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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30年左右的时间内，西方史学界涌现出很多新的学术流派和学术主张，如“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庶民研究”等。这些新兴学术流派受葛兰西和福柯等人的理论影响，对历史问题进行重新解读或批判。以印度史研究为例，近年来西方学者从后殖民主义、新民族主义等视角重新探究一些已经成为“定论”的问题，不管是“庶民”在历史中的作用与地位问题，还是印度教和种姓制度问题，都做了重新解读。重新解读的过程实际上是对过去的历史“偏见”进行批判和纠正。 近年来，国外部分学者对西方印度教和种姓制度观念的形成过程进行了梳理，认为印度教是殖民统治者建构的结果，而有关种姓制度的“定论”也值得商榷。 “宗教”这一概念本身深深根植于19世纪西方的基督教神学，但却被看做具有普遍意义。欧洲学者习惯以基督教的标准来分析印度教，据此，很多西方人认为印度教虽然具备宗教的一些特征，但实际上不是宗教。苏格兰牧师约翰·尼可尔·法库尔即以19世纪新教徒的标准来分析印度教，认为印度教够不上一个宗教，因为它缺乏一个宗教应该具备的多种因素，如一个连贯一致的信仰和行为体系，一个单一的文本，一个单一的救世主形象，一个单一神和必备的道德推动力。印度教中的文本部分因为可与基督教的《圣经》相比拟，因而被看做是现代的，而在印度教徒中广泛流传的口头信仰部分则被看做不可靠的和落后的，也被看做不属于宗教的东西。实际上，欧洲学者对印度教文本的整理是按照西方的理念完成的。他们的工作与普通印度人了解的宗教经文及每天参与的宗教活动没有多少关系，更多的却与欧洲的启蒙思想和各种新教解释有关，如理性和现代性等。西方学者对印度宗教的解读充满了西方“偏见”。 欧洲学者关于种姓制度的看法同样存在着类似的“偏见”。当代美国学者尼古拉斯·德克斯通过对英国学者和殖民政府对于印度种姓制度理解的追根溯源，发现了“偏见”产生的原因与过程。他认为对印度种姓制度的偏见最早可追溯到詹姆斯·密尔1817年完成的多卷本英属印度史。在这部书中，种姓制度对印度社会的影响程度被抬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其依据主要是由婆罗门编写的、用以提高自身地位的《摩奴法典》。密尔的观点提高了婆罗门的地位，贬低了国王的地位和政治生活的作用，突出了印度社会的落后性，为英国统治的合法性创造了理论基础。在此之后，种姓制度得到了欧洲学者、传教士和殖民政府前所未有的重视。期间虽然有少数学者提出种姓制度对印度人发展影响的程度并不如詹姆斯·密尔等人认为的那么大，但是他们的观点并未成为主流。 近代以来，西方对他者的历史“偏见”无处不在。历史“偏见”的形成与西方殖民者自大而自负的心态有关，也与西方实行经济、军事和文化征服的目的有关。可悲的是，这种历史偏见和殖民主义思维在殖民统治结束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仍在发挥深刻的影响。由于它的隐蔽性，许多人并未认识到它的存在。贬低自己的传统文化与制度，嘲笑自己文化与制度中有益的部分和盲目崇拜西方文化与制度甚至成了某种时尚与潮流。 “后殖民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新史学流派对殖民主义思维的揭示和批判有利于减少历史研究中长久以来存在的各种各样的“偏见”，有助于西方学界走出“西方中心论”的困境。西方学者的自我“纠偏”过程也提示我们应谨慎面对新兴理论与流派，如果盲从，可能会产生新的历史偏见，并在不知不觉中陷入新的“被殖民”状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