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撰写的部分著作  毛泽东和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在七大主席台上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不懈探索。毛泽东强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他从投身中国革命伟大事业起，便致力于探索和实践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正确途径，在理论和实践上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 一 毛泽东把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使命。他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他在理论创新和指导实践创新两方面对此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第一，他身体力行，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在极其艰苦复杂的环境中进行马克思主义创新，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新成果——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开始产生于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时期，经过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逐步形成发展并达到成熟。其中特别要指出是毛泽东和党中央在陕北的十三年。毛泽东和中央红军自1935年10月到达吴起镇，直到1948年3月离开延安，东渡黄河，这十三年间，是毛泽东思想发展成熟的关键时期。《毛泽东选集》四卷可以说有两卷半是在陕北写成的。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大命题的前后，毛泽东以极大的精力和毅力，集中解决党当时头等重大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军事路线以及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1935年12月，毛泽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着重解决反对关门主义，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1936年12月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着重解决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军事路线的分歧，并作出科学的总结。1937年7月的《实践论》、8月的《矛盾论》着重解决党内教条主义错误，阐明党的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指导的思想路线。1938年10月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以及六届六中全会的结论讲话，着重纠正王明、张国焘错误的组织路线，阐明党的正确组织路线以及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问题。1939年到1940年1月，毛泽东先后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科学著作，正确揭示中国基本国情，科学总结党的革命实践的经验教训，全面阐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一系列基本问题。对这些论著，毛泽东在1962年1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曾说：“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的规律。” 第二，他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为指导制定解决革命和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并使之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行动指南。毛泽东善于以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用以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不同发展阶段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并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所接受和掌握，成为共同的行动指南。例如，面对日本侵略者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的民族危亡关头，毛泽东在1935年冬认为要正确处理当时复杂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提出把建立和发展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路线作为现阶段的政治路线。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毛泽东陆续发表一系列论著例如《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等，构建了党领导抗日战争的正确理论。与此相适应，又先后制定同国民党合作的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方针等等。正是在这些正确的思想、方针和策略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不仅逐步扩大敌后战场，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同时联合一切抗日力量，维护抗日统一战线，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八年抗战中，党和人民的抗日武装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根据地发展到19块，拥有9000多万人口，人民的军队达到上百万人，有正规军、游击队和民兵，能够进行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各种类型的战例。我们的党发展成为全国范围的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大党，拥有121万党员。经过整风，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达到团结统一，并且形成了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这一切，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引下取得的丰硕成果，同时也为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 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仅开创了一条独具特色的革命和建设道路，而且孕育并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历史和现实都昭示我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条万古长青的理论发展新道路，需要长期坚持，毫不动摇。 第一，这条新道路的正确性，已经为党90年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所取得的一个又一个胜利的事实所证明。在党领导中国革命的进程中，经历了北伐战争的胜利和大革命失败，土地革命的兴起和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这样大起大落、惊心动魄的曲折历程。历史生动地证明党只有正确分析革命形势，把握基本国情，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中国实际出发，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希望。从遵义会议开始，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发展，我们相继取得抗日战争、全国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国家统一、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使命，这些无不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胜利。新中国的成立，使中华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60多年来，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积极探索，艰苦创业，勇往直前，在旧中国满目疮痍的废墟上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立起巩固的人民民主政权和社会主义社会基本制度，全面推进国民经济的发展，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从贫困迈向全面小康，中国国际地位日益提升。这一切，都是党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成果，也是党不断解放思想，纠正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的必然结果。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党领导全国人民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制建设，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奋斗。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仍然是我们党一如既往的重要思想原则，也是我们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新胜利的根本保证。 第二，这条新道路的正确性，在于它是在深刻认识国情、党情并与掌握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相结合的基础上实现的。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做到三点：一是对中国国情和中国共产党党情作出科学判断；二是对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完整准确把握；三是善于做到上述两者相结合，做到“有的放矢”、“实事求是”。毛泽东在这些方面作出了极为杰出的贡献。 毛泽东有一句名言，中国革命的胜利要靠中国的同志了解中国的情况。他对中国国情科学判断的主要贡献有：一、毛泽东多次阐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是一个由数个帝国主义支配的间接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和转变。毛泽东特别强调：“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二、毛泽东科学地揭示了中国基本国情的重要特征：“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中国革命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从这一点出发，产生了我党一系列的战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问题。”这是党制定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总政策和发展道路的基本出发点，也是党制定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路线、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半个多世纪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科学论断的正确性。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完整准确的把握，也是我们学习的楷模。1938年10月毛泽东曾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作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他在《整顿党的作风》报告中提出更为具体的要求：“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我们要的是这样的理论家。”毛泽东身体力行做到了这些要求，他深信“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他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决中国革命、建设一系列重大而艰难的问题，使党和人民的事业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第三，这条新道路的正确性，是由于在思想方法论上它既同形形色色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有着根本的区别，又同任何以形式主义、实用主义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态度是水火不相容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思想方法论上体现出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最根本的是要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对每一个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分析，然后得出科学的结论。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