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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料量的拓展并不代表质的延伸，如果不加以细究，大量“同质”史料的机械重复，反而可能会给研究带来一定的干扰。如果从奏摺、上谕等重要政务文书的涵盖面、准确性及细节的“狭义真实”来考虑，我认为不妨如此给晚清史料排个序：档案馆原档、影印或点校档案、《官报》、《实录》、文集、《邸抄》与《京报》、《光绪朝东华录》、其他衍生史料集。 近代史学家中，对史料强调最力的，大概应数傅斯年了。1928年，他在名篇《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里曾提到，一门学问，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能扩张它研究的材料，便进步。就历史学而言，大抵时间越靠后，这两条要求便越容易满足。不过，“直接研究材料”只是相对而言，并无一绝对标准，因时代不同或研究对象的不同，“直接”二字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例如，研读二十五史中靠前的各部，或可被看作“直接研究材料”；研读《清史稿》，除了在史学史的领域，大概不会被作同等看待了。而“扩张研究的材料”这一点，可谓近年来史料层出的晚清史的写照。 直接研究材料的方法，也可用傅斯年自己的话来解释。他说：“假如有人问我们整理史料的方法，我们要回答说：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在材料大幅扩展的晚清史领域，傅斯年的方法颇具指导价值。在这里，关于同一事件，往往有多种叙述，甚至同一个文件，也常常可找到多个版本。对各版本进行辨析而后择善而从，是最基本的工作。面对材料的扩充，我们似应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史料上量的扩充，未必对应价值上质的提升。我们的研究领域、选题固然因此而拓展，但也应看到另一面。有学生私下交流论文经验时曾透露说：写论文最好多用几种史料集，就算内容相似，也不能盯着一个去引，要让注释尽量多样化，这样，审稿时才能显出优势来。如此操作，材料从绝对量上确实扩充了不少，却未必见得高明，尤其在一大批“同质”史料面前，如果不先做一番辨析和排序的工作而随着兴之所至去征引，就会显出证据的不齐整，好比将新鲜水果与过期瓜果放在同一堆。 例如，军机处《上谕档》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六日（1900年7月31日）收录这么一条上谕：“谕军机大臣等：现在各兵团围困西什库教堂，如有教匪窜出抢掠等情，当饬队力剿；倘彼死守不出，应另筹善策，暂勿用枪炮轰击。”而曾长期流行于世的伪满影印版《清实录》则变成了如下内容：“军机大臣面奉谕旨：现在各兵团围困西什库教堂，如有教民窜出，不可加害，当饬队保护；倘彼死守不出，应另筹善策，暂勿用枪炮轰击。钦此。”如果再翻阅《光绪朝东华录》则会发现，如此重要的上谕，居然未被收入其中。可见，在采择晚清史史料时，有必要对它们的来源及因此而形成的特点先作一番计较。 与清朝前期不同的是，清中后期的主要政务由奏摺流转，军机处协助皇帝处理，原有的主要由内阁处理的题本系统退居次要地位，以至于内阁的实际作用下降，位居正一品的内阁大学士如果未兼任军机大臣，则不被看作“真宰相”。我们现在利用最频繁的清史资料之一，包括1950年代开始编纂的从鸦片战争到筹备立宪的各种《档案史料》，官修的《清实录》，私纂的《光绪朝东华录》乃至清代名臣文集、各式奏稿、奏底等，其最主要的内容，也都是奏摺与对应的上谕或它们的摘录。所以，我们不妨顺着奏摺的走向，来看看各种资料的特点及其缺陷。 按照文书形成的过程，我们今天看到并利用的奏摺大概有三个系统：第一是奏摺作者本人或本机构留存的底稿。个人奏稿往往会被收入私人文集，这类材料因涉及作者身前身后之名，其文本与最终上呈的奏摺，区别不大。当然，也存在诸如康有为的《戊戌奏稿》大面积作伪的现象。机构留存的底稿或依据底稿及收发文形成的档案，近年来被大规模影印出版，例如《总署奏底汇订》（总理衙门奏摺底稿）、《国家图书馆藏清代孤本外交档案》及其续编（主要内容是依据总理衙门原档编纂的《清档》，其中奏摺及对应的上谕是常见内容）。这些史料中收录的奏摺与上呈给君主的奏摺，没有太大差异，这里暂不展开说明。第二类是档案原件，主要是宫中档朱批奏摺、军机处录副两种，以及由此编纂形成的各式军机处档册，例如《上谕档》《议覆档》《月摺档》等。第三类则是因第二类原摺的公开，抄录而成的《邸抄》《京报》及其衍生资料，它们最主要的内容即内阁发抄的奏摺与对应的上谕。由于民间会依据《邸抄》《京报》再次衍生各式各样的史料，所以可将其单列为一个系统。 我们先来看看第二类，即奏摺的档案原件。内外大臣呈递给君主的奏摺，是最为正式的奏摺文本。如果经过君主朱批，则称为朱批奏摺。因定期回收置于宫中，故称为“宫中档朱批奏摺”。在发还上奏人之前，由军机处抄录副本，称“军机处录副奏摺”，并视情况决定是否发抄——即交由内阁领出，各省提塘官可抄录、民间报馆可选择刊出。 宫中档朱批奏摺和军机处录副奏摺，是我们接触和使用最多，也认为最可靠的奏摺形态，但其中仍有需要注意的地方。例如，光绪朝的朱批奏摺中，有一部分虽由光绪帝亲手朱批，但它们并不是正式的政务文书，那些批示也不会发下执行，它们只是小皇帝在亲政前用来练习批摺的材料。再如，军机处录副也并不一定是对原摺的忠实抄录，在某些时候，军机处可能会对奏摺的正本进行裁剪。晚清军机章京郭曾炘就做过这事，其子郭则沄后来曾谈及庚子年间的一桩往事说： 凡臣僚奏事不称旨者，其疏留中不发，此事前代多有。《史记》载群臣请立闳、旦、胥为诸侯王，四月奏未央宫，留中不下，则汉时已然矣。其条奏数事，或择一二事可采者交议，余事裁去留中。如道光时，袁铣条奏十事，仅以核赋课、平刑法、广教化三事交议是也。后来枢臣亦得斟酌去取。光绪庚子义和团之乱，某翰林条奏中有请惩东南大吏及按户搜捕汉奸二事，先文安公在枢直，手裁去之，以其余行部，即依是例。 按郭则沄所说，在1900年庚子乱局之中，有一位翰林上递条陈，其中有两条建议，包括惩处拒绝排外的东南督抚、按户搜捕汉奸，上谕命将条陈交给相关部院议覆。奏摺随即转入军机处，被郭曾炘删去上述两条，仅将其他内容交给部院议覆。因军机处在抄录奏摺副本时，有严格的核校程序，所以这件事如果是真的，恐怕不是郭曾炘一人之力所能办到，后面应该还有地位更高的授意者。 郭则沄的这个说法是否可靠呢？我们无法直接验证，但可以通过此前两年的另一桩事例进行旁证。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御史宋伯鲁、杨深秀于五月初二日（6月20日）上递一件封奏，题为“为礼臣守旧迂谬、阻挠新政，请伸乾威立赐降斥以儆效尤而重邦交事”。主要内容是弹劾礼部尚书兼总理衙门大臣许应骙顽固守旧、不通外交，并仇视通达实务之士（暗指康有为），建议罢免其本兼职差，降调使用。光绪帝在收到奏摺后，命军机处下旨，“著许应骙按照所参各节明白回奏”。这个奏摺交军机处抄录副本后再交许应骙参照回奏。这就形成了两个版本：原本和录副本。按照惯例，两版本应完全一致才是，但实际上，军机处却对原奏摺动了手脚。以下是两个版本的关键段落比对（删除线为录副本删掉的内容）： 总理衙门为交涉要区，当此强邻环伺之时，一话一言，动易招衅，非深通洋务洞悉敌情，岂能胜任？许应骙于中国学问尚未能十分讲求，何论西学？而犹鄙夷一切，妄自尊大。闻其尝在总署，因一无关轻重之事，忽向德使海静争论，德使瞋目一视，以手拍案，尚未发言，而许应骙已失色，即趋出署，德使乃大笑，加以讪诮。此等之事，不一而足，其于伤邦交而损国体，所关非细故也。臣以为许应骙既深恶洋务，使之承乏总署，于交涉事件一毫无所赞益，而言语举动随在可以贻误，中国之轻见侮，未必不由此辈致之。 两天后，许应骙上奏，对弹章各款做了辩驳，光绪帝明发谕旨：著毋庸议。即宋、杨奏摺所参各条不尽切实，拒绝他们降许之职的建议。在宋、杨原奏摺的封面上，有军机处添注的小字：“另摘抄，同初四日（6月22日）许应骙摺交。”意思是，该奏摺被摘抄之后，与许应骙的回奏一起，都交给内阁中书领出发抄，相当于对外公开。各省在京的提塘官，可将这种类型的奏摺以及对应的上谕抄录下来，形成《邸抄》。京内民办报馆，则可据此印制成《京报》。于是，《邸抄》《京报》就成为各地官绅了解政情动态的资料，也就是上面提到的第三类奏摺。 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判定说，上面例子中的朱批原摺是真史料，而被改动过的录副奏摺及之后衍生的《邸抄》《京报》是伪史料。删掉的部分正可说明中枢在意什么样的内容，他们最不希望哪些内容被公开；或者也可说明，当时的哪些过失或罪名对许应骙的仕途有更具杀伤力的效果，而这些也都属于更广义的历史真实。 由于档案原摺长期以来封存于宫中、军机处或各部院，在档案开放之前，当时及后来人主要依靠《邸抄》《京报》一类的奏摺汇编作为了解时政，编纂、研究历史的资料。清初纂修明史，曾大规模搜集留存于民间的《邸报》作为一手资料。我们熟知的晚清时期《经世文编》系列，部分取材于《邸抄》；《谕摺汇存》多取材于《邸抄》；清末翰林朱寿朋所编的《光绪朝东华录》，长期以来为学界所重视，也主要取材于《邸抄》；新式报刊如《申报》则有专门的《京报》版面，它与《光绪朝东华录》一样，收录的奏摺都是依据《邸抄》而再次转抄的版本。 这些版本有着哪些特点呢？我们仍以宋、杨参奏许应骙以及许应骙辩驳的两摺为例。它们与上谕皆在五月初四日（6月22日）发抄，但却抄录在五月十一日（6月29日）的《邸抄》上（见国家图书馆影印版，此系较完整的《邸抄》版本之一）。这些奏摺刊登在《申报》，则已经到了五月二十六日（7月14日）。当天《申报》转载的，是五月十七日（7月5日）的《京报》全录（《京报》送达上海的《申报》馆，还需要九天时间），内含上述两摺及对应的上谕。从内容上来看，除个别字词的讹误，《邸抄》、《京报》/《申报》的奏摺版本与军机处删节过的录副版本无异，《光绪朝东华录》同样如此。不幸的是，《光绪朝东华录》对奏摺的作者进行了简化处理，写作“宋伯鲁等奏”，忽略掉了杨深秀。而实际上，宋伯鲁之所以署名在前，有可能只是因为其职务高于杨深秀而已，缩略作者的做法，会导致重要信息的丢失。 从比对信息也可看出，《邸抄》《京报》在当时的版本不一，重要的体现就是日期不齐整：奏摺产生于五月初二日（6月20日），许应骙覆奏于五月初四日（6月22日），但出现在某一版本的《邸抄》中，已到了十一日（6月29日）；出现在《京报》中，是十七日（7月5日）；《申报》再次转载，则已是二十六日（7月14日）的事情了。如果这些版本的奏摺、奏片没有注明上奏日期，我们就很容易将它们的刊出时间误作产生时间。 《邸抄》《京报》有着不同的版本，抄录者、刊印者也会根据各自不同的需要，摘录所需的主题及对应的上谕。除了这种主观选择之外，客观原因也会造成《邸抄》的疏漏。例如在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之际，高层政治处于不正常状态，统治者西逃，京城被侵占，内阁无法像平时那样从军机处领取奏摺发抄，民间报房也无法取得《邸抄》和印制《京报》，因此这一段时间的《邸抄》《京报》，是不完整的。 除了以上主客观原因造成的遗漏，《邸抄》在来源上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即经由内阁公开发抄的奏摺，实际仅为每日政务的一部分。未公开发抄的奏摺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大量的京内各部院奏摺。按照制度，京内六部、理藩院等机构实行轮值，轮值之日向君主递送奏摺，奏报本部政事或者对所管事务进行议覆。一般情况下，皇帝给出两种简单的处理意见：“依议”或“知道了”。不过，他无须动朱笔进行批示，而是指甲划痕，“横知竖议”，即横线表示“知道了”，竖线则为“依议”，随后由奏事处太监带出传旨，交给各部领回。这部分奏摺因未过军机处、内阁之手，所以无从发抄。 还有一些奏摺，是未交代发抄。一是皇帝留中的，例如科道言官的建议或参奏，皇帝有意压着不处理；或是涉及机密认为不宜公开的（例如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涉及外国事务的奏摺）；另一些奏摺则是因为内容未涉及部院事务，也不交代发抄。擅自公开未经允许发抄的奏摺，是一项严重的过失。 由此一来，军机处交给内阁中书领出发抄的奏摺及对应的上谕，是有限的。也就是说，《邸抄》的原材料，本就是很不完整的。加之提塘官、报馆在再次抄录时有意取舍，导致它们的记录更加不全。就内容而言，《邸抄》所录的和未公开的奏摺相比，其重要性也相对低一些。首席军机大臣奕劻曾说：“向行《邸报》，大抵例摺居多。”御史赵炳麟也曾检讨说：“外间钞报，如《谕摺汇存》《阁钞汇编》之类，大抵皆照例摺件，于朝廷立法行政本末，无甚关涉。”这样一来，《邸抄》《京报》以及据此产生的各类奏摺汇编，其价值就要打上一定的折扣。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光绪朝东华录》身上。1909年，供职国史馆的恽毓鼎希望仿照《续资治通鉴长编》编纂一部光绪朝政事记，他认为自己在史馆，可利用内阁便利，“凡廷寄、奏摺、列传，皆可借钞，从事编纂”。他还将当时刚刚成书的《光绪朝东华录》作为一个反面例子，引以为戒，评论说： 今年上海朱太史寿彭辑《光绪东华录》已成书，仅据《邸抄》掇拾而为之，辅以盛侍郎所藏之《洋务编》，其书疏略特甚，政事皆不具首尾（事之下部议者，其复奏摺往往不发抄。朱君不能得原摺，故徒有建议而无决议）。舍史馆而编《东华录》，犹弃山而聚铜也，无怪乎不成片段矣。私家不可作史。 这里讲到了《光绪朝东华录》的缺点：第一是来源主要为《邸抄》这一民间的奏摺抄本；第二是相关奏摺被割裂开来，例如原奏被收入其中，而针对原奏的议覆奏摺因没能发抄（原因如上文所述，即部院议覆奏摺由皇帝划痕“横知竖议”后，直接传旨发还，未经军机处与内阁之手），往往无法寻获，所以恽毓鼎感慨说“不成片段”，“私家不可作史”。不仅如此，《光绪朝东华录》为图简便，有时仅将署名在前的奏摺作者列出，这样就可能忽略重要的合作之人。 《光绪朝东华录》采用编年体，将相关重大事件、重要奏摺、上谕归入对应的年月日。对于奏摺而言，它所示日期，是皇帝接收并给予针对性答复的日期。《邸抄》在抄录奏摺时，往往掐头去尾，将上奏时间去掉，《光绪朝东华录》延续了这一特点，故奏摺所系日期，并非写作及发出的日期。如果该摺是京官所上还好，因递摺与批示往往在同一天；若是外官所奏，尤其是偏远地区的将军、督抚所奏，那么就不宜简单采用《光绪朝东华录》所示的日期。 在史料选择上，《邸抄》《京报》有不同的版本，其摘抄的上谕、奏摺不尽相同：一般明发上谕及其对应的奏摺较多，而机密谕旨——廷寄及相应的奏摺就没那么容易获取，这就限制了由此而形成的奏摺汇编以及《光绪朝东华录》的素材来源。从主观因素而言，朱寿朋等纂史者在面对奏摺、上谕时，会有自己的选择标准和政治顾忌。阅读义和团时期的《东华录》，再比对同一时期的《上谕档》可以发现，凡涉及保护外国使节、谴责暴民的上谕，往往被朱寿朋选入；凡是言辞激烈，显示对外强硬态度的上谕，则多被舍弃不用。陈恭禄先生曾说，“《光绪朝东华续录》内容丰富，价值在其他《东华录》之上，编纂的方法也和前人不同”，“盖已成为近代编年史的代名辞”。此话放在50多年前，并无大错，因为并无更多精确的资料可读，档案也未能开放，但如果放在今天，就有问题了。 由于《邸抄》及其副产品摘抄不全，未经官方校对核准，准确性欠佳，种种缺点不利于官绅及时了解最新的政情，咸丰三年底（约1854年初），江西巡抚张芾上奏，建议由官方统一审核、发行《邸抄》。张抱怨说，以前每月有摺差进京，顺便带回《邸抄》供官员军民了解政情，但是与太平军作战之后，因道路梗阻，除奏摺外，《邸抄》无法经驿站系统传递，导致他们对本省之外的重要政事，例如周边省份的人事任免、人事调动及其原因，周边的太平军动向等信息茫然无知。因此他建议，命内阁每月将通行刊刻的权威版《邸抄》核对二十余份，交由兵部驿递系统下发，好让各地统兵大员和督抚们及时知晓全盘上谕，筹画全局，随时应变。咸丰帝收到张芾奏摺后大怒，说张芾的建议“可笑之至”，“实属谬妄”，用廷寄形式对他进行了驳斥，其中有几句话值得注意。他说，“所有刊刻邸钞，乃民间私设报房，转相递送，与内阁衙门无涉”，“内阁为丝纶重地，办事之侍读中书，从无封交兵部发递事件，若令其擅发钞报，与各督抚纷纷交涉，不但无此体制，且恐别滋弊端”，“无论有无紧要事件，动用驿报”，“不特有违定例，亦令闻者诧异”。 按理说，督抚要求内阁发布权威版本的《邸抄》，不过是希望获得相关奏摺和上谕的权威定本而已；而使用驿站系统递送《邸抄》，也不过是想及时了解政情。咸丰帝对张芾建议的激烈反应，令人匪夷所思。不过，就在十多年前的鸦片战争期间，耆英曾向道光帝报告，英军每天都能阅看《京报》，道光帝认为，“必有辗转递送之人，其为汉奸无疑，可恨可恶之至”，下令沿海督抚严密查访私行抄录《京报》的行为。也就是说，《邸抄》《京报》虽允许公开，但在皇帝看来，毕竟属于有着一定保密级别的文书，起码不应该让敌人看到。在太平天国战争尚激烈进行的时候，咸丰帝拒绝发行官定《邸抄》，大概也部分出于保密的考虑。 不过，《邸抄》系统在清末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首先是因为民办新报刊的大量出现。以《申报》为例，该报在1872年4月30日创刊起，即有专门版面发布《京报》，其中包括宫门抄、上谕、奏摺等内容。后来倡导变法维新的新报刊，也选择摘编《邸抄》的某些主题奏摺用于宣传。在这种情况之下，奏摺、上谕早已无法对外人保密。到了清末新政时期，京城部分部院与南北洋大臣开始编纂省部级的《官报》，刊载与本部门、本地区相关的奏摺、上谕、政令等内容。1906年底，御史赵炳麟建议，由会议政务处将原来的《邸抄》从民间揽过来，发行正式的高级别《官报》。这一提议得到奕劻等人赞成，理由是：“维预备立宪之基础，必先造成国民之资格，欲造成国民之资格，必自国民皆能明悉国政始。”这就是创刊于1907年10月的《政治官报》。《政治官报》是日报，每天发行，主要内容包括三部分：谕旨、批摺清单、宫门钞；电报、奏咨；摺奏。除了机密文件不外宣，凡交由军机处发抄以及各衙门具奏的事件，均编入《政治官报》之中。 相比原有的《邸抄》系统，《政治官报》的优点在于，第一，收录奏摺、谕令数量多，涵括全面，不像《邸抄》那样，有庞杂的版本和较多的遗漏。第二，经由宪政编查馆核准，作为法律上的定本，官民可引以为准则。第三，除了军机处发抄的摺件，《政治官报》还收入了各部院未经发抄的奏摺，也就是那些原由皇帝指甲划痕后直接发下，不经军机处之手的奏摺。这些奏摺在此前的《邸抄》系统，甚至在宫中档及军机处档案中，是难以找到的。到了1911年9月之后，因责任内阁成立，《政治官报》被《内阁官报》取代，交由内阁印铸局编纂，其主要内容未变。 今天，因新出史料的增加及学术的发展，各级图书馆、档案馆乃至私人秘藏的近代史资料得以影印出版，足以满足傅斯年所谓“能扩张它研究的材料”的要求。但近代史料量的拓展并不代表质的延伸，如果不加以细究，大量“同质”史料的机械重复，反而可能会给研究带来一定的干扰。如果从奏摺、上谕等重要政务文书的涵盖面、准确性及细节的“狭义真实”来考虑，我认为不妨如此给晚清史料排个序：档案馆原档、影印或点校档案、《官报》、《实录》、文集、《邸抄》与《京报》、《光绪朝东华录》、其他衍生史料集。 （ 来源：文汇报 作者：李文杰）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