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兴隆沟遗址第一地点22号房址出土的石磨棒  兴隆沟遗址出土的石铲  兴隆沟遗址第一地点22号房址出土的石磨盘  炭化的粟和黍 人类食用小米始于何时？耕种农具的进化途径是什么？农业社会时期，古人的宗教信仰何时从实物信仰转变为图腾信仰？ 在我国北方，人们喜欢食用小米的习俗延续至今，但是谁能知道，到底从何时人类开始种植并食用小米的呢？英国剑桥大学麦克唐纳科技研究所所长马丁·琼斯一直致力于世界农耕文明的研究，小米起源也是他一直关注的问题之一。2003年，当他通过媒体得知，中国的一项考古发现可能会改写世界小米起源的历史时，他带领团队立即赶往中国。那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一工作队在内蒙敖汉旗兴隆沟遗址的发掘刚刚结束。“兴隆沟遗址的考古发掘有着非常明确的学术目标，其中一项就是希望探清以狩猎-采集经济为主的兴隆洼文化，是否开始出现原始的农业经济？”内蒙古第一工作队队长刘国祥说，“如果这一疑问得以解决，那将意味着我国北方先民驯化谷物的历史将向前推进到近8000年前。” 人类种植小米起源于何时 在兴隆沟聚落遗址发现之前，关于中国小米的起源问题，学者认为可能的三大区域为西辽河流域、太行山东麓、黄河中游。而敖汉正好处于西辽河流域。据《明史》记载，敖汉曾是“沙柳浩瀚，柠条遍地，鹿鸣呦呦，黑林生风”之地。那么，在更久远的史前时期，这里的人们是从何时开始食用小米的呢？ 兴隆沟聚落遗址的发掘使这一疑问有了初步的答案。该遗址位于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东部，距今近8000年，20世纪80年代初，文物普查时首次发现，1998年，社科院考古所内蒙古第一工作队与敖汉旗博物馆联合对该地点进行复查，并对地表所见房址灰圈遗迹进行了实测，总面积约有5万平方米，聚落布局分成东、中、西三区。2001年至2003年，考古学者对该处遗址进行了再次发掘，共揭露面积5600余平方米，清理出房址37座、居室墓葬28座、灰坑57座。 2001年，编号F10的居住面上，考古人员选取了一些土样进行浮选，结果找到了数量极少的炭化粟，因为数量有限的关系，对于这些粟的认识，考古人员并未做最后定论。结论需要等待进一步的考古材料来证实。接下来的2002年，在对F31堆积层内和居住面上的土样浮选后，考古人员再次发现了炭化粟，而这次的数量已经足够多，出现如此众多的炭化粟可否证明在距今近8000年前的古代先民已经开始种植粟来食用呢？ 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植物考古专家赵志军将这些炭化粟和其他地方发现的炭化粟进行了比对，结果发现，兴隆沟的小米比陕西鱼化寨要早几百年，而且，与其他遗址的小米相比，兴隆沟小米形态更为进步。“由此可以说明，兴隆沟遗址出土的小米应该是独立起源的小米，西辽河流域应该是小米的起源地之一。”赵志军说。 原来兴隆沟遗址发现的炭化粟就是经过人工栽培的植物，由此可以断定，虽然那时，人们的食物来源仍主要依靠狩猎和采集，但原始的农业经济已经开始萌芽。炭化粟的发现也证实了距今近8000年前，古人已经学会种植小米来食用。之后，这一结论也经美国哈佛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实验室进行了求证，最终结果显示，兴隆沟遗址出土的小米是我国北方最早的小米种子，比欧洲早2700年。兴隆沟遗址也同时被学术界定为横跨整个欧亚大陆的旱作农业的起源地。 原始生产工具和图腾信仰形成 敖汉对于探究我国北方旱作农业起源的意义远不在此。刘国祥感慨地说：“敖汉的宝贵不仅仅在于它是旱作农业的起源地之一，更重要的是它为我国北方旱作农业系统呈现提供了完整的线索。”如果兴隆沟聚落遗址可以看做是北方旱作农业系统的萌芽阶段的话，赵宝沟文化和红山文化时期就是旱作农业的发展阶段，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则是成熟阶段。 赵宝沟文化与兴隆洼文化前后衔接，其原型形成于兴隆洼文化中晚期。目前，保存较好的赵宝沟文化类型的遗址有赵宝沟遗址和小山遗址等。 与兴隆洼文化相比，赵宝沟文化的聚落规模明显更大，但二者在社区布局方面有很强的共性，如房址均成排分布，面积有大小之分等。“这些共性与地域相同、技术水平相近、文化之间具有直接性传承关系等多种因素有关，但更主要的应归结为相近的经济模式。”考古学者认为。与兴隆洼文化相比，赵宝沟文化的生产工具已经有了更为丰富的种类，“这一时期石器的主要特点是磨制器与丰富的细石器共存。石质的生产工具主要有尖弧刃石耜、扁平体石斧、弧刃石刀、磨盘和磨棒等。可以看出，赵宝沟文化在生产工具方面较兴隆洼文化有一定改进。到了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古人已经过上了以农业种植为主的生活。所以劳动工具也出现了磨制的石铲、石刀和打制的石锄等。”刘国祥说。 在几千年前，古人的生活很大程度上靠天吃饭。所以，在他们的早期意识里，总会出现祈祷与祭祀的苗头。那么，这种信仰源于何时？“敖汉考古为龙图腾的起源提供了宝贵资料。”刘国祥说，“兴隆洼遗址发现的人猪合葬墓，埋葬的是野猪，可以说已经有了图腾崇拜的萌芽，到了兴隆沟遗址，出土了真实猪首及用陶片、自然石块和残石器组成的S形躯体，这代表了当时人们心目中的猪龙形象，表明古人已经超越了崇拜野猪实体的范畴，具有图腾崇拜的含义。到了赵宝沟文化和红山文化时期，图腾崇拜更加凸显。小山遗址中出土的尊行器腹部刻画的猪龙图案和红山文化时期的玉猪龙都是先民图腾崇拜演变的最好注解。结合商代甲骨文的龙字，正好与红山文化玉猪龙的形态完全吻合，这也证明红山文化玉猪龙应为中华龙的本源。” 文化遗产不是“绊脚石” 因为考古发掘不可避免地会占用农业用地和建设用地，所以，在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问题上，人们往往困惑于如何将文化遗产与当地民生很好地结合。 很多地方采用建立遗址博物馆的方式，通过发展旅游业来缓解一些矛盾。但是对于史前遗址，这一方法可能派不上用场。敖汉旱作农业系统的相关遗址的保护为寻找文化遗产保护和民生问题的结合点进行了有效的摸索。 “文化遗产不是绊脚石，所以我们考虑到如果要将其更好地保护，就要提升它的品牌价值。”刘国祥认为，这也是考古人应该考虑的问题。于是，在一批考古学者的推动下，2012年8月，敖汉旗旱作农业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2013年5月，敖汉小米被国家质检总局批准为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品牌的建立直接带动了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其中最显著的是小米。敖汉旗旗长黄彦峰介绍，2012年9月，被列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前，小米的收购价为1.8元/斤，两年后，小米收购价上涨到4.3元至4.5元/斤，而经过加工的敖汉小米市场价几十元一斤，礼品装的精选小米最高价可达80元/斤。 农产品价格的上涨为老百姓带来实惠，也激发了他们的种植热情。2012年敖汉旗谷子种植面积仅40万亩，今年已达80万亩，照此发展速度，预计2017年将达100万亩，占全旗农作物种植面积的1/4。 （全文来源：《中国文化报》2014年10月23日第7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