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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尚之人格 不朽之学术——纪念顾亭林先生诞辰四百周年

http://www.newdu.com 2017-11-04 《 光明日报 》( 2013年 陈祖武 参加讨论
    今年是顾炎武亭林先生诞辰四百周年,缅怀先哲,高山仰止。谨以往日读先生书之一得联缀成篇,敬抒数十年景行行止之悃忱。
    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为毕生追求
    “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二语八字,为孔子在不同场合,就为学、为人的提问,对弟子所作答复。前四字重出于《论语》之《雍也》、《颜渊》二篇,后四字则见于同书《子路》篇。由汉唐以迄宋明,历代经师及理学中人,每多疏解,代有其说。大体而言,前者论为学,后者则是论为人。
    顾亭林先生接续前贤,在所著《日知录》中,分别以《博学于文》和《廉耻》为目,对孔子所言二语八字,引征群书,实事求是,做了具有深刻时代内涵的阐释。关于“博学于文”,先生认为,此一“文”字,断不可简单地等同于《诗》、《书》六艺之文,乃是《易经》所言“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文”,是《论语·子罕》中孔子所言“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之“文”。因此,孔子于此所言之文,并非诗文,而是关乎天下国家的人文。先生的结论是:“君子博学于文,自身而至于家国天下,制之为度数,发之为音容,莫非文也。”(《日知录》卷7《博学于文》)关于“行己有耻”,《廉耻》条开宗明义,即谓古往今来,维系国家的礼义廉耻四大支柱,耻最为重要。先生认为:“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身历明清易代,目睹士大夫之寡廉鲜耻,先生痛言:“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日知录》卷13《廉耻》)
    在中国学术史上,顾亭林先生之所以超迈前贤,伟然自立,不惟在于先生准确而深刻地阐释了孔子所言二语八字,而且还在于他前无古人地将二者合为一体,提升至“圣人之道”而大声疾呼。康熙六年,先生在《与友人论学书》中写道:“愚所谓圣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耻之于人大矣!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故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呜呼!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亭林文集》卷3《与友人论学书》)以言耻为先,将为人与为学合为一体,不惟成为顾亭林先生的毕生追求,而且也为当时及尔后的中国学人,树立了可以风范千秋的楷模。
    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
    当明末季,理学盛极而衰,中国古代学术面临何去何从的抉择。历史呼唤转移风气的学术大师,历史需要承先启后的一代哲人。顾亭林先生正是这样一位学术巨人。先生一生,为回答这一艰难的历史抉择,留下了久远而深刻的思考。归纳起来,其思考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提出“理学经学也”的主张,把理学纳入了经学的范围。先生写道:“理学之名,自宋人始有之。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非数十年不能通也。故曰:‘君子之于《春秋》,没身而已矣。’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不取之《五经》而但资之语录,较诸帖括之文而尤易也。”(《亭林文集》卷3《与施愚山书》)这就是说,理学的本来面目,其实就是朴实的经学。要把经学治好,需要学人为之付出数十年的努力,终身以之,死而后已。断不可脱离儒家经典本身,舍本逐末,沉溺于理学家的语录之中。
    其次,倡导开展经学史研究,从学术源头上确立兴复经学的学理依据,进而梳理演进脉络,把握异同离合。先生说:“经学自有源流,自汉而六朝,而唐而宋,必一一考究,而后及于近儒之所著,然后可以知其异同离合之指。如论字者必本于《说文》,未有据隶楷而论古文者也。”(《亭林文集》卷4《与人书四》)
    再次,示范了训诂治经的方法论。先生认为,唐宋以还,经学不振,病痛乃在率臆改经,而究其病根,则是不识古音。先生说:“三代《六经》之音,失其传也久矣。其文之存于世者,多后人所不能通,以其不能通,而辄以今世之音改之,于是乎有改经之病。”又说:“至于近日,锓本盛行,而凡先秦以下之书,率臆径改……,则古人之音亡而文亦亡。此尤可叹者也。”有鉴于此,先生拨乱反正,提出了正本清源的治经主张。“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同上《答李子德书》)这就是说,研究儒家经典必须从考订文字入手,而经文的考订又必须从弄清古音起步,训诂乃治中国传统学术的基本方法。
    晚明以降,在宋明理学向乾嘉朴学演进的历史过程中,顾亭林先生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努力,尤其是训诂治经方法论的提出和示范,作出了无与伦比的历史贡献。康熙中叶以后,一代又一代的学人恪守“故训明则古经明”之矩矱,因声及义,深入开拓,不惟使古音学研究由经学附庸而蔚为大观,而且还形成了主盟学坛的乾嘉学派,产生了全面总结、整理中国数千年学术的丰硕成果。
    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
    顾亭林先生一生,给我们留下了甚多宝贵的精神财富。其中最具永恒价值者,恐怕当属先生始终如一的高度社会责任意识。
    先生早年,之所以弃绝帖括之学,究心历代史籍和官私文献,开始结撰《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乃是目睹明末社会积弊,危机深重,因之而“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亭林文集》卷6《天下郡国利病书序》),试图去寻求救国救民的途径。入清之初,他先是投笔从戎,武装抗清,继之潜踪匿迹,联络四方,都是对清廷剃发易服民族高压政策的反抗。北游之后,以二马二骡装驮书卷,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精心结撰《音学五书》、《日知录》,或是为了“一道德而同风俗”(同上书卷2《音学五书序》),维护悠久的古代文明;或是旨在探讨“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同上书卷9《与黄太冲书》)。用先生的话来讲,归根结底,就叫做“明道救世”。先生曾就此致书友人曰:“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自年五十以后,笃志经史,其于音学,深有所得,今为《五书》,以续三百篇以来久绝之传。而别著《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而未敢为今人道也。”(《蒋山傭残稿》卷1《与人书》)先生晚年,客居山西,病魔缠身,依然关注民生疾苦,以救民于水火为己任。在《病起与蓟门当事书》中,先生表示:“今日者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亭林文集》卷3)
    顾亭林先生这一始终如一的高度社会责任意识,在《日知录》中得到了学理上的升华。先生发人深省地提出“亡国”与“亡天下”两个观念,进而辨析道:“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始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根据先生之所见,历代一家一姓王朝的更迭,叫做亡国。而世代相承的优秀文化传统遭到践踏,文明破坏,道德沦丧,以致人而不人,等同禽兽,那就叫亡天下。先生认为,这两个观念既有联系,又有深浅轻重之不同,相形之下,天下是根本。因此,先生的结论是:“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日知录》卷13《正始》)有清一代,迄于今日,顾亭林先生的主张不胫而走,经晚清学人归纳,就成了掷地有声的八个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顾亭林先生是明清更迭的社会大动荡造就的时代巨人,是中国学术史上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伟大宗师。先生人格高尚,学术不朽,我们应当世世代代纪念他。(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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