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宣传画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三色徽章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的邮票  1911年的法国钱币背面图案  爱丽舍宫面向香榭丽舍大街的栅门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象征符号是该国家与民族身份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承载着该国家与民族历史的大量信息，是我们认识该国家与民族文化的重要窗口。近年来，国际史学界流行新文化史，象征符号也成为吸引人的研究对象，法国国家的象征符号是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 在法国国家的象征物中，三色旗与高卢雄鸡最为突出，并出现在各种场合。但这两种象征物的历史发展却大相径庭，具有各自鲜明的特点。三色旗是法国唯一官方承认的国家标志（其他国家还有国徽和国家纹章等），它产生于法国大革命之中，最初由革命者使用，然后被国王接受，起到国王与革命者以及各党派之间的妥协作用，体现民族和解和民族团结，最终获得官方地位，但它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特征，围绕这一象征物，充满了政治斗争；高卢雄鸡最早是法国的外部敌人攻击法国而创造的形象，具有外生特点，后来法国国王反其道而行之，加以利用，主要为对外斗争服务，使其最终从王室走向民间，为国民所接受，真正具有了全民性。 三色旗诞生于法国大革命，它源于三色徽章。根据法国教科书上的说法，三色徽章是国王与巴黎市政府妥协的产物。1789年7月17日，就在巴黎民众攻占巴士底狱的第三天，国王到巴黎市政厅，承认巴伊任市长和拉法耶特为国民自卫军总司令，并应巴伊的要求，在自己原有的白色帽徽上缀上象征巴黎的红色和蓝色布带。但根据另一种说法，三色徽章由拉法耶特在大革命前夜设计出来，当时他在巴黎创立了国民自卫军，为了给这支军队一个共同的标识，他结合法兰西卫队的制服颜色（白色）和巴黎民众武装的色彩（红色和蓝色）创设了徽章（拉乌尔·吉拉尔戴：《三色》，载皮埃尔·诺拉主编：《记忆的场所》，伽利玛出版社，1997年重排本，第一卷，第51页）。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三色徽章在全国的流行却是国王到巴黎接受帽徽之后。此后，蓝白红的三色配置到处涌现，三色的帽徽、三色的腰带、三色的服饰，成为革命者的标志。1790年6月10日，法国制宪会议宣布，三色徽是国民的徽章。1790年7月14日在巴黎举办的象征全民族统一团结的联盟节上，广场成为一片三色的海洋。 三色成为国旗经过了历史演变。在旧时期的法国，并不存在代表国家的旗帜，只有王家的旗帜和军队的旗帜。当时航行在海上的船只才需要挂国别旗。所以三色成为旗帜首先在海上，1790年秋季，制宪会议决定海军船只和商船均应挂三色旗。当时的三色旗，靠旗杆的是红色，中间是白色，蓝色在最外面，而且规定白色比另两色要宽。为了与荷兰船相区别，三色作垂直排列。1790年10月22日，议会要求所有军团在军旗上挂三色的绶带。1791年7月10日，议会决定每个军团要配备三色旗，但三色的排列分布五花八门。直到1804年，军旗的式样才得到统一：确定中间为四等边的白色菱形，旗帜四角的三角形，两个为蓝色，两个为红色。1794年2月15日法令对“所有共和国的船只”作出规定，悬挂的旗帜完全统一：三色垂直排列，宽度相等，蓝色靠近旗杆，中间为白色，红色飘在外，此后海船用旗逐渐演变为国旗（米歇尔·帕斯图洛：《法国的标志物》，波内东出版社，1998年版，第113页）。 诞生于法国大革命的三色标志，最初的流行得益于国王与巴黎民众运动的结合，得益于联盟节，是民族和解的产物，以后却受到来自左右两翼的威胁。法国大革命中，贵族最终与革命分道扬镳，逃亡在外的贵族和贵族军队采用王室喜欢的白旗作为自己的标识。拿破仑登上皇帝宝座后，曾考虑放弃三色旗，但这一念头很快被放弃。第一帝国时期，皇帝官邸和一些政府大楼开始悬挂三色旗，唯一的变动是原来旗杆顶端的长矛尖被帝国鹰所取代。复辟王朝批准使用白色徽章和旗帜，废弃了三色旗。但七月王朝期间三色旗重新恢复为国旗。1848年，巴黎人民再次举行革命，起义者高举的旗帜是红旗，一些革命者甚至要求定红旗为国旗，但最后被临时政府的领导人所拒绝（拉马丁：《1848年革命史》，佩罗丹出版商，1852年，第367—368页）。1870年法国在普法战争中失败后，巴黎公社再次高扬起红旗，而保王党人也考虑用白旗取代三色旗，但最终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取得胜利，此后三色旗也成为共和国的象征。有意思的是，在今年法国总统选举的集会场所，右派的集会上是一片三色旗的海洋，而左派的集会上在三色旗的旁边还飘扬着工会红色的旗帜和各种亚非国家的旗帜。 除了三色旗外，法国也还有“高卢雄鸡”的雅号。这是法国延续时间最长的象征符号之一，跨越中世纪与现代。现在法国到处都能看到它的身影：纪念碑、旧钱币、建筑装饰、体育协会的logo、运动员队服、世界杯吉祥物等。 法国人为什么会把雄鸡作为本国的象征？流行的说法是在拉丁语中“高卢人”与“雄鸡”两词书写和发音正好相同（gallus，指高卢人时第一字母大写）。于是把高卢人看作自己祖先的法国人自然地将雄鸡当作本国的象征。这种把法国象征的来源简单地归为文字游戏的说法非常值得怀疑。其实，最早将法国比喻为雄鸡的是法国的敌人。在中世纪，雄鸡的形象往往是负面的：自负、愚蠢、易怒、好斗、淫荡、爱听恭维话、爱虚荣。即使是在法国人自己的作品中，如《列那狐传奇》，雄鸡也常常遭到狐狸的欺骗或成为动物们的口中之食。因此，法兰西的外国敌人巧妙地将法国国王和他的臣民比喻为雄鸡。从14世纪起，每当与法国交恶，外国人在宣传造势时，利用各种图像材料，把法国人丑化为雄鸡，其中包括有英格兰人、意大利人、德意志人和荷兰人等。甚至到17世纪三十年战争期间依然如此。所表现的场景往往是法国雄鸡被德意志鹰、英格兰豹以及威尼斯、西班牙和荷兰的狮子所追逐和征服。 然而，法国国王在这样的攻击下并未掩饰和避讳，而是从容接受，并大力宣扬雄鸡的优点，赋予雄鸡以新的含义：勇敢（保护臣民就如雄鸡保护小鸡）、胜利（雄鸡一唱天下白，赶走黑暗的恶魔）、神圣（太阳神、战神和信使墨丘利的伴侣）、警惕性高等。一些法国国王甚至以雄鸡自比，从15世纪开始，法国许多国王都有雄鸡（拉丁语gallus）的绰号，如查理七世（1422—1461）、查理八世（1483—1498）、路易十二（1498—1515）等。1601年，亨利四世为了庆祝儿子出生（未来的路易十三），打造一枚金币，图案是一小孩一手持权杖，另一手拿百合花，脚边有一只雄鸡。11年后，路易十三订娃娃亲时，巴黎的王宫就装点了雄鸡。路易十四特别着迷于雄鸡形象，许多图像中，他让雄鸡对着光芒万丈的太阳歌唱。他让建筑师设计了以百合花和雄鸡形象为柱头的“法兰西柱式”，并在凡尔赛宫采用多种雄鸡的装饰图案（阿瑟·莫利：《法国的标志物和旗帜，高卢雄鸡》，巴黎，1904年，第88—89页）。教会为了配合国王也宣扬雄鸡的美德，利用圣经中圣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情节，肯定雄鸡啼鸣的提醒作用，因此法国许多教堂钟楼的顶端多有雄鸡形象。 这一法国国王和教会提倡的形象到了近代转化为民族形象。法国大革命爆发后，巴黎人民赋予雄鸡新的意义，并把它与国王的百合花对立起来。雄鸡成了人民的象征，团结且有警惕性。1792年革命政府铸造了一枚价值六锂、有雄鸡图案的硬币，正面为国王像，反面法兰西天使正在起草宪法草案，雄鸡站在一边，代表人民正在审视。这一图案历经第二共和国和第三共和国，直到1914年还是货币图案。法国大革命期间，雄鸡形象得以普及，它出现在更多的场合，如邮票、印章、证书、官方文书等上，甚至出现在军旗旗杆的顶端装饰上。而且这一装饰并不像三色旗和三色帽徽那样受到严格控制，它可以自由使用。第一帝国时，雄鸡的形象没有被选择为官方的象征物，让位于帝国鹰，但并未消失，常常与国民形象相伴随。由于在法国大革命中的大红大紫，这一源于王室的象征物在复辟王朝时反而失宠，于是它开始成为复辟王朝的对立面。七月革命后，雄鸡重新出现在军旗的旗杆上，随后出现在国家官员的徽章上，出现在公文用纸上，出现在军刀上。1848年革命胜利后，临时政府把雄鸡与三色旗相提并论，正式号召人民将三色旗和雄鸡作为民族的象征，文告写道：“当我们建立共和国之时，高卢雄鸡和三色旗是我们尊贵的标识”（阿瑟·莫利：《法国的标志物和旗帜，高卢雄鸡》，第229页）。此后，政府大印上就有了雄鸡形象，雄鸡逐渐成为共和国的象征。虽然在第二帝国再次遭到冷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维希政府也想将它扫进垃圾堆，但它却成为法国抵抗运动的象征，被赋予爱国主义的象征意义。虽然官方一直没有正式宣布高卢雄鸡为国家的象征物，但这一形象却象征了法国的统一与延续，它不属于单一的政体，也不倾向于哪个党派，因此当法国1998年举办世界杯足球赛时，吉祥物就选择了名叫“福蒂克斯”的小公鸡。今天高卢雄鸡的形象依然闪现着法国的文化之光，把一个不凶猛不威武的动物作为自己民族的象征，这是需要勇气和智慧的。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