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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学一直属于“东方学”的重要组成部分。1802年，德国东方学家格罗特芬德对古波斯楔形文字的成功解读，以及1847年英国考古学家罗林森对希斯敦铭文的成功释读，标志着伊朗学在东方学中的特色形成。1903年，德国哥廷根大学开始设立伊朗学系，标志着西方伊朗学研究专业化开始。从1958年起，美国的伊朗学研究蓬勃兴起。伊朗政府也高度重视伊朗学，设立伊朗学基金会，把伊朗学研究范围拓宽到有关伊朗研究的一切领域，甚至包括伊朗对外关系和经济。伊朗学研究的地理范围是“大伊朗”（Great Iran），包括今天的伊朗版图，以及现在的阿富汗、小亚、中亚南部、高加索地区和南亚西北地区。 中国的伊朗学研究可以说始于西汉，《史记》就记载了当时安息帝国的情形，由此逐步形成中国伊朗学研究得天独厚的优势与特色。首先，中国的古代典籍大量记载了伊朗风土人情以及中伊友好交往；其次，中国一些少数民族与伊朗文化有着天然联系；第三，当代中国与伊朗处于全方位友好交往中，多位中国学者先后在伊朗获得波斯语言文学博士学位。这些有利因素促进了中国的伊朗学研究蓬勃发展，并呈现出以下特点。 首先，当代中国对伊朗的研究从翻译外国著作开始。一般先从俄文专著翻译开始，现在发展为从英文、法文专著和波斯语专著翻译。其中代表性著作有：苏联伊朗史专家米·谢·伊凡诺夫《伊朗史纲》（1958年，上海三联书店），李铁匠翻译的《伊朗史》（【美】埃尔顿·丹尼尔，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和《波斯帝国史》（【美】A.T奥姆斯特德，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张鸿年翻译的《伊朗文化及其对世界的影响》（【伊朗】扎比胡拉·萨法，商务印书馆，2011年）、《波斯帝国史》（【伊朗】阿布杜·侯赛因·扎林库伯，2011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叶奕良翻译的《伊朗通史》（【伊朗】阿宝斯·艾克巴尔·奥希梯扬尼，1997年），元文琪翻译的《阿维斯塔》（【伊朗】杜斯特哈赫，商务印书馆，2005年），李玉琦翻译的《巴列维王朝的兴衰》（伊朗外交研究所编著，新华出版社，2009年），等等。通过这些译著，我们不仅可以了解西方世界和前苏联的研究现状，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理解了伊朗人对自己历史文化的感悟和评价，为中国伊朗学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其次，中国学者已从名著翻译发展为学术创新。中国学者在《历史研究》、《世界宗教研究》、《世界历史》、《外国文学评论》等杂志发表一批高质量的论文。特别是国家社科基金大力支持伊朗学研究，如《伊朗通史》（1987年）、《祆教史》、《伊朗白色革命研究》（1989年）、《新时期中国伊朗关系研究》（2004年）、《列王记研究》（2005年）、《伊朗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研究》（2007年）、《变动中的神权政治——当代伊朗政治改革与发展研究》（2008年）、《中国伊朗关系史》（2010年）、《伊朗核危机演变趋势与中国能源安全及其对策研究》（2010年）。由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有严格的评审和结项程序，因此以上成果基本代表了中国学者对伊朗的研究水平。 第三，伊朗学研究内容日益广泛深入，但短板也很明显。文学、历史、宗教研究最透彻，对外关系研究最热，经济研究最薄弱。代表作有张鸿年的《波斯文学史》（昆仑出版社，2003年）、《凤凰再生——伊朗现代新诗研究》（穆宏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孙培良《萨珊朝伊朗》（西南师大出版社，1995年）、王兴运《古代伊朗文明探源》（商务印书馆，2008年）、李铁匠《伊朗古代历史与文化》（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徐良利《伊儿汗国史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彭树智《中东国家通史·伊朗卷》（商务印书馆，2002年）、赵伟明《近代伊朗》（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冀开运、蔺焕萍《二十世纪伊朗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等。研究伊朗对外关系著作主要有：李春放《伊朗危机与冷战的起源(1941—194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范鸿达《美国与伊朗:曾经的亲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杨兴礼《伊朗与美国关系研究》（时事出版社，2006年）、陈安全《伊朗伊斯兰革命及其世界影响》（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等。维族学者探讨了新疆伊斯兰教、维族文学与伊朗的关系，回族学者从人类学角度研究回族与伊朗的关系。出于中伊能源合作的需要，一些博士论文从地质学和地球物理学角度研究了伊朗油气资源。令人遗憾的是至今没有出版一本关于伊朗经济和伊朗地理的专著。 第四，中国伊朗学的研究水平受到国际社会和伊朗的认可。北京大学王一丹教授的博士论文《拉施特〈史集·中国史〉》校注》（波斯语）已在伊朗高等院校出版中心出版，伊朗学术界泰斗沙希迪教授对该论文评价很高，并给这篇博士论文打了满分。曾延生主编的《汉语波斯语词典》获得伊朗1998年度最佳图书奖。2009年8月9日，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所陆瑾博士以《利玛窦〈中国纪〉波斯文本研究》（波斯语，伊朗古籍研究中心2009年版）一书荣获“伊朗第九届国家手抄本保护者奖”，成为首位获得伊朗国家图书大奖的华人学者。该奖由伊朗国家图书馆和议会图书馆联合主办，是伊朗国家级的图书评奖活动，旨在鼓励对古代历史文献的研究与保护。《利玛窦〈中国纪〉波斯文本研究》是以穆罕默德·扎芒的波斯文手抄本《中国纪》为研究对象，该文本在伊朗文化界、艺术界颇有影响，反应了特定时期伊朗人对中国的认知状况，对于研究萨法维王朝时期的波斯文风和译风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该书的问世填补了伊朗汉学研究的一项空白。 总而言之，新中国的伊朗学研究从翻译开始，发展到论文、专著与译著并行，文学、历史、宗教研究成果丰硕。但伊朗中世纪史研究仍相对薄弱，对伊朗基督教、伊朗犹太教研究刚刚开始。对外关系研究引人注目，但主要集中在中国伊朗关系、美国伊朗关系、以色列与伊朗关系，对欧洲与伊朗、非洲与伊朗、俄罗斯与伊朗、拉丁美洲与伊朗关系的研究很少。研究取向着重于应用型、对策性、热点性，对伊朗的考古学、历史地理、哲学以及人类学研究较少。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伊朗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