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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细珠 原载：《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3期 曾见《文汇读书周报》（2005年9月16日）刊载《宇都宫太郎的日记印证范文澜推理：张之洞在庚子年的帝王梦》一文，颇吸引眼球。原来该文是在推介时任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孔祥吉先生的论文《张之洞在庚子年的帝王梦——以宇都宫太郎的日记为线索》（《学术月刊》2005年第8期，以下简称《孔文》）。《孔文》提出庚子年张之洞在内心深处存在独立称王的思想，此确为石破天惊之论。然而，仔细拜读孔先生原文后，对于其立论的核心依据——所谓“日本史学界近年来关于中国近代史资料最重要的发现”的宇都宫太郎《明治三十三年当用日记》，以及孔先生围绕其中心论题所做的各项论证，尤其是其对所征引史料中的关键词“政府”含义的理解，均颇有疑惑。故不揣谫陋，提出一些商榷意见，以就教于孔先生及学界同仁。 一、几点商榷 （一） 对《孔文》所引宇都宫太郎日记译文及相关史实的质疑与正误 《孔文》得出“张之洞内心深处确实存在着独立称王的思想”这一论断的核心资料，是宇都宫太郎《当用日记》明治33年（1900）6月28日的记载，现转录如下： 此日夜半时分，与钱恂会面，谈及时事，平岩代为通译。其间，钱恂言道：张某曾有言，天子蒙尘既久，清国处无政府之际，不得已，欲联合南部二三总督于南京成立一政府。 此处有一非常明显的破绽，即所谓“天子蒙尘既久”。日本明治纪年是公历。此时（1900年6月28日）八国联军尚未攻下天津，更没有攻占北京，何有“天子蒙尘既久”之说？不可理解的是：《孔文》一再强调张之洞“独立称王”思想是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之前，所谓“直到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政权尚存，张之洞才放弃组织新政府的念头”。这与“天子蒙尘既久”说的矛盾是无法解决的。《孔文》又据日记“张某曾有言”称：“这里的‘有言’二字颇重要，很有可能是张之洞在其子张权离开武汉前所言。”查张权一行是庚子四月初六日（1900年5月4日）离开武汉的。诚如是，则更是匪夷所思了。从具体时间上来看，这则日记所述史实应当在八国联军攻下北京，及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西逃之后。由此，笔者认为，这则日记的真实性是有严重问题的，或者是翻译有误。 查宇都宫太郎明治33年（1900）6月28日日记原文如下： 此夜仲ノ町にて銭恂と会し、平岩の通訳にて時事談を為したる一節に、張等は天子蒙塵（多分長安に）することもあらば清国は無政府と為るべく、其際には南部二、三の総督は連合して南京に一政府を立つるの止を得ざるに至らん云云の語あり。[1] 今翻译成中文如下： 是夜于仲之町会晤钱恂，由平岩翻译，谈论时事。其间有谓：张等曾言，倘若天子蒙尘（大概至长安），清国将陷入无政府状态，届时南部二三总督互相联合，于南京建立一政府，实乃不得已之事云云。[2] 以此对比《孔文》的翻译，可见其有三处明显的错误（以上三处划线部分）：其一是把地名“仲之町”误作“夜半时分”，增添了会谈的神秘色彩；其二是把主人公由复数“张等”误作单数“张某”，以圆所谓“独立称王”之说；其三是把时态由假设性的将来时“倘若天子蒙尘”误作肯定的过去时“天子蒙尘既久”，以致与实际史实不合，殊不可解，因而露出破绽，使笔者怀疑这则日记的真实性。 可见，日记中“张等”并不专指张之洞，其实应是“南部二三总督”。所谓“张等曾言”云云，当然不可能是指张之洞“独立称王”了。《孔文》从“欲联合南部二三总督于南京成立一政府”而引申出张之洞“独立称王”的结论，在逻辑上也是说不通的。且不说“政府”与“成立一政府”当作何解，本文拟在下节专论。撇开具体的历史语境不论，单就所引文句的字面意思来说，最多只能说是：希望联合南部几个总督共同成立一个新政府。而地点又在南京，根本不是在张之洞辖区之内。不知从何处可见张之洞欲“独立称王”之意？而且，按照正确的译文，“南部二三总督”于南京成立“新政府”，尚有一个假设性的前提条件，即“倘若天子蒙尘（大概至长安），清国将陷入无政府状态”。揆诸史实，“天子蒙尘”之后，南部总督实际上也没有成立“新政府”，只是在此前就搞起了“东南互保”，这与成立“新政府”云云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其实，从上引整段日记的语气来看，钱恂会晤宇都宫太郎不过闲谈而已，实在看不出有密谋大计的迹象。仅仅凭借这样一段错译资料，而断然认定其“为我们探索张之洞庚子年独立称王的内心世界，提供了相当有力的证据。”实无异于沙滩筑楼，非成危房不可。 还有一个不能回避的疑问。《孔文》旨在探索“张之洞庚子年独立称王的内心世界”，认为“想成立新政府的意见是张之洞亲口对他的亲信所说，而不是通过电报或书信表达的”。又说：“钱恂向宇都宫太郎提出张之洞要成立新政府的建议时，张权已经来到东京一个多月。这样重大的问题，钱恂显然是在与张权等仔细商议之后，才正式向日方提出的。”这些文字无非强调张之洞与钱恂行事的隐秘与慎重。但是，张之洞为什么不让自己的儿子张权亲自向日方提出，而要让一个外人钱恂（尽管是亲信）做中介呢？此亦不可解。 顺便指出两个史实问题：其一，《孔文》所谓“钱恂是秉张之洞之旨意来同宇都宫太郎为首的日本军方秘密联系的”，其“为首”说言重了。据《孔文》介绍：“宇都宫太郎是日本参谋本部派往中国长江流域的军事情报人员……庚子期间，宇都宫太郎回到东京的参谋本部工作，身处要地，耳目灵通。其职位虽不甚高，却能预闻机要，甚至列席参谋本部的元帅会议，根据参谋总长、次长意图制定日本在华作战方略。”无论如何强调宇都宫太郎多有能耐，恐怕都难以说日本军方是以其“为首”的。其二，《孔文》所引的几条宇都宫太郎《当用日记》，时间在明治33年（1900）6月28日至7月12日。当时八国联军正在进攻天津。天津是7月14日沦陷的。但《孔文》却说：“久保田先生提供给笔者的日记虽然仅有几天，但内容却至关重要。当时，中国的义和团运动正如火如荼，八国联军已攻克大沽炮台，占领了天津，向北京进发。”所述史实显然有误。 （二） 张权一行赴日考察之史实考辨 《孔文》第二节论述张权一行赴日考察的有关史实，标题为“日本档案中的重要记载”。其实只用了两件日本档案：一为日本驻上海总领事代理小田切万寿之助关于张权一行赴日行程及名单的报告；二为长崎县知事服部一三关于张权等人归国行程的报告。这两件均为例行报告，看不出有什么惊人之处。事实上，关于张权庚子年日本之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所藏未刊张之洞档案，甚至已刊《张之洞全集》，均有更多详细的记载。孔先生似未曾多加注意。[3] 下面主要就所见未刊与已刊张之洞史料，对《孔文》有关说法予以考辨。 1. 张权赴日原委 张权，字君立，张之洞长子，进士出身。《孔文》所谓“举人出身”，大概是就强学会时期的张权而言。其实，张权后于戊戌年中式三甲第六十三名进士，分发户部主事。指出这个小纰漏是很重要的，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张权的出处进退问题。如果张权尚是举人，那么他的前途主要是应考会试。事实上，张权已是进士，故其当务之急是考虑仕途问题。对此，久历宦海的张之洞深知，如果按部就班，张权是很难有出头之日的。于是，他便为之亟谋新的出路。张之洞不愧官场老手，很快便从多年办洋务的经历中敏感地晤到：出洋已成宦途捷径。次年初，张之洞听说自己的门生、时任总理衙门大臣的袁昶将为出使俄国大臣，便致电请派张权为参赞。电称： 闻奉命使俄，欣贺。小儿权，有志游历外洋，增长学识，极恳奉带，可否派充三等参赞？常承函丈教诲，曷胜感祷。即望示复。何日出京？并示。[4] 同时，他还托同在总署的另一门生许景澄从中说项。有电称：“闻爽秋（袁昶字——引者）使俄，拟恳奏带小儿权出洋，可否派充三等参赞？祈转达，示复。”[5]又听说出使英国大臣将更换，便嘱许、袁二人转托新任使臣。电许景澄称：“文电悉。游历英尤胜俄。如英使派出时，望转托。否则，俄亦可。感祷。”[6]电袁昶称：“蒸电感悉。闻英使亦将更换，如派定时，祈转托。英国可学事多，去德、法近，尤胜。如不能行，俄亦可。望与竹筠（许景澄字——引者）共言之。至感。”[7] 后因袁昶并未使俄，英使也并未更换，所议便作罢论。 但是，张之洞并没有放弃。随后，他又致函自己的姐夫、时以江苏巡抚署两江总督的鹿传霖，并命张权前往晋谒，请其出具公牍，派张权自费出洋游历，考察军事、教育及农工商务等事。此函将张之洞内心想法和盘托出，现全文引录如下： 儿子权签分户部，即日日驱车入署，伏案点稿，亦须十五六年方能补缺。时势日艰，年力已过，即使吏事娴熟，亦于时局无补。况鹜行纸尾，并无吏事之可学乎。且每年须赔贴资费千余金，此数十年之费，拙力岂能供之？是以令其在外历练世事，或可稍裨实学。惟在鄂深居署内，不便令其出外交游，又不便令其讲习公事，则仍是一无所见闻，无从阅历。方今洋务最为当务之急，故拟令其至海外一游，或可开扩胸襟，增益不能。然自行出洋，诸多未便。执事现领南洋，欲恳赐给一公牍，派其致东洋、西洋各国游历，考究武备、水师、陆师各事宜，学校章程及农工商务等事。声明该员自备资斧，不领薪水，但须咨明总署及东洋、西洋、俄、美各国出使大臣备案，庶到彼得以博览考求，不致为人所拒耳。此举于公事毫无干涉，于他人毫无妨碍，想可行也。兹令其叩谒，敢祈进而教诲之。如尚可造，即望栽成，感曷有极。[8] 此函值得注意之处有三：一是张权出洋旨在仕宦前程。二是并没有指明到日本，是东、西洋各国均可。三是张之洞明确表示根本不想让张权“自行出洋”，而是要求须咨明总署及相关各国出使大臣备案，只是在自己不便出面的情况下，希望鹿传霖为其谋求公派的名义，可见绝无秘密可言。 事实上，张权赴日游历考察，确实是奉鹿传霖公牍咨派的结果。有张之洞致驻日公使李盛铎电为证。该电称：“续派武员学生，仍祈费心，统由钱守面禀。儿子权，奉鹿滋帅牍游历外洋，祈推爱指教，除函恳外，先电陈。”[9] 2 、张之洞所派赴日考察团名单及其行程与在日活动实况 孔先生从日本档案中发现张之洞所派赴日考察团名单，确实是一份重要的文献。其实，已刊《张之洞全集》中也有一份类似的名单，且有更详细的说明，并可补《孔文》名单之错漏。张之洞咨札称： 案照前经两次选派学生并各营官弁及工兵工目，前往日本分别游历及肄习兵农工商各务，业经分别咨行在案。兹经续派总兵吴元恺等六员，并现派充哨官之武备学生艾忠琦等三名，两湖书院学生陈问咸等六名，均往日本游历。又两湖书院学生马肇禋等二名、工艺局学生刘修鉴一名，派往日本游学，均随原派监督游学各生之奏调差委知府钱恂一同东渡。除两湖书院各生，应需游费、学费、川资等项，已由该书院发给外，此次游历大率以四个月计，所有游历将官六员，每员应给游费四百元，来往川资一百二十元，又游历哨官三员，每名游费二百五十元，来往川资一百二十元，应由善后局发给。又游学工艺局学生一名，应先给半年学费一百五十元，川资六十元，应由工艺局发给。该学堂、该局应给银元，先由善后局按照日本币价值，统行垫发，移知照数还款归垫。游历各费，统交吴镇；游学各费，统交钱守。 名单如下： 计开派往日本游历游学各员生：总兵吴元恺，游击张彪，本任督标右营游击纪堪荣，游击刘水金，都司王恩平，护军工程营帮带县丞白寿铭，武恺营哨官武备学生严寿民，武恺营哨官武备学生戴任，武恺营哨官武备学生艾忠琦，两湖书院学生陈问咸、李熙、卢弼、左全孝、尹集馨、黄轸，以上俱赴日本游历；两湖书院学生马肇禋、卢定远，工艺局学生刘修鉴，以上俱赴日本游学。[10] 这是张之洞第三次选派赴日游历游学的正式名单。《孔文》提供的名单当是从上海出发时的名单。两相对照，其别有三：其一，张权并不是此次张之洞所派赴日考察团的正式成员。如上所述，张权是由鹿传霖咨请以公派名义自费赴日游历的。其二，《孔文》名单多出监督委员钱恂、徐元瀛，留学生姚恭寅、董鸿袆、沈翔云。钱恂是湖北留学生监督，张之洞咨札中提到，但并没有列于正式名单。其实钱恂早在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十一日（1899年3月22日）即已被委任为湖北留日学生监督，此次是特意从日本回国迎接这个新的赴日考察团的。沈翔云则是自费留学生[11]， 非正式成员。徐元瀛与姚恭寅、董鸿袆情况不明，待考。其三，《孔文》名单将两湖书院赴日游历学生（所谓短期留学生）6人中的陈问咸错记为陈向威，并漏掉左全孝之名。其实，根据《孔文》所引小田切的报告，说明有留学生15名，但实际上名单中只有14人，显然漏掉1人无疑。 关于此次考察团赴日行程及其活动情况，《孔文》只是根据几条零散的史料，关注其请日本教官与购买枪械等所谓“与军事极有关系”的现象，并极力强化其与张之洞“独立称王”论的关系。至于这两者究竟有多大关系，笔者将在下文详论。这里先看该考察团的赴日行程及其在日本的一般活动情况。 近代史所藏张之洞档案中有一份该考察团成员刘水金禀呈张之洞的考察报告，现据以整理如下： （1900年）四月初六日（5月4日）晚上，乘太古公司鄱阳商轮东下。 初九日（7日）中午，抵达上海。因候船小住数日。 十四日（12日）上午，经小田切知会，乘日本三棱公司博爱丸商轮东渡。 十六日（14日）半夜，抵达日本长崎。拜见中国驻长崎领事湖北候补知府张桐华。“虽初至其境，已见该国振兴之大概矣。” 十七日（15日）上午，至马关。 十八日（16日），至神户。拜见中国领事内阁中书欧阳述。“该处铁路直达日本东京。闻该处铁厂、船厂、制造厂无一不备，乃该国水陆冲要之区。” 二十日（18日）中午，抵横滨。换乘汽（火）车，一小时后抵东京，租住麹町区。 二十三日（21日），谒参谋部与陆军大臣。“代答帅意，慰问殷勤，并叙游历各情。” 二十四日（22日），陆军大臣桂太郎、陆军少将福岛安正、陆军步兵大尉小山秋作前来回拜。“面云歇憩数日，派员陪看各学校、各联队等语。该国各官来时，并无侍从，足征平时涵养，故能上下一气，军民同心，无怪其维新之速。” 五月初八日（6月4日），参谋部派翻译末吉保马、小山秋作，陪同往看成城学校。“吾华学生入此校学习者居多。校长面云：贵国学生均堪造就，进益良多。旋即引视各讲堂。细询之，始悉日本各学校无论大小皆分文、理、法、医、农、工六科……然学校之名有陆军地方幼年学校、陆军中央幼年学校、陆军士官学校、下士学校即陆军之教导团、陆军户山学校、高等大学校、帝国大学校。校名繁多，无非由小入大，由浅入深。如不卒业者，决不令有躐等妄进之弊，已不能有幸邀功名之心。” 九日（5日），看地方幼年学校。“为讲求武备之始，凡军队人材皆出于此。” 连日阅看士官学校、军医学校、赤十字疾院、户山学校。 十九日（15日），同往青山练兵场，看近卫第一旅团第一联队第二大队操演。看毕同赴联队宴会。“该国之练兵以野战为要务，善于埋伏变换。闲时对弈兵棋，偶有心得，绘图操演。此讲求练兵之精微也。” 另外，还曾参观东京制绒所、炮工厂。 最后总结说：“日本维新之道有五：一曰广兴学校，二曰讲求练兵，三曰圜法流通，四曰大开制造，五曰消息便捷。”并与中国相关情形作了对比分析。[12] 这是刘水金回国后不久向张之洞提出的考察报告，其所报情况应该是真实可靠，而不至于有所隐瞒或掺假的。时在六月二十五日（7月21日）。当时八国联军已经攻下天津，正在向北京进攻；而义和团势力在京津地区的发展也达高峰时期。但是，从刘水金的报告中，却丝毫看不出有张之洞秘密联日“独立称王”的迹象。相反，刘水金的报告却清楚地表明：此次赴日考察团无论是参观学校还是军队，都不过是走马观花，其目的无非是希图学习日本的“维新之道”而已。 如前所述，此次考察本来计划4个月。但是，实际考察从五月初八至十九日，不过十余天时间。考察团匆匆撤回的原因是：当时因清政府允许义和团进京，不久日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被甘军杀死，北方形势紧张，尤其中日关系更形棘手。张之洞即急电拟调吴元恺、张彪等回国。五月十七日（6月13日），他致电钱恂，要求吴元恺等加快考察进程，并拟选带以前所派若干留日武弁回国。电称： 日本有何密谋？日派兵驻华之说确否？拟驻何处？来长江否？北省消息甚紧，该镇等不能久留日本。学校可不必看。务与参谋部商，赶紧看各营垒队伍。至多不过旬日，即当电调回鄂，并将学将成之弁酌带数员回。再，前派各弁，本在联队操演，该镇等已阅看否？[13] 五月二十日（6月16日），钱恂回电称：“福岛殷盼帅献策，令董军且退，则外兵但平匪，否则董洋哄，大局难问。至沿江若自能弭乱，外兵即不入江。”[14]同日，张之洞又致电钱恂，正式调吴元恺等速回。电称：“剿拳阻董已屡次力陈。鄂拟添兵三千，吴镇、张游击等酌带员弁速回，衣囊购二千份，能借现成者更好。长江弹压需械甚多，如汉厂枪不敷时，拟购日本新枪并弹，能供应否？进口能无阻否？速商复。”[15]五月二十一日（6月17日），钱恂、吴元恺、张彪回电称：“恺、彪廿四行，带十一人。衣囊价请先汇万元，续汇一万三千。枪及弹与商必允。”[16]五月二十二日（6月18日），张之洞再次致电钱恂，催促吴元恺、张彪速回。电称：“吴镇、张游击速回鄂。即复。”[17] 吴元恺等人报告将在五月二十四日（6月20日）回国。刘水金的报告最后的具体考察日期是五月十九日（6月15日），可见此后不久考察团的将官吴元恺、张彪等人就回国了。《孔文》所谓“张权所带领的军事团队在日本大约呆了四个多月”的说法不确切。 当然，吴元恺等人回国后，张权、钱恂还在日本。钱恂是湖北留日学生监督，张权乃单独赴日游历而另有目的，即为了积累仕途经验与资本。他们都不是考察团的正式成员，故仍逗留日本并不奇怪。 应该说明的是，张之洞急调吴元恺等回国的目的确实是为了湖北练兵，但具体原因是因为北方形势紧张，需要维持长江局面，而不是“独立称王”，当时正在筹谋“东南互保”。此点下文还拟详论。 3 ．所谓“张之洞背着朝廷所派出的一个由自己长子率领的军事考察团赴日活动”说 关于张权出洋游历事，张之洞曾特意致函鹿传霖，认为须咨明总理衙门及相关出使大臣备案，并无保密之意。事实上，张权去日本前夕，张之洞即致电驻日公使李盛铎，说明其“奉鹿滋帅牍游历外洋”之意，并请予以关照。张权到日本后，就住在清政府驻日公使馆，也有张之洞致李盛铎电为证。该电称：“小儿荷蒙雅爱，留住尊馆，感谢，诸祈赐教。”[18] 又据《孔文》所引宇都宫太郎日记，张权及其儿子张厚琨，还与钱恂及驻日公使李盛铎一起，出席了寺内中将举行的招待会。 关于吴元恺、张彪等军事考察团赴日事，在前引张之洞托付李盛铎关照张权的电文中也有说明：“续派武员学生，仍祈费心，统由钱守面禀。”非常清楚地通报了李盛铎，并指示钱恂“面禀”有关事宜。吴元恺等到日本之初，张之洞还曾以李盛铎为传递信息的中间人，其中由李转交的一份重要电报称： 该镇将等知已安抵，为慰……目前情形，速详电并函禀。直隶拳匪滋事，扰害芦保铁路。盛京堂请再添派一哨，内仍配马队二十名。哨官以何人为宜？至现有三哨，已成一营，须派营官。该游击速酌拟营官一员，哨官一员。哨官恐有不愿者，可多拟一员备用。[19] 上引刘水金的考察报告也称，考察团到日本时，先后拜见了清政府驻长崎和神户领事。 可见，张权及吴元恺等军事考察团赴日之事，张之洞对李盛铎等人丝毫没有隐瞒。驻日公使李盛铎是清廷所派钦差大臣，领事为其属员。应该说，对于张之洞派军事考察团赴日之事，他们只有向清廷报告的职责，而没有为张之洞保密的义务。那么，如何能说张之洞此举是“背着”朝廷呢？ 另外，像沈翔云这样业已被两湖书院“牌示革除”的“最不安分”的学生，尚可随团同行赴日。这样的考察团有何秘密可言呢？ 4 ．所谓请日本军事专家与购买枪支弹药加紧训练新式军队“是张之洞所要成立新政府的武力后盾”说 如果说《孔文》对所引宇都宫太郎日记的解释是望文生义，那么这个说法完全是格义附会。 张之洞派遣赴日军事考察团与聘请日本军事教官，确实是其编练新军的需要。但必须注意的一点是，这决不是其庚子年心血来潮的特异行为，而是其自戊戌前后由师法德国转向师法日本之后，用西法练新军的一贯思想与活动。光绪二十四年（1898）初，在日本武员神尾光臣等人的劝说下，张之洞开始确立了聘请日本军事教员和派遣留日军事学生的方针。是年底，张之洞就派出了第一个参观日本陆军大操的10人考察团和20名赴日本学习武备的留学生。二十五年（1899），又一次派出留日学员80人，其中多与军事有关。二十六年（1900），总兵吴元恺等人受命赴日游历、考察军事学校与联队。类似活动此后并没有停止。二十七年（1901），派候补道朱滋泽、都司黎元洪等11人赴日本阅看陆军大操。二十九年（1903），指示湖北护军留学日本士官毕业学生应龙翔等14人再留学一年。三十三年（1907），又派第八镇统制官张彪赴日本观操。据统计，清末武昌各军事学堂共聘有外籍军事教习52人，其中日本教习达43人之多；而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以前，湖北官派留日军事学生就有100人以上。[20] 至于张之洞向日本购买枪支弹药及衣囊等军备物资，此前即有如此行为。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初一日（1900年1月1日），张之洞致电上海道台余联沅称： 由日本购定行军雨衣二千件，背包二千个，马鞍三十六副，鞍囊一百三十六个，腊月初七八可到沪。请速放行，望给护照。已派县丞朱文瑞、千总张玉堂往运。[21] 此后张之洞也有向日本购买军备物资的行为。庚子年十月二十二日（1900年12月13日），他致电钱恂称： 订购步兵雨衣一千六百件，背囊一千六百个，尉官军刀一百六十把，现不开口，预备将来开口用，刀带要宽厚坚固，照骑兵所用式，仍旧安龙头；骑兵雨衣、马鞍、鞍囊、镫、韂、嚼、草料袋，三十六全套。现在能购否？如保一个月到鄂，即速定购。价约二万一千余元，即在前汇存款内拨付。[22] 当时张之洞购买军火与添兵练兵的目的主要有二：一为东南互保；二为北上勤王（主要是镇压义和团）。庚子五月三十日（1900年6月26日），张之洞致电刘坤一称： 湖北、湖南两省共派兵五千入卫。湘无枪，向鄂索枪。鄂存枪不足，精枪无药弹，有弹须解济武卫左军张军门。余枪太杂，北援不宜。故昨艳电奉商借拨十响毛瑟，各营统带一律，以振兵气。除鄂旧存外，务请饬拨十响枪三千枝，药弹即用局造毛瑟弹，有一百万或七八十万即可。余陆续再解。价照前案付还，仍先半后半，枪价示知照缴。如允，派船运。此系入卫急用。[23] 张军门即湖北提督张春发，奉张之洞之命率军北上勤王。张之洞向刘坤一商购枪弹，以备急用。六月十三日（7月9日），张之洞致电钱恂，在向日本商购军火物资时，对湖北练兵购械之用途说得更清楚。电文称： 鄂省需兵需械专为弹压土匪、保卫地方。将来设或京城难支，董军系西兵，拳首系陕人李来中，董及各匪必然西溃，拥众横行。鄂若无重兵，凭何抵御？且直隶省南数府土匪廿余万，到处杀掠，荼毒良民。现派兵北上，系奉旨调赴京听用，未言何用，各省皆有。鄙意以扈卫圣驾为主。假如外省若不遵旨，则朝廷不令在鄂矣，何以保全东南乎？此理甚明。药事商办，在宣战以前，务望婉商仍照前议准运，总须二三万磅。大仓组内山亦允办药及钢铜等物，并望许之。枪事相同，并询确音。速复。[24] 至于《孔文》所谓“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则是壮大他个人的武装实力，以便在实现个人独立称王时有坚强的武力做后盾”，则需要进一步考察的是，这个所谓的“武力后盾”到底有多厚？是否能够“坚强”到足以支撑张之洞“独立称王”呢？ 据《孔文》所引宇都宫太郎明治33年7月6日的日记称：“钱恂至公所来访，言及张之洞或会设立新政府，目前当务之急乃是厚置兵力。吴元恺部二千名，张彪部二千五百名，此外再募集三千名。”将吴、张二部与新募者相加，总计不过7500人而已。岂可谓“坚强”？其实，张之洞虽然曾以编练江南自强军而开西法练新军的先河，但直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湖北新军仅练成第八镇和第二十一混成协，官兵总数不过16104人。[25] 张之洞能否凭借这支军队“独立称王”？试与当年镇压太平天国时的曾国藩略做比较，便可了然。 据近人研究，曾国藩攻下金陵时，湘军总数已达30万，其可以直接指挥的部队有12万，嫡系部队有乃弟曾国荃的5万之众。当时也有人劝曾国藩做皇帝，但曾国藩权衡利弊，最终还是选择了剪羽自保：让曾国荃解甲归田，遣散湘军精锐。据分析，事实上，当时曾国藩如果真想做皇帝，其实也是不可能成功的。正是由于各种客观条件的制约，“使他只能走剪翼自敛的道路，不敢存举兵称帝之念”[26]。 曾国藩的故事对于张之洞并不遥远。当时，张之洞正任职翰林院，对此不可能一无所知。[27] 尽管如《孔文》所言：与李鸿章在两广的情形相比，“张之洞在湖广地区的地位则十分牢固”。但是，庚子年的张之洞手握不到一万人的军队，如果也有“独立称王”的念头，岂不是异想天开？至于其与自立军的关系，拟在下文辨析。 5 ．张权回国原委 《孔文》关于张权回国原因的描述是：当大局已定，清廷大权仍然掌握在慈禧太后手中，张之洞决定放弃独立称王的念头之后，才把张权从日本召回。真实情况如何呢？其实主要是因为自立会的关系。 庚子六月，当日本驻华使馆书记生杉山彬被杀，中日关系紧张，传说清政府驻日公使李盛铎将撤回，张之洞即致电钱恂及张权，要求张权与李同回，但并不要求其孙张厚琨一定回来。电文称： 李使如归，务嘱权儿同回。厚琨系游学生，想又不同，或归或留，届时请阁下酌办。[28] 李钦差如回华时，汝可同回，川资欠款，向念劬取用。厚琨如东人愿留，可仍留学。[29] 八月初，张之洞镇压自立军后，便急电钱恂、张权等，要求张权、厚琨父子一同速归，以免遭人暗害。电称： 康党勾结会匪，谋在汉口作乱，已败露，擒获二十余人。内有傅慈祥，系武备学生同谋。查出傅所带信，内有武备戴任，两湖刘赓云、某某，偶忘上两字。信内皆谋逆语，并云成城学校九人同志。汝等须格外小心防范，不可亲近，免为所害。切要。何日回华？速复。[30] 同时，张之洞也担心朝中顽固派（即所谓“拳党”）借机攻击。有电云： 权、琨所以必令暂归者，因七月内时事离奇。拳党凶暴专擅，种种之可骇；小人迎合拳党，疏诋东南疆臣。故不能不格外小心，以免藉口。此实情，望告外务近卫公、大隈伯及管学校诸君知为要。[31] 权、琨令归者，恐拳党之谮，不得已也。成城诸生，鄙意总愿留以联交谊，阁下尤不宜归。酌复。[32] 有意思的是，张之洞当时致日本驻上海总领事代理小田切的电报称： 初三电悉，感谢。儿孙辈回鄂，因此间学制革工数人回鄂，俱患脚肿，家人悬念盼归。七月即屡电促归，适小儿赴江岛，小孙随师避暑学游泳，近始回东京，故目前始行。大约事定天凉后，小孙拟仍东游。成城学校诸生，现仍令留东也。[33] 如果张之洞派张权赴日旨在联日以达其“独立称王”目的，召张权回国，为何还要找这样一个借口呢？ 为了保证张权父子的安全，张之洞还特地派人、派船到上海、芜湖、南京迎接，并叮嘱张权父子在上海不要与中国国会相关的人相见，而要迅速赶回湖北。相关电文称： 权、琨想已于初四日行，望速示慰，以便派人往沪接。[34] 张制台钧鉴：君立兄乘“西京丸”行。铎。[35] 权、琨乘“西京丸”，本日可抵沪，望邀樊委员速至码头照料。唐才常等在汉口谋逆，称为中国自立会、自立军，供称系上海国会分会，其伪印伪札皆如此写。唐在国会为干事第九名。国会者，容闳、严复、汪康年等所立，其党在沪数十人。又，文廷式别是一党，与唐才常不同伙，曾到长沙勾串会匪，诈称奉密诏，被拿而遁归沪。可告权、琨，在沪不必与此等人相见，切宜慎防，速还鄂。已派胡凤藻、白文炳往接，明日到沪。即复。[36] 昨向两江借轮，顷岘帅复电，“钧和”现在沪，已派该轮伺应等语。权、琨务即遣人告知“钧和”，同坐该轮速行。愈速愈妙。至芜湖、金陵一带，遇鄂派之“江清”，即过船回鄂。何日行，速电复。[37] 张之洞召张权父子回国，时在庚子八月初，正是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西逃之际。其时张之洞尚未与流亡中的清廷取得联系，并不知道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的确切消息。此点拟在下文详论。 （三） 对亲信幕僚密谋策划说的质疑 《孔文》第三节“亲信幕僚的密谋策划”，利用的关键史料是《陈三立与梁鼎芬密札》。该密札由周康燮《陈三立的勤王运动及其与唐才常自立会的关系——跋陈三立与梁鼎芬密札》一文，在香港《明报月刊》第9卷第10期披露。《孔文》转引自吴天任的《梁节庵先生年谱》。 首先必须指出的是，《孔文》利用上述史料时有两个技术性的错误：其一，《孔文》征引的是陈三立密札原文，而不是周康燮的跋文；其二，密札涉及的人物如龙泽厚、王秉恩、陶森甲等，乃周康燮跋文所考证，而非吴天任先生所考。 当然，更重要的是密札的内容。密札多隐语，其关键语句为：“若不投间抵隙，题外作文，度外举事，洞其症结，转其枢纽，但为按部就班，敷衍搪塞之计，形见势绌，必归沦胥，悔无及矣。”《孔文》对此的解释是：“这里的‘题外作文，度外举事’，显然指的是建议张之洞采取非常措施；而‘洞其症结，转其枢纽’，则可能是指将慈禧为首的守旧派赶下台，以光绪皇帝取而代之，或由张之洞组织新政府。”语意游移。其实，周康燮的跋文说得非常清楚。现节引如下： 文中隐寓有别辟蹊径，乘势举事，廓除障碍，以为扭转枢机之图。欲谋拥帝复辟之情，盎然活跃于纸上。如此之艰巨任务，惟有寄望于炙手可热之刘坤一与张之洞，故有“方今国脉民命，实悬于刘张二督之举措”一语……综察此札，三立欲使鼎芬商筹秉恩，谋通款曲于之洞，由之洞劫持坤一，主持此勤王复辟大业。[38] 可见，陈三立致梁鼎芬密札的主旨在于促动张之洞、刘坤一“拥帝复辟”或“勤王复辟”。这是陈三立等组织的上海中国国会的首要政治目标。[39] 另外，密札有云：“伏希商及雪澄，斟酌扩充，竭令赞助。”也是说陈三立希望梁鼎芬与王秉恩商量，竭力使张之洞赞助“拥帝复辟”或“勤王复辟”，而不是密谋张之洞“独立称王”。至于《孔文》所谓张之洞“还同他周围的幕僚磋商研讨”，或曰“张之洞和他的亲信幕僚曾在私下多方筹划”，至少从所引《陈三立与梁鼎芬密札》是看不出任何踪影的。 《孔文》此节还有两处错误，是必须指出的。其一，《孔文》称：“当时，在刘坤一周围也聚集了一批幕僚，他们曾想采取‘迎銮南下’等非常手段，把慈禧政权架空，但为刘坤一所拒绝。”此处因未注明出处，不知所据为何？但下文引述刘厚生的《张謇传记》称：“陈三立等欲以转换政局之重大责任希望张之洞，安得不失败？”则恰好提供了与《孔文》论断相反的线索。据刘厚生的《张謇传记》可知，向刘坤一提出“迎銮南下”或“退敌迎銮”主张的是陈三立。其文曰： 迎銮之意，即拟将那拉氏与光绪迎到汉口或南京，作为行都，然后再设法强迫那拉氏交出政权也。张謇首先赞同此说，密向刘坤一陈说，坤一颇心动，而不能决，即商之于施炳燮，施亦怀疑。嗣施到上海会议时，何嗣焜、沈瑜庆更为炳燮力言，不去那拉氏，中国无望。炳燮亦大悟。允偕张謇至宁，以全力说服刘坤一，坤一竟为所动。遂设法派人先与张之洞商量，而之洞竟不赞成。嗣李鸿章到上海后，坤一又派人以迎两宫南来意，与鸿章密商，鸿章反对更力，他开口就说：“太后决不会肯来的，一般旗人亦决不肯放他〔她〕到南方来的。”盖鸿章已警觉到其中含有密谋也。 可见，对于陈三立的“迎銮南下”主张，是张謇、何嗣焜、沈瑜庆、施炳燮等人说服了刘坤一，但张之洞并不赞成，李鸿章则极力反对。而陈三立、张謇等人的“迎銮”密谋，其实就是“勤王复辟”。如刘厚生所谓：“当初张謇与何嗣焜、陈三立、沈瑜庆、汤寿潜、施炳燮六人，决定拉拢刘坤一、张之洞两个总督，联合起来以东南互保为名，而以推倒那拉氏政权为最大目标。”正是因为张之洞不赞成，才有刘厚生下文所谓“陈三立等欲以转换政局之重大责任希望张之洞，安得不失败”的感叹。[40] 其二，《孔文》引证皮明庥先生的著作《唐才常和自立军》，有云：留日学生傅慈祥与黎科组成请愿团回国后，“先后在南京武昌见到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希望他们脱离清廷‘自立’。张之洞未明确表态，刘坤一却严厉拒绝”。《孔文》称这是“据皮明庥先生分析”。查阅皮先生原著，可知这并不是皮先生的分析，而是其征引傅光培《庚子汉口起事中的傅慈祥》的内容。其实，皮先生并不轻信此说，前面用了“据说”一词。其下文更是清楚地说明：“关于唐才常运动刘坤一、张之洞‘独立’之事，目前尚未找到确切史料以资证明。”随后又进一步强调说：“有的文著论定，‘湖广总督张之洞本来知道自立军的活动，并曾表示接受唐才常等拥他在两湖独立的计划。’但因为没有提出任何言之凿凿的论据，所以很难成立。”[41] 不知孔先生何故对此置之不顾？事实上，自皮明庥先生的《唐才常和自立军》出版至今20余年来，学术界还是“尚未找到确切史料以资证明”，也没有谁能“提出任何言之凿凿的论据”。当然，《孔文》也是如此（详下文）。 （四） 张之洞对唐才常自立军的态度与斩杀时机问题考辨 《孔文》第四节称：“对于张之洞在庚子期间欲独立称王的内心活动……还有一个证据，即是张之洞对唐才常所领导的自立军举事所采取的若即若离、模棱两可的态度。”为此征引了两条材料：其一是张篁溪的《自立会始末记》，引自杜迈之等辑《自立会史料集》。《孔文》说是“据冯说编写”，即据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相关说法编写而成，不知所据为何？实际上，《自立会史料集》也辑录了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的相关章节，而加“自立会起事始末”标题。不知何故不直接征引冯说？《孔文》又说冯自由的言论并不严密，“时间稍有错误，即把唐才常劝说张之洞的时间，叙述为‘西太后与载湉西行’之后，这是很不正确的。事实上恰恰是在‘西太后与载湉西行’之前，当时的政局混乱不清，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此处所谓“很不正确”的判语，并没有确切证据，而只是出于全文立论所需的逻辑推论而已。倘若果如《孔文》所谓“是在‘西太后与载湉西行’之前”，其所引张篁溪文中所谓“以北方无政府为词”云云，则又当作何解呢？无论是冯自由还是张篁溪的说法，都只能是第二、三手的材料，且令人疑窦丛生，岂可作为切实的证据？ 其二是梁鼎芬致张之洞函，引自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补篇》。查核原书，黄濬对梁鼎芬此函本亦颇存疑虑，有谓：“梁节庵上广雅一笺，藏戴亮吉处，凡四纸，笔意飞迅，予久疑为节庵力劝南皮杀唐佛尘者。但佛尘先生就义，为庚子七月廿九日，此书月日草书似作四月，故久未能决。以叩于竹君先生，亦莫能定；欲携以问石遗老人，师歘又下世。”赵凤昌亦不能断案，又来不及问询陈衍。黄濬自疏云：“佛尘先生未被逮前，颇运动南皮合作，南皮亦颇为所动，冯自由革命史述之甚详，故节庵以危言怵南皮，惧其与佛尘合作，所谓请即定志明晰示我也。故此书虽未必为搜捕佛尘，而实即一事。”[42] 黄濬疑虑在先，继而又以“冯自由革命史”为证，竟然以“未必”之疑似之辞，而作出“实即”之肯定断语，亦岂可作为切实之证据？ 显然，《孔文》所引两条材料均不足为凭。退一步说，即使张之洞对唐才常自立军态度若即若离，自立军又岂能为张之洞所用？据唐才常供词，自立军起事的目的是“效日本覆幕举动，以保皇上复权”[43]。可见，唐才常自立军起事旨在勤王，即拥护光绪皇帝复辟。因此，无论是冯自由还是张篁溪所谓自立军拟拥张之洞“据两湖而宣布独立”的说法，无非是说自立军想利用张之洞实现其“勤王”的目标，而并不足以证明《孔文》所谓张之洞欲“独立称王”。 至于张之洞斩杀唐才常自立军的时机问题，《孔文》称：“直到八国联军攻克京师，慈禧政权安然无恙，张之洞才于8月21日向唐才常挥起屠刀。他杀害唐才常不迟不早，是在他刚刚获悉慈禧政权没有被摧毁的消息之后。”这里的关键问题是：8月21日（庚子七月二十七日），张之洞镇压唐才常自立军时，是否已经“获悉慈禧政权没有被摧毁的消息”？对此，《孔文》持肯定态度，但没有提供确切的证据。 其实，当时张之洞并不知道慈禧政权安然与否。就在镇压自立军的前一天，即庚子七月二十六日（1900年8月20日），张之洞所派坐探委员巢凤冈从济南发来电报称： 两宫廿日离都，团匪护驾，向道口以达五台山。庆邸留京，余随行。各军一败涂地。陈泽霖、张春发军溃，董、宋伤亡甚多，夏辛酉退南苑，亦难久持。接十四静海函称，尚有团匪横行。冈明日赴德（州）。[44] 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尚在逃亡，各路清军溃败不堪，慈禧政权如何“安然无恙”呢？ 不仅如此，即使在镇压自立军之后，张之洞仍然不知慈禧太后的确切下落。七月二十八日（8月22日），张之洞致电刘坤一称： 顷接东勘电，焦急万状，是西巡与否，尚无确信。至探确后，或仅具折请安，或须派员前往。以何为宜，祈斟酌示复，以便仿照。[45] 七月二十九日（8月23日），张之洞又致电直隶布政使护理直隶总督廷雍，询问了一系列问题。电云： 径电读悉。两宫廿一西幸，想已见明文。现已抵何处？启銮后有寄谕与各省督抚否？尊处奉到否？有何要语？扈驾王大臣系何人？留京王大臣系何人？扈卫共有几军？想均有明文。洋兵入京后情形若何？近畿尚存几军？现扎何处？尊处必知其详。洋兵于京外扰及何处？保定尚无敌氛否？闻护理直督，已接篆否？均望飞速赐示，六百里加紧驰递德州转电，盼祷。艳。[46] 廷雍的回电是八月初六（8月30日）才到张之洞处，电文称： 艳电敬悉。荣相、崇公廿六日来保，始知两宫仓猝于廿一日西狩，出居庸关赴宣化入晋。今晋抚达荣相函，有廿三日军机大臣字寄：“奉上谕：‘朕暂奉慈舆巡幸山西，著通知’等因。”随扈系庆、礼、端、庄四邸，刚相，王、赵二尚书，董、马两军门。留守十二人，闻亦皆出京赴行在。崇公前宵自刭，荣相即拟带队赴行在。留直兵数本省不满廿营，客军溃遣无存。惟盼武功、劲字到时拟留省防，余由荣相遣回防。洋兵入都焚戮不堪。雍廿四接护督篆。省城虽无敌氛，而溃勇躏我地方，拳、教借故四扰，糜烂不堪矣。雍。江。[47] 事实上，当时不仅张之洞不知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下落，两江总督刘坤一、山东巡抚袁世凯也是一样迷茫。七月二十九日（8月23日），刘坤一致电闽、浙、皖、赣、苏各省督抚，有云： 接慰帅电，两宫廿一西幸，仓猝可想。现虽未得行在确信，或易州、或晋、或陕，各省必须派兵迎扈。福建程从周军门刻在江宁，商定赶募两营，相机确探前进。鄙见闽浙、两江似可联成一气，将前派援北各军，奏请统归程军门节制，兵力较厚，可当一面，各省亦可不再另派。如公谓然，即请电覆，并将所派营数及统带衔名示及。一俟得行在确信，即会列尊衔具折驰奏；一面咨程军门并行各该统领知照。祈速妥筹为祷！[48] 八月初二日（8月26日），袁世凯以“千急”电致刘坤一、张之洞称： 接端午帅卅电，两宫西巡，尚未知驻跸何处？应否派员奔行在具折请安、拨饷接济？并尊处如何办法？统希详示。[49] 八月初三日（8月27日），袁世凯又以“万急”电致刘坤一、张之洞说： 京陷已十余日，如再无办法，恐东南亦难保。务请会商各省，从速设法，共图补救。迄今未奉行在片纸，而北道梗阻，消息隔绝，万分焦灼。昨有人自保定来，称荣相、崇公廿九日仍在保，方布置防守。[50] 八月初五日（8月29日），刘坤一给李鸿章、盛宣怀、张之洞、袁世凯的电报尚称： 慰帅支电悉。京陷半月，迄无办法。各国尽议谓中国无政府。德续调重兵，英调兵驻沪，日在厦寻衅，各占先著，伺隙而动。一国开端，分裂立见。秦、晋偏僻，何能久存？慰帅所言，实为笃论。目前计，惟有速结，尚可弱而不亡。若德兵到华，不可救药矣。可否由中堂领衔，电约各省会奏，联名愈多愈好。电由陕抚驰奏请旨。倘允转圜，尚有一线生机。香帅有何卓见？祈速示。[51] 八月初六日（8月30日），护理陕西巡抚端方才给各省将军督抚发来“万急”电报，通报两宫西幸晋、陕的确切消息。电云： 各省将军督抚钧鉴：顷接陕驻太原廿八探禀，今日怀来县发来准单：扈跸王公大臣系端、庄、庆、肃四王，泽、溥、定三公，伦、肃二贝子，刚相、赵尚书、英侍郎。晋护抚李廿九起节迎銮。又，陕顷接荣、崇咨：出省恭迎圣驾，随带米面，暨各种食物，并雇办洁净肩舆、驼轿多乘，敬供从用。且恐内帑不敷，暂将陕解京饷等银十一万两尽解行在等语。谨先电闻。[52] 从以上征引的各种往来电报看，直到庚子八月初，张之洞、袁世凯等人尚未与流亡中的清廷取得联系，并不知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安全与否，均有茫然无措之感。 《孔文》征引张篁溪的《自立会始末记》，认为其“把唐才常劝说张之洞的时间，叙述为‘西太后与载湉 （五） 张之洞对慈禧太后态度的两面性问题考辨 《孔文》称张之洞一面公开地“大张旗鼓地宣扬拥护慈禧，维持两宫”，一面又“容忍自立军明目张胆地反慈禧活动”，暗地里想“独立称王”。 说张之洞“容忍自立军明目张胆地反慈禧活动”，有点言重了。事实上，张之洞是在唐才常自立军未能举事的情况下，而先期破获，一举斩杀的。 说张之洞公开维护慈禧太后，当然是没有问题的。至于张之洞私下对慈禧太后态度如何，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下面略举两例说明： 例一：庚子五月二十九日（1900年6月25日），张之洞致电钱恂称：“大局难料，欲存中国，总须慈圣安稳为第一义，不然中国断不能久存矣。各国议论速复。”[53]可见，张之洞私下里也是维护慈禧太后的。 例二：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张之洞试图通过钱恂探询日本和西方列强对清廷的态度。七月二十二日（8月16日），张之洞尚不知北京沦陷，从钱恂的来函得知 “如北京破后，两宫西幸，各国亦必追，不敢休息等语”，表示“实为可骇！”[54] 按理说，如果张之洞有“独立称王”思想，当其听到这个消息时，应该感觉是天赐良机而“实为可喜”才对，何故要“实为可骇”呢？ 《孔文》还说，张之洞“独立称王”的阴暗心理，“似乎不曾对外人吐露，但由于宇都宫太郎日记的面世，人们的怀疑终于得到了证实。”此说与《孔文》自身至少有两个矛盾：其一，既然张之洞“不曾对外人吐露”，那么，宇都宫太郎如何能记进日记？其二，《孔文》第三节分明又说：“围绕清廷最高权力的转换，张之洞和他的亲信幕僚曾在私下多方筹划，不少人均知其事。”如何自圆其说，孔先生还得斟酌才是。 二、“政府”与“成立新政府”之真义 “政府”一词，是《孔文》所引宇都宫太郎日记中的关键词。“政府”在清末文献中的含义如何，是必须认真回答的问题。有人对光绪朝“政府”词义作详细考证后指出，一直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为止，“政府”的词义，仍然限制在中央行政机关内阁或军机处的范围之内，既不是“朝廷”的同义词，也不包括地方政府。[55] 就笔者所见庚子时期有关张之洞的文献中若干“政府”词汇，细绎其义，可知其一般是指作为清王朝国家行政机关的军机处。下面两则电文是典型的例证： 锡藩司自太原来江电，鹿滋帅入政府，毓贤开缺，锡良升晋抚云。[56] 近日各处电报，似非不戮一人所能了事。毓仅发遣，董不办，赵仍在政府，外人如何肯允？恐生枝节。[57] 电文一是说鹿传霖进军机处，电文二是说赵舒翘还在军机处。还有一个例证可作进一步的说明： 拳匪势甚猖獗，各国纷纷征兵调舰，大局危急。政府意究主抚主剿？鄙见……请公径电北洋会奏，朝廷喜纳嘉谟。[58] 上例中不但“政府”与“朝廷”并列，而且从当时的公文书写格式上看，也有明显差异：“朝廷”是另起一行抬头书写，这是“政府”没有的殊遇。张之洞档案中的此类电稿，是由其幕僚按照严格的清代文书格式抄写的。只要略加翻阅，便可一目了然。由此可见，不能将“政府”与“朝廷”轻易地划等号。 既然“政府”不是“朝廷”，而是指军机处，那么所谓“成立新政府”，就只不过是改组军机处而已，焉能引申出“独立称王”来？ 《孔文》称：“对于张之洞庚子年的帝王思想，清廷大员知之者甚少。但是，日本政府却通过宇都宫太郎等军方人士的报告，已经了解到张氏欲组织新政府的愿望，故而在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庚子议和逐渐提上日程后，曾有计划提出让中国成立一个由张之洞组成的新政府。”此说可议之处有三：第一，日本提出“组织新政府”最早是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之前，而不是之后。庚子六月二十九日（1900年7月25日），驻日公使李盛铎致电刘坤一、张之洞称： 江宁刘制台、武昌张制台钧鉴：宥电面商外部，据称北方无日本教士，惟京津附近之匪，华兵未剿者，联军不能不往剿，却不能限定何处。又谓中国须将旧政府大臣更换，另选大臣，立一新政府，各国方能议和等语。乞钧夺。铎。[59] 同一天，盛宣怀也收到李盛铎的电报，并及时向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转告了这个消息。其电文称： 江宁、武昌、济南督抚……顷保定电，奉旨端、庄入枢。而木斋勘电，日廷要索更换政府大臣。奈何？宣，勘。[60] 第二，从以上两电来看，日本并不是要张之洞“组织新政府”，甚至这个消息也并不是单独传递给张之洞的。事实上，通过驻日公使李盛铎，不仅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盛宣怀等人都知道了这个消息。第三，日本提出“组织新政府”的原因，也并不是因为“通过宇都宫太郎等军方人士的报告，已经了解到张氏欲组织新政府的愿望”，而是要求中国“将旧政府大臣更换”，即是要清除军机处中的顽固守旧大臣。对此，后来日本的国书正式提出时有更清楚的说明。闰八月十九日（10月12日），盛宣怀转发李盛铎电致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称： 江宁、武昌督署，济南抚署：木使筱电，顷日本外部侍郎面交日主恭答国书一道，其文曰……惟大皇帝如果切望平和，宜须明降谕旨，断不举用守旧顽固之人，亟应简选中外重望有为者，派为大臣，另立一新政府；并望大皇帝不幸陕西，即回北京，以靖民心，而表自觉开罪友邦之过实据。则各友邦岂有不允议和之理？[61] 庚子年，清朝军机处王大臣为：世铎、荣禄、刚毅、王文韶、启秀、赵舒翘、载漪（闰八月初二日以后为鹿传霖），基本上被顽固守旧大臣把持，尤其刚毅、启秀、赵舒翘、载漪等人，更是列强点名要求“惩凶”的对象。显然，所谓“另立一新政府”，就是要将这些守旧大臣清除，而重组军机处。 至于张之洞此时不肯入政府，其实他给钱恂的两个电报说得非常清楚。电云： 李使忽欲荐仆入政府，骇极。顽固充塞，必受其害，务恳千万阻止。[62] 顷见日本国书言：如果切望平和，宜须明降谕旨，断不举用守旧顽固之人，亟应简选中外重望有为者，派为大臣，另立一新政府；并望不幸陕西，即回北京，而表自觉开罪友邦之过实据。则各友邦岂有不允议和之理等语。后两条即回京、表开罪，姑不论。第一条简重望、立新政府，显然意在鄙人。朝廷固未必照办。设或允之，遽行宣召，不惟长江必乱，大局立变，前功尽弃；且拳乱尚蕃。仆两次与合肥联衔攻首祸诸人，又与各疆臣联衔攻董。刻下申枨持柄，郿坞增营，焰均甚炽，积怨已深。若冒昧前往，必受其害。务望托青木诸君，设法迅速婉达伊藤，此时总以不离鄂为妥，中外有益，千万要紧。若北上议事，先抛荒鄂事，亦属万万不可，总以在鄂亦得与议为妥。盼复。[63] 以上电文清楚地显示：当时军机处顽固派充塞，而张之洞与他们的政治方针是对立的。当顽固派鼓动慈禧太后向各国宣战时，张之洞等东南督抚则在与列强搞互保活动。张之洞还与李鸿章等东南督抚多次联衔攻击顽固派，双方“积怨已深”，张之洞当然不会去自投罗网而受其害。同时，张之洞还不愿意放弃苦心经营的东南互保局面。何况这只是日本人的提议，“朝廷固未必照办”。老练的张之洞当然不会轻易就上这个圈套。 必须指出一点，此处“组织新政府”云云，是在日本国书中公开提出来的。国书是直接给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当然不是公然要求张之洞取清廷而代之。这自然与所谓张之洞“独立称王”说更是风马牛不相及。 三、 余话 与古代史研究往往可能因史料缺乏而无从稽考的窘迫情形相比，近代史研究或许要幸运得多。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近代史研究的一个难处，就在于史料太多，可谓汗牛充栋、浩如烟海，任何试图竭泽而渔、一网打尽的想法，几乎都是不可能的。旧史料难以穷尽，新史料又层出不穷，是对近代史学者功力与智慧的双重考验。当然，这也正是近代史研究的魅力所在。发现了新的史料，的确是令人振奋的事情。但是，一些基本的规则还是应该遵守的。对新出史料的解读，不能离开具体的历史语境，望文生义、断章取义和格义附会，而应与既有的史料互相参证，考而后信，以求融会贯通。无论是海内孤本，还是海外秘笈，都应该如此。本文对于《孔文》的质疑和考辨，主要在于史料的引证与解读，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孔文》在研究方法上，似亦有先入之见。据孔先生自叙，其写作《孔文》的想法，是源于久保田文次教授：“2002年春，日本女子大学的久保田文次教授称，在庚子年张之洞似有当皇帝的思想。其依据是该校文学部新近得到宇都宫太郎明治三十三年（1900）的《当用日记》。”孔先生通过久保田文次、吉良惠芳教授借阅了这部分日记，认为：“虽然篇幅不大，却白纸黑字，不能轻易加以否认。于是，我近年来便千方百计地搜寻张之洞庚子年之有关史料，以求探测这位清末大僚庚子年独立称王的内心世界。”久保田文次先生首先提出了假设，孔先生则努力去证实。当然，在历史研究中，本亦难免先入之见，但关键是在小心求证的过程，对于既有的假设，既可能证实，也可能证伪。 本文对于《孔文》的质疑和考辨，主要使用的资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的未刊张之洞档案，以及已刊的《张之洞全集》。孔先生自叙“阅读过大量张之洞之奏折、信函及为数众多的未刊史料”，笔者的见闻自在他的范围之内。不过，笔者有点不甚明白的是，对于久保田文次先生的假设，孔先生为何不能提出质疑，而一定要千方百计去证实呢？其实，在学术研究中，证伪与证实应该是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这一点，想必孔先生比在下更加明白，故不再赘述。 请恕笔者孤陋寡闻，因不知久保田文次先生关于“张之洞庚子年想独立称王”的高见在何处发表，本文姑置不论。 至于所谓范文澜先生的说法，则似有略加申辩的必要。范著《中国近代史》有云： 唐才常失败的原因，由于康有为私吞军费，更重要的原因是在国际形势的变化。当时正是义和团极盛，北方混乱时期。英帝国主义阴谋瓜分中国，通过康有为指使自立会拥护两湖总督张之洞割据长江流域（两江总督刘坤一另有张謇等人拥护），通过何启指使兴中会拥护两广总督李鸿章割据两广。张之洞李鸿章都有自己的打算，他们观望形势，如果帝后同亡或帝存后亡，可以接受拥护，组织傀儡政府；如果帝亡后存或帝后同存，他们深信沙俄势大，满清统治决不崩溃，则拒绝拥护并屠杀拥护者。自立会、兴中会领导人简单地在帝后同亡或帝存后亡一方面着想，希望与洋务派首领合作，维新派的自立会固然宗旨混沌，又自立又保皇，革命派的兴中会同样也是态度暗昧，似民主又似君主立宪。一九OO年八月中（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下旬），八国联军入北京，西太后挟光绪帝同逃，国际形势不允许英国独占南中国，张之洞得英领事同意，屠杀唐才常及自立军。[64] 范文澜先生的《中国近代史》于1943年开始撰写，1945年写完，1946年在延安出版，后多次修订重版，到1955年9月出版第9版，是为“范文澜生前最后的定本”。范著撰写于革命战争年代，是“一部革命性、政治性更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研究论著”。“作者坚定的政治立场，强烈的政治动机和鲜明的政治观点，在这部著作中得到充分体现。”该书虽然是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奠基之作，但其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与“借古说今”的比附与影射手法，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冲淡了历史学学术研究的客观科学性。[65] 因此，离开范著产生的具体历史语境而谈论范著，就不能真正理解范文澜先生当年的苦心孤诣。从上引文字来看，范文澜先生对于洋务派、维新派甚至革命派，都是持批评的态度。其所谓张之洞可能在英帝国主义支持下“割据”长江流域以“组织傀儡政府”的说法，完全是范著产生时的那个革命战争年代特殊的政治话语。如 《孔文》引申出所谓范文澜提出了张之洞想“独立称王”或“组织独立政府”的问题，若范老地下有知，不知做何感想？何况范著所揭露的是英帝国主义的阴谋，与《孔文》所谓张之洞主动寻求日本的支持也是毫不相干。 退一步说，即使范文澜和久保田文次这两位不同国籍的历史学家真是英雄所见略同，“都先后提出了张之洞想组织独立政府的问题”，那也只是一个假设性命题，不仅范老与久保田文次先生没有充分论证，《孔文》所作各层论证也是根本不能成立的。要证实这个命题，尚需真正确实可靠的证据与更加严谨周密的论证。 参考文献： [1] 宇都宫太郎关系资料研究会编：《日本陆军とアジア政策——陆军大将宇都宫太郎日记》（1），东京，岩波书店2007年版，第88页。按：此引宇都宫太郎日记原文是整理文本，有标点。孔祥吉先生所用宇都宫太郎日记是尚未整理的原稿，但据孔先生在日本发表该文的日译文本，其所引此段文字基本一致，只是没有标点，并全用片假名。参见孔祥吉著、冯青译《义和团时期の张之洞の帝王志向——宇都宫太郎日记を手がかりとして》，《中国研究月报》第61卷第6期(总712期)，2007年6月。 [2] 这段资料的翻译，得到两位曾长期留学日本并获得博士学位的朋友的热心帮助，他们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郑匡民研究员和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朱海滨副教授，特此深表感谢。 [3] 《孔文》本节引用了近代史所藏庚子年五月十九日至二十三日张之洞致钱恂的6则电文，仅九牛一毛而已。 [4] 《己亥三月初八日致京总署大臣太常寺正堂袁》，《张之洞电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藏档案（以下简称“所藏档”），甲182-456。 [5] 《己亥三月初十日致京嘉许》，《张之洞电稿》，所藏档，甲182-456。 [6] 《己亥三月十二日致京嘉许》，《张之洞电稿》，所藏档，甲182-456。 [7] 《己亥三月十二日致京总署大臣太常寺正堂袁》，《张之洞电稿》，所藏档，甲182-456。 [8] 《致鹿滋轩》，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229页。 [9] 《庚子四月初二日致日本李钦差》，《张之洞电稿丙编》第17函，所藏档，甲182-96。 [10] 《札北善后局垫发选派各员生赴日本游历游学费用（附单）》，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5册，第4004-4006页。按：原单各另起一行排列，为省篇幅，今特意接排一整段并适当标点。 [11] 据张之洞稍后致电钱恂称：“沈翔云系学堂最不安分之生，滋事荒谬，已牌示革除。此次虽自备资斧游学，断不可与鄂生同学，防其染习败群，须另派一堂为要。梁山长谆切言之，屡嘱鄙人阻止。速照办，并复鄂督署。”《庚子五月十一日致东京钱念劬》，《张之洞电稿乙编》第12函，所藏档，甲182-73。 [12] 《标下管带襄防步队营尽先补用游击刘水金禀呈游历日本阅看各学校联队情形由》，《张之洞存提要清折》第16函，第27件，所藏档，甲182-298。 [13] 《庚子五月十七日致东京钱念劬》（钱守、吴镇、张游击同阅），《张之洞电稿乙编》第12函，所藏档，甲182-73。 [14]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日钱守来电》，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7980页。 [15]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日致东京钱念劬》，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7980页。 [16]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钱守、吴镇、张游击来电》，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7980页。 [17] 《庚子五月二十二日致东京钱念劬》，《张之洞电稿丙编》第17函，所藏档，甲182-96。 [18] 《庚子四月二十四日致日本李钦差》，《张之洞电稿丙编》第17函，所藏档，甲182-96。 [19] 《庚子五月初五日致东京李钦差转交吴镇张游击等》，《张之洞庚子年发电摘钞》第1函，所藏档，甲182-32。 [20] 参见拙著《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221-224、233-236页。 [21] 《己亥十二月初一日致上海道余道台》，《张之洞电稿丙编》第17函，所藏档，甲182-96。 [22] 《庚子十月二十二日致东京钱念劬》，《张之洞电稿丙编》第18函，所藏档，甲182-97。 [23] 《庚子五月三十日致江宁刘制台》，《张之洞庚子年发电摘钞》第1函，所藏档，甲182-32。 [24] 《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三日致东京钱念劬》，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104页。 [25]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132，第14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946页。 [26] 参见朱东安《曾国藩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33-245页。另有人称：曾国藩攻下金陵后，实际上指挥的湘军已有30多万人，还节制李鸿章的淮军和左宗棠的楚军，湘军水师控制了长江水面，湘军将领已有10人位至督抚，曾国藩势力直接或间接控制与影响了几乎整个南中国地区。但曾国藩并没有贸然称帝，而是选择了韬晦之策。参见易孟醇《曾国藩传》，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6页。 [27] 张之洞是胡林翼的门生。时以“曾胡”并称，曾国藩与胡林翼均是晚清士大夫的精神偶像。据说张之洞还曾得到曾国藩的赞扬。张之洞出任湖北、四川学政，衡文教士，颇有声名。曾国藩“尝嗟异之”，以为洪亮吉、朱筠、阮元的督学业绩都“无以逾之”。参见袁昶《（张之洞）六十寿言节略》，《许同莘存广雅遗事及赵凤昌来函等件》，所藏档，甲622-4。 [28] 《庚子六月二十三日致东京钱念劬》，《张之洞电稿丙编》第17函，所藏档，甲182-96。 [29] 《庚子六月二十三日致东京钱念劬译交张权》，《张之洞电稿丙编》第17函，所藏档，甲182-96。 [30] 《庚子八月初二日致东京钱念劬转交张权、厚琨》，《张之洞电稿》，所藏档，甲182-457。 [31] 《庚子八月初三日致东京钱念劬并示权等》，《张之洞电稿》，所藏档，甲182-457。 [32] 《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初四日致东京钱念劬》，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251页。 [33] 《庚子八月初四日致上海日本总领事小田切》，《张之洞电稿丙编》第18函，所藏档，甲182-97。 [34] 《庚子八月初六日致东京钱念劬》，《张之洞电稿》，所藏档，甲182-457。 [35] 《庚子八月初九日东京李钦差来电》，《张之洞存各处来电》第39函，所藏档，甲182-141。 [36] 《庚子八月十二日致上海读》，《张之洞电稿》，所藏档，甲182-457。 [37] 《庚子八月十四日致上海读转交权、琨》，《张之洞电稿》，所藏档，甲182-457。 [38] 参见吴天任《梁节庵先生年谱》，台北，艺文印书馆1979年版，第140、141页。 [39] 陈三立是庚子上海中国国会成员。“拥帝复辟”或“勤王复辟”，正是上海中国国会的首要政治目标。为此，汪康年还曾专程赴武汉、南京劝说张之洞、刘坤一，甚至还与郑观应等人联名上书李鸿章。但遭到了张、刘的拒绝，李也是一笑置之。对于汪康年的武昌之行，夏曾佑认为是白费工夫。他致书汪称：“武昌之行本无谓，赤股本是烧料，刘表必不能听先主之言，而其左右之人无一可商者，不独大胡子也。此等事岂可与名士老爷商者。”“公武昌之行无为之极，弟在申必阻之。今日可将此一章书除去，不必再说矣。”刘表指张之洞，大胡子指梁鼎芬。参见桑兵《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4页。 [40] 参见刘厚生《张謇传记》，上海书店1985年版，第95、97、100-101页。 [41] 皮明庥：《唐才常和自立军》，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3、64页。 [42] 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补篇》，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115页。 [43] 参见冯自由《自立会起事始末》，杜迈之等辑：《自立会史料集》，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19页。 [44] 《庚子七月二十六日济南巢委员来电》，《张之洞存各处来电》第38函，所藏档，甲182-140。 [45]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八日致江宁刘制台》，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242页。 [46]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九日致保定廷藩台德州飞递》，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244页。 [47] 《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初六日廷藩台来电》，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244-8245页。 [48]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寄许制军刘中丞王中丞松中丞聂中丞》，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编：《刘坤一遗集》第6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585-2586页。 [49] 《庚子八月初二日济南袁抚台来电》，《张之洞存各处来电》第39函，所藏档，甲182-141。 [50] 《庚子八月初三日济南袁抚台来电》，《张之洞存各处来电》第39函，所藏档，甲182-141。 [51] 《庚子八月初五日江宁刘制台来电》，《张之洞存各处来电》第39函，所藏档，甲182-141。 [52] 《庚子八月初六日西安端护抚台来电》，《张之洞存各处来电》第39函，所藏档，甲182-141。 [53]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九日致东京钱念劬》，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038页。 [54] 《庚子七月二十二日致东京钱念劬》，《张之洞电稿乙编》第13函，所藏档，甲182-74。 [55] 参见王宏斌《光绪朝“政府”词义之嬗变》，《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6期。 [56] 《庚子闰八月初八日致江宁刘制台、济南袁抚台、上海盛京堂》，《张之洞庚子年发电摘钞》第1函，所藏档，甲182-32。 [57] 《庚子九月二十四日江宁刘制台来电》，《张之洞存各处来电》第41函，所藏档，甲182-143。 [58] 《庚子五月十八日江宁刘制台来电》，《张之洞存各处来电》第37函，所藏档，甲182-139。 [59] 《庚子六月二十九日东京李钦差来电》，《张之洞存各处来电》第37函，所藏档，甲182-139。 [60] 《庚子六月二十九日上海盛京堂来电》，《张之洞存各处来电》第37函，所藏档，甲182-139。 [61] 《庚子闰八月十九日上海盛京堂来电》，《张之洞存各处来电》第40函，所藏档，甲182-142。 [62] 《庚子闰八月十六日致东京钱念劬》，《张之洞庚子年发电摘钞》第1函，所藏档，甲182-32。 [63] 《庚子闰八月二十日致东京钱念劬》，《张之洞庚子年发电摘钞》第1函，所藏档，甲182-32。 [64]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326页。 [65] 关于范文澜先生《中国近代史》的评论，参见刘大年《范文澜与历史研究工作》，《刘大年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53-269页；张海鹏、龚云《中国近代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09-242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