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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停滞期，这是上世纪50至70年代末史学界的主流认定。现在则出现了相反的观点，认为明中叶以后中国经济得到大发展，晚明时已成为世界金融中心，明史由此而成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并引发一系列研究悖论—— 一百多年来，从维新、革命、抗日，到反右倾、十年浩劫，在中国但有重大事变几乎都有明史的踪影，此可谓中国人的百年明史情结。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朝像明代一样，在民众中引起了如此广泛的兴趣和不同观念的争论。 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大陆史学界的主流几乎都认定，明清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停滞期。现在有一种观点则相反，认为明中叶以后中国经济得到大发展，晚明时已成为世界金融的中心，尤其是西方学者彭慕兰的《大分流》、弗兰克的《白银资本》的出版，颠覆了传统的西方中心论，认为16、17世纪世界的中心已从西方转向东方，这两本书在国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明史由此而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引发一系列的悖论，究竟有哪些相互矛盾的现象和不同观念？问题的症结又在哪里？主要有四。 ■中央集权制度的极度发展与全面失控的后果 要回答这四个悖论，首先要认识明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在中国历史上，从下层起义当上皇帝的著名农民领袖有刘邦、李自成、洪秀全，刘邦是亭长、李自成是驿卒、洪秀全是落第秀才，地位不高却有一定的身份。真正苦大仇深、三代贫农的只有朱元璋，他父母穷得无葬身之地，抛尸荒野，自己连名字都没有，以数字作称呼，叫重八。他勤奋，当了皇帝以后，日看奏疏多达20万字，批示400多件。他妻妾成群，却不好色。这样一个人当皇帝有超强的自控力，更有超强的控制欲，权力绝不容许他人分享。他断然取消通行1400年的宰相制，六部和军队一切军政大权盖由他一人独断独行，并规定后世凡有建言设宰相者一概处以极刑，以确保世世代代权归一人。凡是同他共过患难的建国功臣，一概杀绝，连续杀了十多年，诛杀三万多人，从此再无人能与他对抗。他勤俭治国，痛恨贪官，贪污60两(相当于现在一万元)，即遭剥皮；他心胸狭小，因为江南人民曾支持过他的政敌张士诚，建国后就对江南课以重税，限制南方人科举和当官。他还建立了特务系统，对官员、百姓实行全面监控。中央集权制度发展到极致。 然而过度的集权是把双刃剑，皇帝到了权倾天下再无任何约束的地步，又会伤害皇权自身，极度专制的社会结构滋养出了一代又一代昏聩的帝王，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销蚀了他们管理国家的起码能耐，再也无能驾驭庞大的国家机器。因此明代出现了历史上从没有的现象，就是皇帝不理朝政。嘉靖中年后不见朝臣；隆庆三年不发话；万历三十一年不上朝，深居内宫，寻欢作乐；光宗短命；熹宗整天弄斧，作木工，对政事一窍不通。到崇祯执政，虽然向往治平，但大厦将倾，已无回天之力，因此后人说，明亡实在是亡于万历。 皇帝不上朝，也和大臣不见面，大臣辞职都没法辞，于是按惯例送上一封辞呈，也不管准不准，弃官回家。有的大臣离职之后皇帝也不知道，知道了既不挽留也不责怪，官缺了也不调补。管理国家事务的最高行政机构竟然擅离职守，有的衙门长达十多年无人负责。万历四十年中央六部中的吏部、兵部、礼部、户部、工部都没有专人负责。刑部长年不审案，监犯家属百余人跪哭在长安门外，要求断狱。 官员不理公务，却奔竞于朋党之争。官场中党同伐异，爱恶交攻。吏部选用地方官，因为竞相请托，相持不下，不得已由抽签定夺，时人讥笑吏部成为“签部”。从中央到地方，门户林立，派系深重，各有自己的羽翼，互相攻击和报复。明人惊呼: “职业尽失，上下解体”，国家机器再也不能正常运转。 朱元璋建立了极度专制的制度，但皇权至上不受抑制，又导致自毁长城。极度控制后就全面失控。这是封建专制政体不可克服的矛盾。危机表现在这种瘫痪的局势不是来自敌对阶级的冲击，而是来自统治阶级的最高层，王朝失去自我调节的功能，只能沿着瓦解的趋势走向灭亡。 ■拥有世界最多的货币却发展不了资本主义 据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全球化中的东方》估算，从明中期到明末，百年间从西方流入中国的白银大约有7千到1万吨，相当于2亿到3亿两白银。约占世界白银总产量的1/3，这庞大的白银已超过欧洲国家的总和。因此认为明代已成为16、17世纪世界金融的中心。明代确实集中了世界最多的白银，但是不是因此就能成为世界金融的中心? 值得重视的是，白银进入流通领域才成为货币，如果不能进入流通，那只是贵金属，大量的银两如果能进行工商业运作，制造有效需求，商业资本就可能转化为产业资本，推动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但这些白银在中国并没有产生这种作用。海禁政策严厉禁止与外国人做买卖，中国并不盛产白银，白银的大量输入，主要是私人贸易，而不是国家贸易，这种贸易在明朝视为非法的走私行为，予以打击和镇压。所以大量的白银不能起到支持海上贸易的作用，只能是买田、买地，投入土地，或者窖藏，高消费，白银一旦退出流通领域，投入土地，那就不再成为资本，实际上是扩大地主经济。高消费能促进商品经济的发达，但这不是产业经济，白银成为窖藏那就变成死钱，不再有货币的职能，所以大量白银在中国并没有起到推进生产的作用。当时东印度公司初创时，只有白银十多万两，就能发展成东方贸易的霸主，横行海上。中国有那么多的白银却困守家园，不能促进资本主义萌芽，弗兰克说中国成为世界的金融中心，那是不了解中国国情，是一厢情愿的推论。 这问题足以使我们深思，中国并不缺少资本，却缺少支持资本运作的正确政策，是海禁拖了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后腿，所以对中国成为世界金融中心一说，不便苟同。 ■最宏大的舰队与片帆不得下海 郑和下西洋航行海上二十八年，证实明朝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舰队，然而又何以奉行片帆不许入海的政策? 这是因为朱元璋的劲敌陈友谅善于水战，被朱打败后逃到海上，朱元璋担心这批人得到大陆居民的给养，下达禁海令，以切断其与大陆居民的联系。这是出于政治的考虑，洪武十四年(1381年)颁发“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不准造船下海，不准将船租给下海之人，凡有违抗者或私运番货的都加以严惩。清初又厉行禁海，因为明亡后，一批忠于明朝的遗民逃到沿海成立南明政权，在海上活动，为了封锁南明与大陆的联系，清代变本加厉地实施禁海政策。所以这两朝的禁海，不约而同地都是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 郑和下西洋本身也是源于政治原因，朱棣发动兵变攻破南京城后，建文帝连同玉玺失踪，由于朱棣是藩王，承继大统，名不正，言不顺，建文帝的存在对他的皇位是莫大的威胁，《明史·郑和传》说:“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这是说下西洋的两条理由，一为寻找建文帝；一为宣扬国力，实际上是海上的游行示威。出海和禁海一样都是出于政治需要。虽然学界对下西洋的目的有各种说法，但以此说比较符合国情和朱棣的性格。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为封建统治者的通玻 中国占有世界白银的三分之一，为什么不能走向近代化之路，深入这个问题的关键之一，是对海上贸易的看法。 ■宣扬君权至上却非君思潮四起 明代是皇权最集中、思想统治最严酷的时代。道德规范，经史子集，社会风尚都以扶持名教为宗旨，以忠君为核心。被誉为亚圣的《孟子》一书，只因说过民贵君轻的话语，遭到朱元璋的亲笔删改，只允许程朱理学，一家独霸。臣民被视为草芥和奴隶，稍有触犯便当堂脱下裤子打屁股。如此羞辱虐待官员士大夫，然而愚忠者却前仆后继，忠君忠到如痴如迷、若愚若傻。明初有方孝孺，明末有东林党，身受冤案，却视死如归。 然而到万历时期，朝野上下，骂皇帝成风，指责皇帝酒色财气四毒俱全，咒骂皇帝“嗜利心滋，布满虎狼，飞而食人”，诅咒“天人共愤，大难将作。”“一旦众畔土崩，小民皆为敌国。”有的一一痛陈:“乱政亟行不可枚举，而病根总在货利一念。” 皇帝与百姓争利这不可思议的现象，就在明万历时期上演。原来皇帝的消费是靠户部从税收中提取一定的比例，称之为“金花银”供宫廷开销，就这简单的约束，也容不得，日益膨胀的贪欲，无所不为的权力，使得皇帝无所顾忌，干脆跳过户部和地方官府这一环，直接派宦官到地方征税，并成立“中使衙门”，按皇帝密令行事，这无异于与地方政府相对立，而这批奉有皇帝密令的特派员，藐视官府，横征暴敛，鱼肉民众，多次引发民众反抗，地方官往往成为社会暴乱的带头人。此类动乱在万历时期遍及东南西北各省，有详细记载的就多达40多起，有的长达两个多月不息。一些仁人志士挺身而出，抨击君主，民众对皇帝讥评嘲讽，街谈巷议，一时间非议君主蔚为社会时尚，成为明清之际启蒙思潮的先导。 这在中国是空前绝后的现象，而这现象的出现盖由于皇帝的自毁长城。要知道地方官府是皇朝法定的系统，皇帝是这一体制的代表人，理当对这一系统予以保护，不能轻易毁弃，可高度集权，不受任何监督的结果，刺激皇帝为所欲为，一脚踢开法定的组织系统，另立衙门，侵犯各级官府的权力和官员本身，引爆体制内的矛盾。危机表现在，这种瘫痪的局势非来自敌对势力的冲击，而是来自统治阶级的最高层，皇帝自己，以致高度集权与高度涣散在同一王朝的首末出现。这预示皇朝已失去自我调节的功能，只能沿着瓦解的趋势走向灭亡，清代学者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记述说:“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云。”指的就是这不能逆转的趋势。 这四种悖论，其根源是一个，专制集权推向极致，必然走向它的反面。过度集权与全面溃败如影相随，晚明就是一面镜子。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