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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考古学从历史学的二级学科成为独立的一级学科，一方面意味着考古学学科体系的成熟，另一方面也给考古学的发展提出了更多的挑战。就考古发掘而言，其工作的科学性还应被充分注重。 考古发掘前要有全面的遗址保护规划 遗址是人类活动的见证，具有不可再生性。因此，对于任何考古遗址，考古工作者都应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原则。考古活动应在不得不对遗址进行发掘时进行。 当某一遗址的存在受到威胁时，我们以往总是考虑进行抢救性发掘。而笔者认为，这时考古工作者首要考虑的应是抢救性文物保护。这种保护应汇聚文保、考古、历史等多学科专家的智慧，查清遗址破坏的原因，分析破坏是否可被控制，受到的损坏是否可逆，并拿出可行的计划方案进行遗址的再保护。 对于必须进行抢救性发掘的遗址，要切记“发掘未动、文保先行”。任何考古遗址在发掘前都应该进行详尽的调研与规划，使考古发掘在做好全面预案的基础上进行。每次发掘之前，都应对发掘中和发掘后的文物保护有充足准备。当然，这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尤其是要加强考古工作者的文物保护观念和素养。 考古领队要协调考古发掘中的各层次工作 在考古遗址中，传统的文物保护主要针对发掘现场的遗迹与遗物。考古工作者对这方面一直较为重视，但随着发掘水平的提升、发掘方法的改进，许多发掘现场的文物保护工作滞后于发掘工作，并可能造成损失。因此，考古工作者尤其是考古领队要时刻了解与追踪先进的文物保护方法与技术，做到发掘多少就保护多少，发掘到什么程度就保护到什么程度，使文物保护与考古发掘同步。发掘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在发掘时出于成本考虑，将文物保护置于次要位置的做法是本末倒置的。 另外，考古领队要在遗址发掘地及时做好考古与文物知识的宣传与教育组织协调工作。在发掘时，对当地老百姓进行考古、文物知识普及，会更有利于考古工作的进行。2007年，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在吉林省延边地区进行旧石器遗址发掘时，因注重这方面的工作而受益匪浅。当地一位村民在去亲属家时，利用从考古队所学的知识无意间发现了很多石器，这为大洞旧石器遗址的发现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线索。因此，考古知识的科普教育不是负担，而应成为考古领队的工作之一。 考古发掘后的研究要可持续 考古遗物的提取涉及考古技术、文物保护意识和学术研究深度等多方面因素，因此，尽管“全面提取”的提法具有相对性，但作为一名有历史责任感的考古工作者还应该尽力而为之。遗物的全部提取和保护本是文物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当前却存在对遗物的“选择性”提取的现象，即提取对研究“有用的”、品相完整的和珍贵的，而舍弃不完整或不珍贵的。这不但损害了考古发掘的科学性与严肃性，同时也为日后科学研究的完整性与严谨性打上了问号。另外，遗物的后期整理与保护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一些考古队重发掘而轻室内工作，导致许多文物湮没在库房之中，不但对文物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害，也为进一步的研究设置了障碍。文物无高低贵贱之分，考古工作者应该将眼光放长远，尽量使各种文物都能得到最大程度的保护。 遗址保护是考古队工作中的薄弱环节。许多情况下，在发掘结束后，考古队仅对重要遗址进行保护，而对一般遗址则就不再做任何工作，任由其自生自灭。这一现象非常值得关注。遗址也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考古工作者要一视同仁。遗址保护的具体方法和计划应在发掘之前做好，发掘结束后就应该贯彻实施。针对不同的遗址可采用不同的保护办法，比如建考古遗址公园、整体搬迁、可逆性掩埋等。 目前，考古发掘报告的发表速度越来越快，基本上改变了过去遗址挖完多年，报告却一直难产的状况。考古工作者应将报告的整理、写作当成神圣的责任去完成，考古发掘的意义在于让文物的全部价值呈现于世人，若没有这种意识，考古工作者将成为只会动手不会动笔的“体力工作者”，而背弃考古工作的初衷。 发展“绿色”考古研究 考古研究有四种功能。一是通过对某一遗址的遗物及遗存的研究明晰该遗址的文化和社会的“透物见人”；二是通过对已知文化的研究和归纳即可得知其相关遗址、遗物和遗存的特征的“透人见物”；三是通过对某一遗址的遗物和遗存进行研究就可以推断出其相近或相疏远的考古遗址的遗物和遗存的大致情况的“透物见物”；四是通过对某一文化的研究与理解就可以推研与其相关联或毫无关系的另一文化的“透人见人”。文物本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但考古学研究却可以多角度切入，“重复利用”文物资源。这一特性说明，人们不需要发掘太多的遗址，只要利用现有的文物资料进行全面、细致、科学的研究，即可获得足够的古代人类或远古社会的文明信息。这样既可以避免一些考古发掘，节约物力、财力成本，也可以使许多未被发掘的文物免受“打扰”，这即是“绿色”考古研究的意义。 发展“绿色”考古研究有很多工作要做，如将全国的文物进行资源共享，使研究者能够享受研究的最大自由；打破成见，做过基础研究的文物还可以进行再一次的基础研究；使用不同的方法研究考古学已知的问题等。如果我们没有对所有文物进行全面的采集，恐怕得到的永远是不能确认的信息，也就无法对一个文化的特征进行全面了解。只有对文物全面保护才能使我们在遗物与遗物之间、遗存与遗存之间、遗址与遗址之间寻找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文化与文化之间的桥梁则由以上所有工作为大前提架设而成。因此，考古发掘中的文物保护善莫大焉。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