到1987年发表的两年多时间，这篇文章从酝酿到发表的历时脉络，至少经过了8年之久。如此积年累月地从发现问题到写出文章，再到发表的过程，在他看来都可视作一个研究过程。他常有甚至变成了常态的这种研究方式，既是他的严谨的治学态度使然，又是他特有的治学方法所至。这正像他认为的那样：“这样的论著，才有较大的创新分量”。 说到他一贯倡导的考古学创新，我不由地联想到了他在2008年开始担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时，就中国考古学如何创新所讲过的那些话来：“如何创新？材料出学问，新材料出新学问。”“考古学要创新，既要依靠资料及其释放的信息的积累，又要依靠考古学者对资料及其释放的信息作务实求真的解析与研究。务实求真的解析资料及其释放的信息，则必须进行逻辑与理论的思维，以达到对研究对象接近真实的了解。”从他的这段表述中，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别人没有找到的研究题目，他能发现；别人没得出的合理结论，他是如何阐释的；别人没提出的理论方法，他是怎样总结的；等等。换句话说，张忠培先生的学术研究为什么要源于实践并能经受住实践和时间的检验？为什么总是具有原创性和先发性？为什么总是不断突破前沿？为什么总能生出新的课题生长点？为什么总会创造新学问并推动学科朝着更深、更广、更有影响力的方向发展？我个人理解，这应该都来自于他早年不断作育、后来长期坚持的治学之道，即：道者，道路、道理、方法是也。正是因为奉行了这样的治学之道，张忠培先生的研究及其成果，就自然而地会产生新的研究课题，凝聚新的治学焦点，建构新的理论方法，带动新的考古走向，形成新的学术气象。 也正是因为如此，当适逢张忠培先生从事考古论著写作60年暨80岁寿辰之际，我们编辑他60年来的学术论著要目，一方面是献出我们的由衷祝福，另一方面更愿他老人家永葆学术思想和治学之道的青春！ 2014年3月22日定稿于上海虹桥。 （摘自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庆祝张忠培先生八十岁论文集》之中的拙文《编“张忠培先生六十年学术论著要目”札记》） （全文来源：高蒙河 搜狐博客 http://gaomenghe.blog.sohu.com/）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