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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历史研究的三种范式 张荣明 《史学月刊》2013年第10期 在一些历史学家看来，历史学即便不能成为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科学，也应该属于人文科学。人文科学到底应该遵循怎样的研究规范，制定怎样的工作流程，却语焉未详。至于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内在缺陷的尖锐批评，也未引起历史学家的足够注意。这种状况表明，对当前历史学的现状做出尽量客观的评估分析，似有必要。 一 史观史学 所谓史观史学，就是认为人类社会有一定的结构，历史的发展有一定的规律，历史研究就是考察这些规律在实际历史过程中的具体反映。有学者强调，历史研究离不开理论。这里所说的理论，就是特定的史学观念。正因如此，大学历史专业通常需要开设史学理论课程。在这里，史料犹如一堆杂乱无章的积木，需要经过历史学家的整理，依照一定的规则予以重新建构。换言之，当一个研究者初入史学之门的时候，他就像一个无知的儿童，需要向他大脑中注入必要的操作程序，否则他的大脑将无法运作。至于应该采用怎样的程序，用怎样的理论模型重构历史，则说法不一。 一种主张是用唯物史观重构历史。这种理论认为，人类历史由物质因素决定，生产力不但直接决定生产关系，而且间接决定国家结构和意识形态。简言之，工具决定大脑。在过去的将近一个世纪中，这种新的史学思潮在中国曾经风靡一时，在特定时期甚至成为主导的史学形态。所谓的“五种生产方式”和“亚细亚生产方式”讨论，均与此有关。 与之相反，另一种主张强调人类的历史受人类思想和精神活动主导，人类的精神是历史发展的内在驱力。简言之，大脑决定工具，人是活的，工具不但是死的，而且是人创造的，死的不可能决定活的。这被称为唯心史观。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该书认为，近代资本主义之所以在欧洲兴起，最重要的因素是新教伦理。新教伦理赋予现世生活和商业行为合理性，同时要求信徒根据神的召唤努力工作，从而使资本主义精神与宗教信念协调起来，而佛教、儒教、伊斯兰教的教义没有做到这一点，这是资本主义在欧洲兴起的根本原因。受这一主张刺激，余英时写了《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论证中国的宗教伦理与商业精神之间同样有协调关系。精神主导说在西方学术界根深蒂固，这是韦伯学说在西方产生重大影响的深层原因。 生活经验和史学实践表明，上述二说各具道理，却又彼此势不两立。从逻辑上说，上述二说只能有一种正确，也有可能二说均不正确。一些学者说，无论唯物史观还是唯心史观，早已被我们抛弃，现在讨论这样的问题没有学术意义。事情的真相是，史观史学僵而不死，阴魂不散。这有种种表现。 第一种表现是以物质状况为依据的文明史观。对某些历史学家来说，衡量历史进步或落后的唯一标准是物质条件，这天经地义。社会财富越来越丰富，科学技术越来越发达，所以社会是在不断进步。然而，以物质状况作为人类文明程度的依据仅仅是判断人类社会状况的尺度之一，而非全部。如果从精神角度考察，从道德心理侧面分析，社会则是不断退步。在战国诸子中，除了法家以外，道家、墨家、儒家都认为社会在不断退步，今不如昔。在当今各种宗教教义中，现世更被说成末世，人类越来越堕落。问题的微妙之处在于，并非精神文明观就正确，物质文明观本身也是一种日用而不知的学术成见。 第二种表现是以达尔文学说为基础的历史进化论。对于历史进化论者来说，时间就像河流一样具有不断延展的性质，后面的事件一定经历了前面的事件。于是在处理历史事件之间关系的时候，前面的历史事件理所当然地被说成是后面历史事件的原因，后者则被说成前者的结果。其实，真相未必如此，历史的发展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比如唐代的均田制，它是北朝土地制度的延伸，而不是南朝土地制度的必然结果，对于南朝的土地制度来说，它是一种反动，完全不合逻辑。再比如唐代禅宗佛教，慧能倡导“三无”修行方法，反对学习感官知识，形成了与传统佛教既同又异的教义体系。因为有同，于是有学者断言慧能继承了传统佛教的某些教义教理。其实，这是虚构事件之间的联系。你登上了月球，自能描述月球上的景色，而未必一定读过曾经登月者的著述。 第三种表现是进行历史评价。对于一些历史学家来说，历史现象纷繁多彩，历史人物形形色色，如何做出历史评价是一道绕不过去的门槛。在中国历史上，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冲突，既有与外部不同区域、民族之间的冲突，也有内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冲突。我们看到，在一个时期，历史学家把社会下层民众的反政府行为赞美为“起义”；时变境迁，历史学家又把这种行为贬斥为“暴乱”。再如人物评价，我们经常听到的口头禅是“一分为二”。怎样做是“一分为二”？见仁见智。比如秦始皇，他推行法家政治路线，建立了一个地域辽阔的统一国家，很多历史学家说这是功；国家统一后“焚书坑儒”，这些历史学家又说这是过。其实，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完全分不开。硬要一分为二，硬要进行价值评判，这是特定的价值观在作祟，是那只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是隐性理念的躁动。 一言以蔽之，史观史学是意识形态史学。其本质是，在从事研究之前就已有结论，研究工作本身不过是在用新的资料证明已有的结论，研究方法是自足而封闭的体系。结论既是研究工作的起点，也是研究工作的终点。从科学研究的角度看，一项研究采用某种已有的结论，然后搜集史料以证明这一结论，实际上是在做重复性的工作，这样的工作在学术上没有多少价值和意义，除非能对原来的理论做出修正，或者推翻已有的结论。 二 旧实证史学 一些学者主张，历史学是实证的科学；实证科学的基本原则是，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没有材料不说话。也有学者主张，史学就是史料学。所以，旧实证史学又被称为史料派。这里涉及几个层面的问题，需要逐一分析。 第一个问题，旧实证史学是否科学？先看“实证”。对于中国的旧实证主义历史学家来说，实证就是用史料证明在特定的时空中发生了特定的事件，比如是公元前221年秦王政统一中国，而不是此前或此后的任何时间；秦帝国的都城是在咸阳，而不是在任何其他地方。这就像天文学家发现一颗新的星体，需要指明它的方位、温度、亮度等。若干年前进行的规模庞大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是旧实证史学的新近例子。此类实证属于孔德的旧实证主义，其特点是强调感官经验，用历史学话语说就是考证。考证类似于科学实验，它反映的是研究者与对象资料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任务是确定被研究对象的实在性。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考证工作的目的是确定特定时空中发生了怎样的事件，或者没有发生怎样的事件。无论是证实还是证伪，研究工作脚踏实地，掷地有声，不容许任何虚构。 再看“科学”。依照科学界最基本的看法，科学就是整理客观事实，从中发现规律和知识，做出结论。科学研究至少分为两步：第一步是发现客观事实，第二步是发现事实之间的逻辑联系，构建假说（参见肖显静：《科学经验方法》，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李醒民“总序”，第ⅳ页）。假说或规律的本质属性是事件之间的逻辑联系，它必须解释事件为什么会发生，因此它是恒定的道理。一个理论是否合乎科学取决于它能否被众多严密的证据支持，而不是强权或任何其他因素。 旧实证史学具有科学属性，因为它排斥理论虚构，把史料作为研究工作的唯一依据，研究对象具有客观性，研究结论可以被重复和验证。但是，旧实证史学仅仅完成了科学研究的第一步工作，即判定特定时空中发生了怎样的事件，而没有进行科学研究的第二步工作，即分析事件之间的逻辑联系，进而发现规律和真理。因而，旧实证史学不是完整意义上的科学，而是初级的科学。无论旧实证史学怎样让史料说话，都改变不了这一性质。 第二个问题，让哪些史料说话？为什么让这些史料说话，而不让那些史料说话？ 历史事件分为两类，一类是自然事件，另一类是社会事件。自然事件是指洪水、地震等，其构成要素是自然现象，反映的是人对自然现象的观察或自然现象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事件是指人类社会中发生的事件，既有冲突性事件，如阶层冲突、民族冲突等，也有非冲突性事件，如联姻、结盟等。社会事件的构成要素主要是人，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关系。在自然事件中，通常不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冲突，所以让史料说话并不难。但在社会事件中，尤其是在冲突性的社会事件中，情况要复杂得多。在这种情况下，让哪些史料说话，不让哪些史料说话，其结论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张荣明：《如何让史料说话》，《天津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０９年第２期）。阿兰·梅吉尔指出，如果让一个爱国主义的伊拉克历史学家和一个爱国主义的美国历史学家各写一部《海湾战争史》，这两部《海湾战争史》采用的史料恐怕相去甚远，甚至可能尖锐冲突（阿兰·梅吉尔：《记忆与历史》，《学术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８期）在这里，让哪些史料说话，不让哪些史料说话，弹性空间很大。海登·怀特批评说，历史学家与其说让史料说话，不如说不让被排斥的史料说话（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７３页）。在这背后起作用的，是那只有形无形的手。至少到目前为止，这一问题并未彻底解决。法国历史学家古朗治曾以自己的客观主义史学相标榜，称历史不过是通过他的嘴在说话。贝克尔讽刺说，不是历史通过古朗治之口在说话，而是古朗治通过历史在说话，他说出了他的听众期望听到的“法国的制度不是起源于德国”这样的话（田汝康：《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２７３页）。 为了克服由于研究者的主体性弊端带来的困扰，旧实证主义历史学家宣称历史学是纯粹的学术，拒绝讨论任何涉及主体性的问题，尤其拒绝研究涉及现实的问题，要坚决地回到“历史”中去。但是，这并不能使旧实证主义历史学家彻底摆脱意识形态的干扰，也无法担保自己工作的客观性。神秘文化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政治神秘文化，还是生命神秘文化，都是难以回避的重要历史现象。原始时代有原始宗教巫术，古代有古代宗教和神话，此类史料充斥于历史文献中。遇到这样的史料，绝大多数旧实证主义历史学家通常会丧失一贯的学术立场，不再恪守学术中立，而必须否定此类史料的真实性，一定要自己站到前台对史料做出评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宗教类史料、尤其是奇迹类史料本身是否真实，而在于研究者对全部史料究竟应该秉持怎样的原则，以及为什么秉持这样的原则。迄今为止，旧实证主义历史学家在这一问题上并未达成共识。前面提到的物质文明论、历史进化论、历史价值论等，同样也是旧实证史学存在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声称史学是严谨的科学，显然缺乏说服力。 将近一个世纪以前，傅斯年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近代历史学只是史料学。通俗的说法是，史学就是史料学。他强调，历史研究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他所说的史料学，大体说来就是史料辨伪之学，史料考证之学，这也正是他十分赞赏《通鉴考异》这部传统史学著作的缘故。他所提出的比较史料的方法，概括起来是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对比，正面史料与反面史料对比，从比较中发现事情真相。将反映历史真相的史料编纂起来，历史研究工作便告完成，所以他又说近代史学为史料编辑之学。但是，傅氏的史料学并未解决前述史料派存在的根本问题。史料的真伪由谁判断，根据什么判断，所作的判断可能存在怎样的弊端，这些问题缺乏必要的评估。比如，他说中国上古时代神话与历史不分，《史记》中故事与事实混合。在这里，不是史料是否可信，而是到底应该如何处理研究者与史料之间的关系，历史学家到底怎样才能成为自然科学家那样的观察者，而不是历史的审判者。 三 新实证史学 当前流行的实证史学，在性质上属于旧实证主义。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在奥地利兴起的逻辑经验主义或逻辑实证主义，是在旧实证主义基础上形成的新实证主义。新实证主义拒斥形而上学，强调客观经验，这与旧实证主义完全一致；但新实证主义并未就此止步，同时强调以逻辑为工具，采用推理方法，形成进一步的抽象结论，这是它与旧实证主义的不同之处。从性质上说，新实证主义是经验主义和逻辑方法相结合的产物；从步骤上说，新实证主义不但重视经验事实，而且重视事实之间的逻辑联系，超越了旧实证主义。当代的理论科学，比如理论物理学，就是新实证主义的理论依据。在２１世纪的今天，史料史学不应故步自封，不应满足于旧实证主义，而应与时俱进，实现由旧实证主义向新实证主义的升级，进而实现历史学的现代化和科学化。历史学当然应该注重经验事实，同时还应该致力于探索逻辑事实，为人类生活提供知识和真理。 新实证史学重视客观经验，注重历史事实，因而重视史料，把史料作为全部研究工作的基础和唯一出发点。但是，新实证史学对史料的态度与旧实证史学不完全相同。它强调有必要区分历史研究的直接对象和间接对象（张荣明：《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对象、任务和方法》，《中国思想与社会研究》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从而把历史研究的基础夯实。史学不同于物理学和生物学，无法直接面对已然逝去的历史，只能面对历史的载体———史料。因而，需要对史料的性质做出必要的评估，历史学家需要在处理史料问题上达成共识。从研究工作的构成要素看，史料是与研究者并存的客观存在，没有研究者，历史研究无法完成，没有史料，历史研究也无法完成。历史研究的实质是历史学家对史料的分析，在这个意义上，史学就是史料学，历史研究就是遵循一定程序的史料分析。 新实证史学认为，史料是独立于研究者之外的客观存在。史料的形态不一，有传世的史料，有新出土的史料；有文本史料，有实物史料。无论哪一种形态的史料，也无论史料记录的是什么内容，都是客观实在。在这里，历史学家没有资格否定史料的实在性，也没有能力断言哪一类史料具有永恒价值，哪一类史料没有意义。史学发展的历程表明，某个时期被人们认为没有价值的史料，另一个时期却被认为具有重要意义。在这里，立场、视角影响了对史料价值的评估，而这样的立场、视角显然应该尽量克服。在新实证史学中，应该让全部史料说话，而无论自己是否喜欢、能否理解某种史料。历史学家应该秉持这样的理念：存在即合理。在这里，历史学家应该向生物学家学习。 但是，这并不是说所有史料的记载都真实，相反，任何史料都带有主体性。无论是记录自然事件的史料还是记录社会事件的史料都由人记录，任何记录人都是特定视角、特定社会阶层的人，因而任何史料都不可能完全客观中立。因此，历史研究的任务，是将不同的甚至彼此矛盾的史料加以对比分析，揭示史料之间的关系，进而揭示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这是新实证史学的基本工作规则。基于史料研究而投影的历史事实，从来都是有前提条件的历史事实，都是镜像的历史。不存在无条件的科学。就此而言，旧实证史学中包含新实证史学的因素。 新实证史学注重模型研究，认为任何案例都是个性与共性的统一，通过案例研究既可以获得个性信息，也可以获得共性信息。因而，个案研究与类型学研究联系在一起。古生物学家只要看到一个古动物的局部，比如翅膀，就能推断出该动物的大致形体，进而判断其在动物演化中的位置。历史学家应该向生物学家学习：从出土文献中看到某种思想的部分要素，就应该能推断出该思想的大致整体，以及该思想在整个思想体系中的逻辑位置，而不必一定拿出直接证据来“实证”。这是方法论问题。 新实证史学认为，任何个案都蕴含超时空的知识和真理，这种知识和真理不但对解释被研究的个案有效，而且对此类个案均有效。一个苹果落地，对于历史学家来说，不过是“某时某地一个苹果落地”这样的历史事件而已，但对理论物理学家来说，它蕴含着万有引力的道理，万有引力学说不但对解释苹果与地球之间的关系有效，而且对解释地球与太阳之间的关系同样有效。有人说：那是自然科学，历史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其实，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同理，关键是研究者有无发现事件之间逻辑联系的诉求，愿否为此而努力。２０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学界兴起的计量经济史研究，是这种诉求的典型范例。几年前，我们完成了《秦帝国政治模式分析》一文。在这篇论文中，我们归纳了秦帝国政治运作的要素，比较了各种要素之间的关系，得出了一个基本结论：政治唯物主义与富国强兵成正比，而与国家的长治久安成反比（张荣明等：《秦帝国政治模式分析》，《天津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１１年第４期）。这不是史料事实，而是基于史料的逻辑事实。如果说旧实证史学的特色在于揭示直接事实，那么，新实证史学的特色在于揭示逻辑事实。这与天体物理学家通过光谱红移这一直接事实推断出宇宙膨胀这一逻辑事实同理。人类永远不可能直接观察到整个宇宙，但可以洞悉其中的道理；中国古代哲人说“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也是同样的道理。 新实证史学重视分析历史事件之间的逻辑联系，重视逻辑事实和真理。在史料史学中，把经过考证的历史事实按照空间和时间排列起来进行叙事，历史研究便告完成。新实证史学认为，这样做还不够，历史学家还应该揭示史料中蕴含的历史事件之间的逻辑联系。诚然，史料中直接包含着人类生活的丰富知识，但由于时代环境和视角不同，史料中的知识未必能直接提供符合当前需要的事理，需要历史学家钩沉索隐，发现那些隐藏在史料背后的逻辑事实。比如，汉武帝独尊儒术，三纲神圣、君权神授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对于史观史学和史料史学来说，三纲神圣、君权神授是落后观念，这一事件对现代社会毫无正面意义。如果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就会发现其理论精髓是秩序神圣和权力神圣。伴随“帝王将相，宁有种乎”这种世俗观念的，是秦末社会的动荡；伴随秩序神圣理念的，是汉代社会的持久安定。于是我们得出结论：社会的稳定与社会秩序的神圣化成正比，而与社会秩序的世俗化成反比。这一结论对解释秦汉社会有效，对解释中国近代社会同样有效。此类事例，计量史学早已做过尝试。 新实证史学对弘扬传统史学、推进当代史学进步具有探索性的意义。第一，有助于弘扬中华史学的优秀传统。中国传统史学不但重“小学”，而且重“大学”。在传统的“正史”中，在“本纪”、“列传”末尾，通常都有“史臣曰”、“论曰”等，在制度类篇卷中，开篇通常都要阐明相关的事理。正是在这里凝聚着知识和真理。唐太宗有感于晋武帝立储不善导致内忧外患，于是亲自为《晋书·武帝纪》撰写结语，指出晋武帝“取轻德而舍重功，畏小忍而忘大孝。圣贤之道，岂若斯乎”，意思是说，对于帝王来说，国家事大，亲情事小，不可因小失大。当前的史料史学钻研于传统的“小学”，比如文字训诂、事件考证，但忽略了“小学”为“大学”服务，这是弃本逐末。考证的目的是为了准确揭示事实真相，进而揭示真理，否则，考证本身没有价值意义。第二，新实证史学关注现实，认为历史研究的宗旨是为现实生活提供借鉴。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学科都因应社会生活需要而诞生，离开现实生活的学术研究没有生命活力。中国古代史学为百学之母，正在于它从现实生活中升华出宇宙和人生哲理，具有知识的性质。在因应现实这一宗旨上，新实证史学与史观史学表面相似，但本质有别。史观史学是从已有的结论出发，研究工作仅仅是为了证明已有的结论，论证过程循环封闭；新实证史学则是从史料出发，研究工作是为了探索未知的真理。史观史学以自我为圆心，新实证史学以史料为中心。第三，新实证史学有助于使历史学成为科学。历史学具备科学研究的要件：客观化的研究对象。这就意味着，历史学绝不属于玄学，而属于经验科学。当前，以经济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已经被公认为社会科学，以历史资料为研究对象的历史学没有理由不成为社会科学。历史学家应该有这样的学术自信和勇气。 综上，史观史学、旧实证史学（史料史学）、新实证史学是近代以来历史学的三种不同范式。这三种范式的兴起有早晚，学术特点有所不同，能够因应不同的现实需要。当我们选择了其中一种研究范式的时候，首先应该意识到我们是在做什么，要达到何种目的，与其他不同研究范式之间的学术边界在哪里。这样，才不会引起彼此之间不必要的分歧和争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