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西地域在汉晋时代中国历史演进与文化变迁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由于地处边陲，魏晋十六国时期的河西历史文献记载甚少，因此对河西地域之历史文化与社会生活的研究，就不得不依靠丰富的考古材料。在河西地区目前发现的考古材料中，地域性特点突出、形象直观、内容丰富的壁画墓，因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传世文献的不足而受到学界的高度关注，成为研究者们据以考察魏晋河西地区社会生活与文化交流的重要实物资料。孙彦《河西魏晋十六国壁画墓研究》（文物出版社2011年，以下简称“孙著”），即是将河西魏晋十六国壁画墓葬与墓葬壁画材料作系统整理与综合研究的一部力著。全书20余万字的篇幅，以整体研究的思路，跨学科、多维度的视角，凝炼的笔触，为我们描绘出一幅内容生动、意象丰富的魏晋十六国河西社会生活的绚丽画卷。 对中国古代墓葬的整体研究，至少应该包含三个方面：首先要考虑的是“作为空间结构的墓葬和它的内容”，包括“外部”与“内部”两个部分；其次必须涉及的是墓葬的归属者及其社会属性，包括墓主的身份、家世、族群、社会层级等方面；最后还得将墓葬置于相应历史时段及地域范围内予以考察，进而揭示其时代特征与地域特点。 如果带着对中国古代墓葬的这种认识来看孙著的话，可以发现其整体研究的思路非常明晰，对河西魏晋十六国壁画墓材料的整理与研究也更为系统与全面，这从全书的内容结构上即可窥知。全书五章，依据具体研究对象的不同（壁画墓葬、墓葬壁画、壁画墓的衰落），大致可以划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第一章）是关于河西魏晋十六国时期壁画墓葬的综合研究，包括墓葬形制与分期的考古学分析，茔域、照墙、葬具等由“外部”而“内部”的空间性、物质性的考察；第二部分（第二、三、四章）是对墓葬壁画的排列组合、配置规律与内容题材的跨学科探讨与多维度分析，涉及美术史、社会史、文化史等方面；第三部分（第五章），结合文献记载与考古材料，深入探讨了河西社会变迁与魏晋十六国壁画墓葬的衰落及其原因。 孙著择取河西地域魏晋十六国壁画墓作为研究对象，这种关注历史时期特定区域的文化景观与地理事物的研究思维，本身即带有某种历史人文地理学研究的意味，与历史地理学对区域文化差异的强调相当契合。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孙著不少地方都透露出对河西地域独特的历史地理环境（包括自然地理环境与人文地理环境）以及历史地理环境对该地域丧葬习俗的影响的高度注意，体现了作者拥有比较成熟的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学术思维与知识积淀。例如，作者从移民与丧葬习俗变迁的关系出发，深入探讨了河西魏晋十六国壁画墓兴起与衰落的原因，认为正是“以种种原因迁移至河西的土著豪族和新入豪族”激发了河西魏晋十六国壁画墓的兴起；而在北魏平凉后，凉州境内的豪族大姓被强制迁徙出河西地区，又使得曾经风靡一时的壁画墓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物质、阶级、文化和思想基础，最终走向衰落。这种由文化事项（墓葬、壁画）而及人（墓主人、移民）、由人而及地（河西地域空间）的探究路数，鲜见于河西魏晋十六国壁画墓的既往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孙著的一大创新，使得其最终得出的结论无疑也更为深刻。 魏晋十六国壁画墓，不仅真实地保留了大量的历史信息，而且填补了中国美术史上的空白，为研究处于激烈变革时期的魏晋绘画艺术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因此，孙著在系统整理河西魏晋十六国壁画墓材料的基础上，以美术考古的方法论为指导，贯通考古学与美术史的方法与手段，对壁画墓葬展开了比较全面的研究，取得了诸多可喜的成就，其中既有对前贤时彦观点的补充、完善与引申，又有自己独特的发明。例如，面对河西魏晋十六国墓葬壁画中丰富的少数民族图像资料，孙著根据壁画人物的外貌与服饰特征，结合零散的文献记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壁画人物进行了详细的种族划分与人物图像归类，描绘出羌人、鲜卑、龟兹、大月氏、嚈哒人、焉耆人、小月氏、羯胡、氐人等众多民族在河西地区融洽生活的场景，成功重现了一千六百多年前河西地区魏晋十六国时期真实而鲜活的历史画面。 不独如此，作者在详尽考察河西汉晋家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还进一步援引由日本学者川胜义雄与谷川道雄提出、在学术界已产生重大影响的“豪族共同体”理论，对壁画内容及其精神层面作了更加系统的分析与深入挖掘。从“豪族的物质基础——大土地所有制”“豪族共同体的建筑象征——坞壁”“豪族的精神世界——物质享受及社会交际”三个层面，将各类题材的壁画图作了详细分类与解读，从而揭示出墓葬壁画的深刻内涵。 不过，孙著也留给了我们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甚或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例如，在整体分析某座墓葬的壁画题材时，面对题材内容多有重复的现象，孙著采取的做法是把题材内容相同的画像砖去掉，只保留以墓主人画像砖为中心的画砖。此举虽然使得该墓葬中画像砖的排列顺序和组合方式更加清楚，有利于探索壁画题材的排列组合与配置规律。然而经过作者如此“过滤”后的壁画题材的排序与配置，是否也就产生了被局部“放大”或整体“缩小”的可能。 葛兆光在谈到考古新材料之于学术史研究的意义时曾说过：“考古发现对学术史产生根本性的影响，不是单向的，一方面要靠考古发现的冲击，另一方面要靠学术观念的变化，要有这两个‘因缘凑合’才行。”从这个意义上讲，孙著在给我们带来魏晋十六国河西地域社会的新认识、引发我们对以上若干问题的思考之余，应该还有某种“方法论的启示”。 （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15年2月13日第4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