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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还是关中”:楚人起源地悬疑难解

http://www.newdu.com 2017-11-04 中国社会科学报 张春海 参加讨论
    自商朝到春秋战国,楚国发展为幅员广阔、地位显要的大国。虽然“秦王扫六合”的统一战争结束了其八百多年的历史,但博采众长、独具特色的楚文化对后代影响至深。然而,“楚人起源何地”却长期迷雾笼罩,成为楚史乃至先秦史研究中的悬案之一。
    日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郑杰祥,结合清华简《楚居》,提出河南即中原腹地是楚人的起源地。不过,对于这一问题仍难有定论。
    《楚居》现身:楚人之源仍众说纷纭
    楚,又名荆。司马迁《史记·楚世家》中对楚王世系等有所记载,但语焉不详。楚人起源于何地长期困扰研究者,历来有“中原说”(即楚人从中原河南地区南下)、“东方说”(来源于东夷及江汉平原以东区域)、“西方说”(来源于我国西北乃至西亚地区)、“土著说”(源自江汉平原)等观点。
    2010年公布的清华简《楚居》,成为研究该问题的又一新线索。《楚居》共有16支竹简,简长约47.5厘米,完整的简上书写37—48字不等。其主要内容是叙述自楚人始祖季连到楚悼王共23位楚公、楚王的居处与迁徙,内容与先秦史籍《世本》(该书今仅存辑本)中的《居篇》类似,因此被整理者定名为《楚居》。整理者认为,该篇写于楚悼王之子肃王在位时,即约作于公元前380—前370年。
    《楚居》篇幅不过数百字,文字凝练又不乏神话传说色彩。它可能是楚人所写的楚史,其中首次出现他们自称“楚人”乃至楚别名“荆”的原因。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常务副主任赵平安对《楚居》基本判断是:《楚居》是楚人自己的作品,作者是一位史官;《楚居》是综合性质的史书。
    《楚居》的发现与公布,激发了学者的研究热情与兴趣,进而重新探讨楚人起源。目前,“楚人起源于中原”的观点获得较多的支持,似乎占据了压倒性优势。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倾向肯定“中原说”,这种观点获得了多位学者的赞同。
    不过,陕西师范大学“三秦学者”特聘教授、湖南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周宏伟有不同看法。对于自己提出的“楚人源于关中平原”说,他认为可以解释目前所见到的各种关于楚人的可信史料,而且其中不存在矛盾;其他的关于楚人起源地的观点,都无法让楚史学界公认的两点,即周初楚君的居地当距岐周(陕西岐山周原)不太远、楚人的原居地当在黄河附近,同时得到合理解释。比如,“中原说”大体可以解释楚人的原居地当在黄河附近,但不能解释周初楚君的居地当距岐周不太远;而“土著说”、“东方说”、“西方说”则都不能合理解释以上两点。
    疑难所在:地名扑朔迷离
    对于《楚居》并未结束楚人起源何处的纷争,学者认为,由于研究者的立场、方法等不同,会对同一材料产生不同理解。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杜勇认为,《楚居》的发现,有助于我们理解楚人起源和早期活动情况,但其内容有限,有的问题亦未交代清楚。人们从不同角度观察和理解,因而会产生不同看法。
    “对《楚居》我们也要辩证地看。作为史书,它是史家‘写’出来的,它要打上史家的烙印。说白了,它不是绝对的、唯一的,它只是众多史料中的一种,虽然是其中十分突出的一种。”赵平安表示。
    文字的释读基本完成后,难点在于地名的考释和认定。研究者遭遇的是一长串地名,如何将它们与出现于传世文献和实地中的地点对应起来,绝非易事。
    赵平安曾花了很大气力考证《楚居》中的“为郢”等地名,对于其中甘苦深有体会。在他看来,《楚居》中的很多地名构成了楚人迁徙流转图;但实事求是地讲,能完全落实的少之又少。
    该篇首句“季连初降于山,抵于穴穷”,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之一。李学勤认为,该山就是《山海经·中次三经》的騩山、《中次七经》的大騩之山,就是今河南新郑、密县一带的具茨山。“穴穷”、“乔山”等同样如同密码亟待破解。记者注意到,一些学者将这些地名比定为其他地点,从而见解各异。有学者推测这些地点在洛阳附近,也有学者到中原以外寻找其对应的位置。
    周宏伟表示,在《楚居》的文字基本释读出来之后,要解决其中地名的位置问题,研究者需要具备科学的历史地理学素养。科学的历史地理学能够把时间和空间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为探索一个族群的迁徙问题提供了很好的认识角度和认识方法。研究者如果没有良好的历史地理学素养,那么,科学、合理地对出土文献中的地理问题进行解释就会十分困难,要获得令人信服的结论也不大可能。
    如何破解:“真理是时间的女儿”
    学者表示,现在距离楚人起源地这一悬案的解决,尚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也源于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在上古史研究中类似情况并不罕见。
    “楚人起源问题可能不是短时间内可以解决的。在研究过程中,学者实际已将各种材料综合起来加以考虑,但终因材料有限,无法形成定论。”杜勇如此认为。
    杜勇表示,总体而言,上古史研究不同于以后时段的历史研究,主要还是因为材料偏少且多有歧异,很难将问题一下子彻底解决。有哲人说:“真理是时间的女儿。”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材料的增多、研究水平的提高,有些问题会逐渐明朗。
    在研究中,有些传统文献材料尚未被利用或未得到充分利用。对此,周宏伟提出,如果研究者能够全面、充分地占有历史文献材料、考古发掘材料,且有较好的历史地理学素养,对文献资料进行认真梳理、科学考证、仔细分析,不借助简牍之类的新出土文献,也有可能获得基本正确的结论。当然,在研究中如将新出土的楚简与既有文献记载、考古材料和历史环境等科学结合起来,其观点无疑将更具说服力。
    赵平安称,解决楚人起源这样的棘手难题,必须把有关的传世和出土材料综合考察,还要结合田野考古、民族学和民俗学等资料。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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