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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处于乾嘉时期考证风气盛行、哲理思维相对薄弱的时代，他逆于时趋，以救治学术流弊、推进哲学探索自任。他对《周易》等儒家经典作了具有特识的新阐释，尤其是，他集中于关系到认识社会进程和学术根本宗旨的历史哲学层面，总结出三项重要命题。他自觉发扬思想史上优良学风，倡导摒弃错误学风，其论述成为晚清思想解放的动力，其哲学探索具有鲜明的实践性、批判性、创新性特点，达到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能达到的高度，当之无愧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 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是乾嘉时期的著名学者，主要著作有《文史通义》《校雠通义》。他活动的年代，是乾隆年间至嘉庆初年。在学术上这是很特殊的年代。当时的学术特点有二：一是考证学达于极盛，“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烂然如日中天”。二是学者们普遍忽视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只在故纸堆里讨学问，闭口不谈现实问题，如龚自珍诗所说：“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清初顾、黄、王诸大家反思历史、总结盛衰教训、针砭现实弊病、倡导经世致用的学风，至此大为褪色。尽管有的学者如戴震、赵翼、王鸣盛、钱大昕、洪亮吉等，提出过具有卓识的见解，但就总体而言，乾嘉时期的学者理论思维比较薄弱。 处于这个时代，章学诚堪称是一位特立独行者。他善于独立思考，认为做学问应有“别识心裁”，不能盲目跟着风气跑。他看出问题的要害所在，指出考证学风的背后存在严重的弊病，只满足于细小问题的考证，忘记了治学的大方向。他批评烦琐考据说：“近日学者风气，征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文史通义·与汪龙庄书》）故此，章氏学术在当时不被认可，自称“颇乖时人好恶”，甚至被视为“怪物”，诧为“异类”。但他毫不气馁，勇敢地顶着风气走，并且认为这是自己的使命！在致钱大昕的信中，他说：“载笔士不思救挽，无为贵著述矣。苟欲有所救挽，则必逆于时趋。”（《章学诚遗书》卷二九） 章氏的学问，包括两个大的层次。一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对学术史进行总结，包括对当前学术风尚作剖析，以及对两千年史学流变作探讨。二是作哲理的探讨，讨论历史哲学，为此，他写有《易教》上中下，《书教》上中下，《诗教》上下，《原道》上中下等重要文章。这两者都是乾嘉时期极需要做、而只有他做到了的。所以，他不仅是出色的史学评论家，更是一位出色的思想家，两者都达到那个时代的最高水平！ 章氏学术受到重视，是在20世纪。梁启超是章氏百年后的知音，《清代概论》中赞誉《文史通义》是“晚清思想解放之源泉”。胡适、顾颉刚对他也有好评。而20世纪学者中，也有因为偏爱考证学而贬低章学诚，称他为“乡曲之士”，孤陋寡闻。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清代卷中就只字未提章学诚。这些正说明讨论章学诚在思想史上的地位确实很有必要，而其“出色思想家”的历史地位尚待学术界作更加深入的研究。 《文史通义》“内篇”从《易教》上篇到《原道》下篇都是有关历史哲学的探索，章学诚显然对此特别重视，所以在编排上置于全书之前。而这些篇章所探讨的问题实则区分为不同的层次，构成内在的逻辑联系：《易教》诸篇，是他对儒家经典所作的新诠释，构成其探索历史哲学的基础；《原道》三篇，是围绕历史哲学的核心“道”提出重要的新命题，乃是他探索历史哲学的升华。 自从儒家经典产生之后，历代儒者对于这些经书所作出的解释，把每一部经典都解释为宣扬封建政治、教化伦理的范本，致使整个社会都笼罩在神秘化、凝固化的思想体系之下。章学诚却独辟蹊径，对这些经典作出新解，诠释出经书对于社会发展和学术演进所具有的实质性意义，并且力求引发出新的哲学原理。如，《易教上》开宗明义提出“六经皆史”说，认为“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记载来源于社会生活和治国的实践，而决非圣人头脑天生聪明的产物。《易》之道是具体典章制度之本原。庖羲、神农、黄帝有三《易》，都是根据“天理之自然”，即对自然现象观察、总结而得的规律性知识以教民。又如，在《诗教上》中，章学诚提出，战国诸子争鸣，他们都得六艺道体之一端，而后能恣肆其说，以成其一家之言，如老子说本阴阳，出自于《易》，管、商尊尚法制，出自于《礼》。从文章体裁演变史考察，战国为一关键时期，“至战国而后文体备”，“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这些观点，很受当代中国文学史研究专家的重视，并作为论述战国时期文学演进脉络立论之重要依据。尤为难能可贵的是，章学诚将在历史哲学领域作出新探索、总结出新原理，作为自己的自觉使命。他在分别对六经作诠释的基础上，又专门对历史哲学问题进行探索，围绕哲学的最高范畴“道”提出重要的新命题，实现其思想的升华。 章学诚历史哲学探索的集中成果就是《原道》上中下三篇，因其探索的深刻性和开拓性，成为中国思想史上的精彩篇章。此三篇作于章氏五十二岁时（乾隆五十四年），是代表其晚年学术思想的成熟之作。“道”在传统学术中是最高范畴，其内涵包括讨论世界的本原、人类社会生活的根本法则、治国的指导思想以及学术的指导思想等。章学诚一反时人醉心考据、罕谈哲理的风气，力求矫除俗儒嗜古信古、因循保守的思维定势，论证了三项极有意义的重要命题。 一是“道”源于社会实践，逐步演化发展，“渐形渐著”，越来越明显、复杂。 《原道上》极具说服力地对此作了论证：群居的人类为了解决日常生活需要问题、居住安全问题，就逐步产生了分工、管理制度，由简单到复杂逐步形成，反映在观念上，“均平秩序主义”也逐步产生、发展；又由于公共事务越来越复杂，逐步产生从管理小部落的首领，到管理国家的杰出人物，名目越来越多，制度越来越复杂，君臣制度、各种行政部门、行政区划、封建诸侯、设立学校，都随之形成、发展起来。章氏强调，不论是最初阶段的“三人居室，则必朝暮启闭其门户，饔飧取给于樵汲，既非一身，则必有分任者矣，或各司其事，或番易其班”；或是其后“分州、井田、封建、学校”等制度或观念的确立，都是按照人类生活和生产的演进而逐步产生和发展的，都显示出“事势自然”的趋势。因此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故道者，非圣人智力之所能为，皆其事势自然，渐形渐著，不得已而出之。” 章学诚提出的观点，虽很朴实，却讲出一个重要的真理：对于人类社会具有根本性意义的“道”，并不是圣人头脑里所固有的，而是由客观的社会生活一步步演变而产生和发展的。这不仅在学理层面上是极其重要的历史哲学命题，而且在现实层面上对于端正学风和发挥学术经世意义深远。章氏的论述，吸收了《周易》和《荀子·礼论》中的朴素唯物观点，而又更为深刻，达到更高境界，所以侯外庐在《中国思想通史》中评价说：章氏好像洞悉到一些由原始公社、氏族公社到形成国家的演变。 二是要破除“六经”是圣人以“天纵之圣”创造出来的万古不变的教条的神秘观点，真正认识到：“道”是万事万物形成之“所以然”的客观法则，万事万物、“圣人制作”、经书记载，都是在理和势条件下产生的结果，是“道”在不同阶段的表现形式。 章学诚极其雄辩地论述历代制度的创设，都是由于事物发展客观趋势推动下“不得不然”的产物：“盖必有所需而后从而给之，有所郁而后从而宣之，有所弊而后而救之。”客观趋势（或言“事物法则性”）的道，好比是车轮永远转动、向前发展，而具体的制度、事物，则好比车轮留下的一段一段的轨迹。“一阴一阳，往复循环者，犹车轮也；圣人创制，一似暑葛寒裘，犹轨辙也。”千百年来儒生对经书顶礼膜拜，认为圣人之教和经书所载就是“道”的化身，圣人——六经——“道”三位一体，形成泥古、僵化的观点。章学诚针锋相对，论证“道”与圣人不能等同：“道有自然，圣人有不得不然，其事同乎？曰：不同。道无所为而自然，圣人有所见而不得不然也。故言圣人体道可也，言圣人与道同体不可也。”并进而提出：“学于圣人，斯为贤人。学于贤人，斯为君子。学于众人，斯为圣人。”因为圣人的作为只是体现了客观理势的需要，圣人如果不从众人的行为、欲望中得到正确认识，就不能成其为“圣人”。这一观点在将圣人视为万世师表、视众庶为愚昧无知的时代，更不愧为石破天惊的伟论！ 三是论述“道”与事功密切相连，六经不能尽“道”，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立言之士必须革新观念，勇于总结出新的“道”。 这是当中国历史处在大变革的前夜，所提出的历史哲学的重要命题，也是认识论的极其重要的命题。由此正表明章学诚在哲学探索上远远高于同时代人。事物不断发展，“道”也要发展。学者应当树立高度的使命感，担负阐明穷变通久，总结六经之后社会生活发生的变化，推进和究明大道的时代责任：“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固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也。”他要求学者确立新的价值观，抛弃六经是孔子因其“天纵之圣”、从头脑中演绎出来的旧观念，抛弃“道”是固定不变、六经已经穷尽的旧观念，改变以为凭训诂章句即能获得古人学术真谛的错误态度；而树立“道”与社会生活密切联系、因事物发展“道”也向前发展的正确态度，明确学者的责任是针对现实社会中“有所需”“有所郁”“有所弊”的问题，着力探究、总结出哲理性的认识，勇于创造，回答时代的要求。 《原道》三篇撰成之时，颇受学者讥议，连平日交游密切的“同志诸君”也不理解其著述旨意。责难的主要原因是觉得“题目太熟”，“袭用前人”，故认为内容与前人所论势必雷同，难有新意。章学诚本人却持有充分的自信，认为：“其所发明，实从古未凿之窦。”固然，前人所写以《原道》为题者有三篇，然而篇名相同，旨趣却殊异，论证的问题各不相同。《淮南子·原道训》讲清静、无为、寡欲，一切听其自然。《文心雕龙·原道》讲文章要以儒家的“道”来作指导，要体现“道”。韩愈是要捍卫儒家自尧、舜至孔、孟的道，来抵制佛、老，宣扬维护儒家纲常名教的重要性。而章学诚的《原道》三篇围绕三个重要命题，深刻地论证作为哲学根本和理论核心的“道”，作为人类社会演进法则的“道”，是怎样产生？如何演变？当时士林因考证风气盛行，而不理解章学诚创立新学说的意义，甚至本能地加以排斥。由此更可认识章氏从事哲学探索的艰苦，也更可体味其超前性的思想成果之格外可贵！ 章学诚的巨大贡献，还应包括他对中国学术传统有精湛的论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在诸多学术领域对辩证法有透彻的运用；推进历史编纂理论，提出改革历史编纂的方向，等。当然章氏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如有的地方尊古太甚，未能免俗；由于他当时所能利用的思想资料有限，致使其哲学探索的命题是具有近代意义的，而其论述却不得不采用大量“中古”式的概念、语言，这当然影响其阐发的深邃和严密，也影响别人对他思想的理解和评价。 是金子就要放射出光辉。章学诚期望百年之后获得知音，果不其然！至20世纪初，梁启超处于近代学术潮流之中，对章氏的新观点乃有深切的体会，因而称誉他“为晚清学者开拓心胸”（《清代学术概论》）。稍后，顾颉刚在其《中国近来学术思想界的变迁观》一文中也说：“自从章实斋出，拿这种遮眼的鬼墙（按，指学术上迷信古人的风气）一概打破，说学问在自己，不在他人”，“这实在是科学的方法”。20世纪还有两位学者对《原道》篇的成就提出卓见。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提出，章实斋论“道”，与戴东原的观点有相同之处，两人都主张“道”不能离开人伦日用。而不同之处在于，戴东原认为“道”在六经而章实斋认为六经合乎道而并非等同于道，自然变则圣人之不得不然者亦将随而变，时会不同，则六经固不足以尽夫道也。叶瑛在《文史通义校注》中也高度评价《原道》三篇的价值。这些名家都讲出章学诚哲学探索的价值所在，可惜大体上只作了简要的点评，现在迫切需要的是作深入的专题研究。（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