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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访《书籍的社会史》作者周绍明、译者何朝晖

http://www.newdu.com 2017-11-04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 张清俐 张杰 参加讨论
                              
          中国书史成为近十年国外汉学界的研究热点,各种成果层出不穷。其中英国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教授周绍明(Joseph P. McDermott)所著《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是新近译介到国内的重要著作。近日,本报记者就该著的研究视角、理论方法及主要观点采访了作者周绍明和译者、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何朝晖。
    书史是理解中国精英文化的核心
    《中国社会科学报》:周教授,您为何对中国书籍史研究产生兴趣?
    周绍明:中国人对书籍的制作和应用有自己的独特性。我在读宋元明清的书籍,尤其是文集时,便十分好奇,它们是怎么被编辑到一起的。我极力搜集素材,发现这些材料都是手写的,没有印刷的,这也令人惊奇。我由此开始关注中国书籍的收藏史。
    我相信,书史是理解中国精英文化的核心。对中国古代书籍生产、传播和利用的认识将不仅有助于解释一部书、一名作者或一个学派思想的影响,还将增进我们对中国知识的传播、制度的演化、学者的活动的认识。
    中国共享藏书由来已久
    《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学者指出,中国古代藏书重藏轻用,中国古代文人对书籍匮乏感到不满;相对而言,西方书籍的流通则更为开放。两位学者怎么看?
    周绍明:在宋元明一些著作中可以发现作者所表现出来的对书籍匮乏的不满,或他们寻求读书途径的艰辛。我认为在中国古代,书籍短缺或读书难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需求量大,因为中国人比欧洲人对书和学习更感兴趣。另一个需要关注的原因是稀有书籍难以获得。16世纪,书籍的传播远不能满足所有收藏者和学者的需要。中国家庭不愿意同其他家庭分享书籍,因为当时书籍与科举考试密切关联,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家庭的地位和经济实力。而西方书籍里的知识同财富和权力没有直接关系。
    何朝晖:尽管中国历史上没有产生过西方公共图书馆那样的机构,但并非没有藏书共享的理念和行为。清代乾隆时期修纂《四库全书》,建立“南三阁”,向江南士子开放,就是由政府主导向公众开放藏书的做法。
    中国藏书文化的延续性在世界藏书史上是十分突出的。中国知识阶层对古代文献一直抱尊崇、珍视态度,藏书家对古代文献的保存从来都不遗余力。这与西欧中世纪对古代文献的淡漠形成鲜明对比。
    中西方解决读者获得书籍的问题有各自的发展脉络,要放到具体历史文化情境中加以观察。
    待开垦的“书籍考古学”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两位学者谈一谈当代中西方学者对书史研究的特点。
    何朝晖:中国书史研究从一开始就植根于中国深厚的版本目录学传统。1917年,叶德辉用文言文写出了中国书史的发轫之作《书林清话》,近百年来的发展基本延续了叶德辉等人开创的学术理路,注重对与书籍本身紧密相关的形态、版本、内容和书籍编纂史、出版史的研究。而20世纪西方书史研究,注重目录学与文学、 经济学、 社会史等学科结合进行多学科交叉研究。近十余年来,历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理论方法的介入,为中国书史研究带来了一股强劲新风。
    周绍明:书籍除了传达观念和信息之外,还可以告诉我们更多东西。书籍有自身的历史,揭示了书中所述历史之外的大量史实,可以将其看作是待开垦的“书籍考古学”,以与传统书目文献学迥然不同的方式,揭示书籍在我们的文化中如此重要的原因,又导致了怎样的后果。
    书史学者应该在吸收目录文献学研究成果基础上,致力于探讨关于人类共同经验中的独特问题,如书中所包含的人类知识是如何生产、传播和消费的,书籍如何塑造了今天的社会结构,如何塑造和反映了思想的方式。这就是书籍的社会史研究视角的独特魅力。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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