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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百越研究:历史源流与文化发展

http://www.newdu.com 2017-11-04 《中国社会科学报》总第 冯爱琴 参加讨论
    2012年12月,广西骆越文化研究会专家宣布在广西南宁市隆安县乔建镇儒浩村稻神山祭祀遗址群发现了古骆越稻作祭祀雕塑群。当年10月,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国家基因研究中心韩斌课题组与中国水稻研究所及日本国立遗传研究所等单位合作,在英国《自然》杂志在线发表研究论文指出,广西很可能是栽培稻起源地。稻作农耕是百越经济的重要特征,上述发现对骆越和整个百越族研究都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吕氏春秋·恃君览》称:“扬汉之南,百越之际”,《史记》则有“及到秦王……南取百越之地”的记载。古代中国南方的百越族究竟源起何处?又是如何消失的?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专家。
    对于百越族从何而来的问题,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教授蒋炳钊表示比较认同“土著说”,即百越族是由当地原始先民发展形成的。其理由是,大量考古资料证明,在百越各族登上历史舞台之前,早在几十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早、中期以及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晚期,那里已有人类活动的遗迹。萌芽于新石器时期的南方印纹陶已经被考古学界认定为分布在长江以南的古越文化遗存。考古学家将印纹陶分布区分为宁镇区、太湖区、赣鄱区、湖南区、岭南区、闽台区、粤东闽南七个次文化区,这与秦汉以后百越族几个组成部分的分布基本吻合。在采访中,不同学科的其他几位学者也表达了相近的观点。
    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会长吴春明表示,《汉书·地理志》颜注引臣瓒语:“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不得尽云少康之后也”,很清楚地表明今中国东南至东南亚之间的上古土著是“百越”。他还指出,百越及其先民是一个统一而多样的民族集团,这个民族集团是由不同的时空共同体组成的,不但包括了东南不同分域的族群文化,而且这些族群文化在先秦两汉间经历了不同阶段的变迁。从汉文史籍记载来看,位于上古华夏东南的民族大致经历了从传说时代的“三苗”到商周时期的“诸蛮”,再到东周以后的“百越”的发展历程。
    对于“越”的得名,较常见的说法是“越”源于“钺”(或写作“戉”),是一种扁平穿孔石斧,开始是生产工具和武器,后来逐渐演变成很薄的象征权力的礼器。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教授李锦芳认为这个说法比较可信,因为至今越族后裔壮侗语民族的语言中将斧子、板锄(源于钺)读为“kwan”、“kwak”,与“越”字汉语古音接近。但对于“百越”是对“越”多个支系的泛称这一说法,李锦芳认为是望文生义。他说,其实“百”是中心词“越”的词头,越音“bak”,是“把”的意思,“百越”即“把斧”。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原副司长张崇根则提出,“越”的得名除了和生产工具有关以外,还有另一种说法,即这个民族本身称“人”为“wut”或“wat”、“wet”,华夏族便根据这个音而称他们为“越”。他表示:“总之,‘越’是他称,不是自称。”
    由于百越族分布区域较广,不同区域、不同时期的文化不可能完全相同。蒋炳钊认为,在百越族共同的文化中,印纹陶文化是最突出的特征。他表示,印纹陶文化产生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兴盛于商周时期,衰弱于战国秦汉,这与越民族产生、发展、消亡的时间大致吻合。印纹陶文化与彩绘陶文化(仰韶文化)、黑陶文化(龙山文化)构成新石器时代的三大文化系统,也成为百越族与北方民族显著的考古文化区分。
    吴春明表示,从民族历史变化来看,除了少数百越后裔“遁逃山谷”,演变出唐宋以来的少数民族文化外,绝大多数百越人群在长期、全面汉化的过程中融合成为当地汉民,与汉唐以来南迁的中原北方汉民共同构成东南汉民文化体系。李锦芳认为,由百越部分地区演变而来的壮侗语民族又可分成四大板块:一为零散分布在贵州及黔滇桂交界和越南北部的仡佬—布央族群,语言属仡央语支,系战国、西汉时夜郎等国后裔;二为海南黎族,操黎语支语言,约3000年前自雷州半岛迁入海南岛;三为侗水语族群,包括侗族、仫佬族、水族、毛南族等,主要分布在粤西、桂东及黔桂湘地区,自岭南溯珠江水系北上,有丰富的迁徙传说;四为台语支民族,分布最广,人口最多,内部语言差异最小,遍及我国海南临高、广西、贵州、云南及泰国、老挝、缅北、阿萨姆等地。
    至于我国台湾各族人民与百越的关系,张崇根认为有三种情况:其一,通过DNA比对证实,汉族闽南人具有古越族人基因;其二,在台湾世居的少数民族高山族大部分应来源于东夷;其三,古越族为台湾另一个少数民族平埔族来源之一。
    专家观点
    蒋炳钊:百越史研究的三个核心问题
    当前百越史研究的核心问题有三个:一是“越”究竟从何而来,是如何发展变化的以及与南方现有民族的关系;二是古代越族的文化是如何传承发展的;三是百越民族的海洋文化。
    百越史研究不仅关系百越民族史本身,还涉及整个南方古代史。百越史还涉及海外问题,如东南亚民族史等。
    李锦芳:百越文化研究具有现实意义
    百越及其后续民族的三千年文明史需要国内外专家通力合作纂修,其一脉相承的文化特征是哪些,变与不变在何处,都需要总结梳理。壮侗民族的性别平等等传统对于当今社会尤有借鉴和发扬光大的价值,壮侗民族社会从来没有出现男女性别失衡等社会问题。壮侗民族“没有树就没有水,没有水就没有田,没有田就没有粮,没有粮就没有人”等朴素的环保理念和实践也十分具有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史学界已经对语音变迁做了较好梳理,今后词汇、语法演变史值得我们深入探讨,这需要以大量个案描述为基础。地名研究的深入可为我们提供更多的百越民族史信息,补充文献记载的不足,其中还需甄别许多未被识别的汉文记载的百越地名及现代壮侗语地名。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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