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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忠培先生是北京大学1952年最早创办本科考古专业后招收的第一个班级的学生之一，这个班级的学生后大多成为了中国考古的领军人物，而张忠培先生还是该班毕业后唯一一位留校攻读副博士研究生的学生，后来又是该班唯一一位在北大之外创办了（吉大）考古专业的同学。后来他虽然担任过故宫博物院院长和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等职，但一直科研不辍，每年都有多篇文章发表，并有不少可以总结和借鉴的治学之道。 下面是摘编自我今年发表在《庆祝张忠培先生八十岁论文集》中的一段文字，对于一般读者来说，可能写得略嫌专业和艰涩了一些，但从中却可以看到他在治学方面的点点滴滴—— 首先，张忠培先生做考古学研究，一直注重总结学科整体的历史和现状以及未来的走向，尤其是其中涉及的学科前沿课题或学科生长点在哪里。为此，他不但曾发表过像《中国考古学史的几点认识》这样的万八千字的简论，还曾写作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20世纪的历程》这样的约近十万字的长文。另外还有《浅谈中国考古学的现在和未来》和《关于中国考古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思考》等多篇论著。这些文章集中地向我们展示出了他站在学科建设高度，对考古学做出的既有回顾性，又有前瞻性，更有考古学史甚至是考古学思想史价值的全面思考。 其次，张忠培先生认为，做考古学的学问或搞考古学的研究，除了要立足于考古学史的长度和学科建设的高度，也要掌握相关学科诸如历史学、思想史、哲学史、文化史、经济史、政治制度史以及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等知识，甚至还要了解 体质人类学、生物学、化学和物理学测试或鉴定的一般技能和发展现状，作育突破前 沿或连接生长点的能力。乃至还要和国外相关学科领域作联通或比较研究，深入了解国外相关学科旁及有关学科领域的情况。至于中国考古学某一领域的相关学科，则视那一领域而定。我记得当初我们跟他读新石器时代考古学专业方向的研究生时，他给我们框定的研究范畴，是需要上知旧石器时代，下晓夏商周考古，直至通到战国秦汉时段。我个人更有的体会是，我当时计划把长江下游史前文化交流作为毕业论文的研究方向，在与他讨教时，他要我至少做两件事：一是“研究下游要跳出下游”，他给我划定的收集资料范围是北起山东，南到广东，西自三峡，东至上海；二是他当时把东南沿海和长江流域之间的这一水陆范围，形象地比喻为“丁字形地带”，他希望我在这个地带进行为时一学期的实地调研。在此基础上我写出的《苏皖平原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存的研究》，是将核心放在了长江下游的西部。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连接长江下游和长江中游的交界区域，早在史前便呈现出各种文化交替频仍，各类势力进退如潮的局面，宛如“漩涡地带”。把这般区域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和谱系搞清楚了，显然能给长江中下游的考古学文化研究带来促进意义和积极成果。这其中，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如果要想提高自己的研究能力，特别是具备认识和接纳材料辐射信息的能力，知识面要宽，视野要广，手段要新，方能产生新的视角、新的思维方式和取得新的成果。 再次，张忠培先生写作的文章虽然是在室内完成的，但他发现的问题或课题的根子，却往往源于田野考古。同时，是否正确地解决了问题，还得受田野考古的检验。例如前面曾提到的有关陶鬲系列的研究，最早便可追溯到1955年前后他大学本科学习期间在西安沣西的田野考古实习，后来他不但写出了《客省庄文化及其相关诸问题》一文，还在主持河北蔚县、山西晋中等田野考古中，不断对陶鬲类型和演变产生了新认识，进一步酝酿以陶鬲为题目做学术文章。打那以后的漫长时间里，他一个个地查对遗址，一部部地翻阅报告，一个个地做好单位器物排比，逐步酝酿形成了不同形态的陶鬲及其有无与多寡，是区分考古学文化的一种标志等诸多基本认识。他说过，一个优秀的考古学者，首先应该是一个田野考古工作者。否则，不长时间蹲考古工地， 不亲自而是基本依靠技工搞考古发掘，就难以熟习田野考古理论、方法和技术，就难以读透考古报告，也不能从报告中找到问题和找准问题，甚或不能使用报告发表的材料进行学术研究。正是因为这样，他养成了在田野考古或整理材料时以及编写考古报告时，边阅读有关原始材料，边在爬梳材料中发现科研选题的治学方式。 还有，张忠培先生的学术研究所关注的问题，常常是多于研究的问题。而研究的问题，又往往多于写出文章探讨的问题。他认为“只有这样，写出探索问题的论著， 才能达到深透”。同时，他一贯从对材料的观察或搜集中发现问题，而不是跟着别人包括洋人或学界讨论的问题找题目，不嚼别人嚼过的馍，更不跟着热门话题走，顶多从中得到某些灵感。他尤其强调，找到或发现的问题，应有原创性。发现问题后，不是马上就动笔，而是围绕发现的问题长时间、进一步地全面搜集、整理资料。例如他发表于《考古学报》1987年1、2期的《齐家文化的研究》一文，据我所知，他文中的主要观点，早在1978年前后给吉大77级和78 级教授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时，我们就听到过了。他在做这个题目的过程中，曾从零开始切入原始材料，一个又一个墓地地做笔记，一张又一张地做器物组合卡片。同时，一边搜集整理资料，一边思索酝酿，一遍又一遍地从中寻找合理解决齐家文化分期、源流、关系及社会制度诸问题的途径。最后到了不吐不快、不写不行、不动笔睡不着觉的时候，集中精力，调动灵感，充满激情，用十多天的时间便一气呵成。文章写完后，他并没有急着马上投稿，曾搁上过二、三个月做冷处理，然后才拿出去发表。所以，尽管该文文末标注的写作完成日期是1984年12月8日，可写作前从发现题目到动笔的时间，已逾7年以上。再加上1984年写完到1987年发表的2年多时间，这篇文章从酝酿到发表的历时脉络，至 少经过了8年之久。如此积年累月地从发现问题到写出文章，再到发表的过程，在他看来都可视作一个研究过程。他常有甚至变成了常态的这种研究方式，既是他的严谨的治学态度使然，又是他特有的治学方法所至。这正像他认为的那样：“这样的论著，才有较大的创新分量。” 说到他一贯倡导的考古学创新，我不由地联想到了他在2008年担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时，就中国考古学如何创新所讲过的那些话来：“如何创新？材料出学问，新材料出新学问。”“考古学要创新，既要依靠资料及其释放的信息的积累，又要依靠考古学者对资料及其释放的信息作务实求真的解析与研究。务实求真的解析资料及其释放的信息，则必须进行逻辑与理论的思维，以达到对研究对象接近真实的了解。”从他的这段表述中不难理解，为什么别人没有找到的研究题目，他能发现；别人没得出的合理结论，他是如何阐释的；别人没提出的理论方法，他是怎样总结的等等。换句话说，张忠培先生的学术研究为什么要源于实践并能经受住实践和时间的检验？为什么总是具有原创性和先发性？为什么总是不断突破前沿？为什么总能生出新的课题生长点？为什么总会创造新学问并推动学科朝着更深、更广、更有影响力的方向发展？我个人理解，这应该都来自于他早年不断作育、后来长期坚持的治学之道，即道者，道路、道理、方法是也。正是因为奉行了这样的治学之道，张忠培先生的研究及其成果，就自然而地会产生新的研究课题，凝聚新的治学焦点，建构新的理论方法，带动新的考古走向，形成新的学术气象。（《庆祝张忠培先生八十岁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4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