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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意义上的大洋洲究竟有多大？不同视角下的答案可能有天壤之差。仅就陆地面积来说，它是各大洲中最小的一个：澳大利亚、新西兰连带附近星罗棋布的群岛仅占地球陆地面积的6%，供养的人口则只占人类总数的0.4%。然而如果算上承载着这些陆地的海洋，尤其是群岛间的海域，大洋洲显然又是世界上最大的洲。汪洋相隔使得大洋洲文明一度成为最孤立的人类文明，也是迄今为止学界了解最少的人类文明。澳大利亚著名历史学家杰弗里·布莱尼曾用“距离的暴虐”来形容英国管理大洋洲殖民地的困难以及移民创建新社会的机遇。他认为地理距离本身就会改变人类的主观能动。尽管大洋洲在传统的世界历史叙事中缺乏彰显度，但最近20年却成为滋养世界环境史研究的沃土。比如学界新近最重大的一个认识就是南太平洋的“厄尔尼诺—南方涛动”现象对全球历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人与环境历史关系的角度考察，大洋洲或许远比它在民族国家历史叙事中的地位更重要。 之所以重视大洋洲环境史，首先是因为大洋洲的自然条件最独特，对人类活动的影响也最深刻。这里主导性的要素不在陆地，而在于广袤深邃的海洋。加拿大学者唐纳德·弗里曼在《太平洋史》中指出，除了因太平洋本身造成的浩瀚、遥远与陌生感，大洋洲受到气候—海洋联动变化的塑造也异常明显，厄尔尼诺—南方涛动本身是气候变化的重要成分，又会对洋流和大气环流造成进一步干扰，其破坏性影响至少包括海啸、热带风暴、洪涝交替、海水温度波动导致鱼群枯荣等，这些挑战在大多数时候都让习惯于陆地环境的人类望洋兴叹。大洋洲也有陆地，但它四分五裂且性状不均。在《澳大利亚、新西兰与太平洋岛屿环境史》的作者唐·加登看来，大洋洲的陆地环境与其地质特性紧密相关。其中，澳大利亚大陆是地球上最古老且地质活动最惰怠的大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包括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新西兰在内的许多大洋洲岛屿又坐落在所谓的太平洋“火之环”上，这是一条环太平洋分布的地球上最庞大且活跃的火山地震带。可以想象，在惊涛骇浪中九死一生的古人尝试在这些岛屿定居时又会遭受何等考验。 地理的隔绝、海洋的叵测、气候的变化以及地质的分化最终造成了大洋洲生态圈的极端性。一方面，大洋洲拥有全世界最丰富多样的海洋生态体系特别是鱼类物种，从大堡礁到塔希提都分布着绝佳的渔场与海鸟栖息地；另一方面，陆地生态体系又以无与伦比的单调和脆弱闻名。澳大利亚大陆缺乏季风带来的规律降水，70%以上的地表成为干燥的荒漠，而且由于风蚀作用远强于造山运动，大陆的土壤营养贫瘠，无力涵养起肥美多汁的植物群落，这里的高大乔木仅存桉树。澳大利亚的原生动物群落也因此简单而低级，比如在其余地方早已灭绝的有袋类动物在此却欣欣向荣。在人类主动进入大洋洲之前，欧亚大陆与大洋洲的鸟兽在自然状态下迁徙通常不超越爪哇岛以东的华莱士线。关于这一现象的原因仍存争议，但这无疑加剧了大洋洲生态体系的孤绝。 在这样极端的条件下，大洋洲土著们依然打造出能确保自己生生不息的有机生态体。大洋洲环境史的第二重意义就在于从土著历史中探寻人类适应并改造环境、实现多样化动态平衡的机制。何芳川在《崛起的太平洋》中敏锐地指出太平洋地区人类文明的扩散是一个漫长的、多向度的且反复的过程。具体到大洋洲，人类最晚从5.5万年前就开始从欧亚大陆东南部岛屿出发穿越大陆桥与浅滩抵达澳大利亚与附近群岛，至1500年前大致形成了澳大利亚大陆土著文明以及美拉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与波利尼西亚三大群岛文化圈。不同时期抵达的土著从来不是被动地嵌入环境，而是通过积累经验利用自然规律维持生计。英裔澳大利亚考古学家赖斯·琼斯发现千百年来澳大利亚土著一直进行着所谓的“烧荒农作”，由此驯化了这片古老的大陆。“烧荒农作”是一种规律性的烧荒活动，土著通过焚毁枯草与朽木促进新植被的生长，吸引小动物来觅食，再进行捕猎。《火之简史》的作者斯蒂芬·派因指出，“烧荒农作”大大促成了澳大利亚辽阔的稀树草原景观，而对枯萎植被的定期焚烧预防了旱季发生更大范围的山林火灾。所谓现代化的欧洲移民将土著烧荒判定为野蛮的环境破坏行为而加以禁止，反而一再导致了严重的火患。 对于群岛上的土著而言，与大部分现代人的想象不同，海洋并不总是天堑而常常是通途。三大群岛文明都形成了伟大的航海传统，在自由航行中，群岛文明的生态、经济与文化是交流聚合而非孤立分化的，比如斐济、萨摩亚、汤加地理上相隔数千公里，但物资交换顺畅，首领之间至今保持着姻亲关系。尽管大洋洲文明看似分散孱弱，但土著的活动其实编织起一个庞大的生态共同体。 大洋洲环境史研究的第三重意义在于，我们可以借此探讨“人类世”时代人与环境的关系发生的复杂嬗变。这个由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保罗·克鲁岑提出的概念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环境史家的赞同。工业革命以降， 大洋洲遭遇西方殖民，殖民者打破了大洋洲的生态孤立，在短短200年里就全面确立起资本主义生态体系，其影响远非“进步”或“破坏”可简单概括。《生态扩张主义》的作者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发现，欧洲移民更容易在温带殖民地如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复制出欧洲的生态体系，这极大地强化了其器物上的既有优势。美国环境史学家约翰·麦克尼尔等将欧洲与大洋洲生态体系的交流称之为“库克大交换”。库克大交换的最终结果在于，无论是欧洲裔人口主导的新移民社会，还是顽强存续的土著社会，都开始根据世界市场的需要将这里改造为各种资源边疆。劳务输出、商业捕捞、伐木、畜牧、采矿以及种植园经济使得大洋洲地区更紧密地融入世界，人们的物质生活与医疗水平大大提升，但海陆生态多样性也大幅减少。更重要的是，为支撑这些产业而引进的劳工移民及其带来的本土物种，又让大洋洲社会与环境都呈现出更多层次的内在冲突或整合。令人遗憾的是，诞生于帝国主义遗产上的大洋洲岛国几乎失去了曾经的有机联系。根据民族国家的标准，它们是被轻视的“微型国家”，缺乏政治话语权和现代化建设所需的物质与制度资源，很大程度上仰人鼻息。它们既无力摆脱沦为核试验场或核废料填埋场的命运，也无法阻止发达经济体在这里持续进行的资源滥采。对日趋明显的气候变化，岛国几乎不用承担责任，但偏偏又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而这里的灾难最终可能威胁到全人类。 毫无疑问，大洋洲环境史告诉我们，人类文明始终是在它与所处生态体系的互动中演进，哪怕是最孤绝的生态圈也日益从属于一个具有全球性联系的生态共同体中。在以民族国家为单位数百年来竞逐富强之后，人类社会需要有一种更审慎也更贯通的态度去正视哪怕尚未直接逼近的环境问题。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历史学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