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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瞿林东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京)2011年2期 近年来关于当代学科话语体系的建构问题，引起了一些学科研究者的关注，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因为这关系到各学科基础理论的建设，关系到各学科的发展水平和发展趋向，也关系到各学科走向世界的路径。我对此曾作过这样的概括：“学术话语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学术面貌及其走向，而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既有内在的历史联系与新的创造，又有内在和外在的沟通与借鉴。准此，则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似亦应循着这一路径前行。”①本文拟在这一概括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历史学的实际作进一步阐述，以就教于学术界同行。 一、唯物史观与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 我所理解的学术话语体系，离不开学术思想、研究理念与方法、范畴或概念的运用、关于研究对象的解释以及语言表述的风格和特点等。因此，所谓话语体系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实际操作和运用的问题。 一种学术或一门学科，总以一定的指导思想为理论基础。就历史学来说，从孔子在事、文、义中最重视“义”，②到章学诚以重视“史意”自况；③从梁启超强调进化论的重要性，认为“苟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④到李大钊指出“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⑤尽管时代不同，历史撰述的内容有很大变化，但史学家重视思想、理论的传统却贯穿古今。 在历史观方面，20世纪以来百余年的中国史学经历了三次大的跨越，即从古代朴素的进化观点到近代进化论，再从进化论到唯物史观。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唯物史观指导下，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发展起来，并在50年代后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因此，探索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从学术思想上看，不能不考虑唯物史观的地位和作用。换言之，应该考虑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思想和理论上探索自身的话语体系。面对这个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在反思中探索前进的道路。举例来说，近年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学说遭到种种质疑。然而，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学说，揭示了人类社会进程是一个从低级不断走向高级、有规律的发展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都在发生变化，从而使这一过程大致可以划分成不同的发展阶段。 应当指出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其七八十年的发展过程中，有辉煌的成就，也有惨痛的教训。简言之，其成就在于使中国史学真正走上科学地阐述中国历史的道路，并在现实的历史运动中发挥了重大的积极作用。其教训则在于对唯物主义的理解和运用方面，在起步阶段难免存在简单化的倾向，加之政治上“左”的影响，历史研究中的教条主义学风曾盛行一时，从而损害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正常发展，并造成严重的后果。此种情况，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中，已经发生很大改变，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就和生命力都进一步显示出来。这些事实表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学说，是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的最基本的理论，与其相关的范畴和概念乃是中国史学当代话语体系的核心。关于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学说阐述中国历史进程，史学家们因对所据史料的认识不同而有这样那样的分歧，当是学术研究中极其自然的现象。因此，不能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不同的分期方法，而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学说本身表示质疑。退而言之，如果在历史研究中放弃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学说，人们将怎样认识人类社会的进程，怎样探索人们在社会中的种种复杂关系，怎样揭示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进而怎样阐明人类历史的前途呢？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史学遵循唯物史观的指导，结合具体的研究对象，能够对这些关乎历史研究的根本问题作出合理的回答，才在世界范围内表明它的真理性，受到许多历史研究者和学术工作者的信仰和追求。正如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之所以日益增长，原因就在于人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合理地排列人类历史复杂事件的使人满意的唯一基础。”他又写道：“马克思认为，历史既是服从一定规律的自然过程，又是人类自己写作和上演的全人类的戏剧。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方面强调历史学家不仅应当记载按年代顺序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而且应当从理论上对这些事件进行解释，为此目的，就应当使用一整套成熟的概念。”⑥作者从马克思主义重视对社会和经济的复杂而长期的过程进行研究，使历史学家认识到必须研究人们生活的物质条件，促进人们对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研究，社会阶级结构的观点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对认识人类社会历史的积极意义，唤起人们对历史研究的理论兴趣以及对历史学理论的兴趣等五个方面，概括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重大意义。⑦笔者认为，这些阐述和概括是有根据的，故而也是有说服力的。 20世纪以来的中国史学史表明，中国史学选择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既是由中国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也是在世界历史背景的积极影响下，中国史学的正确选择。尽管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其七八十年的发展历程中，有着这样那样的缺点，但其基本方向是合理的和科学的，它所取得的成就，亦如巴勒克拉夫所概括的那样是前所未有的。惟其如此，应在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之新认识的基础上，确立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学说及其相关范畴，以构成中国史学当代话语体系的骨骼。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历史的新的进步和中国史学的新的发展，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启动和展开表明，中国史学工作者能够遵循这样的理念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这就是：分清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自应在这样的理念之下，进一步建构自身的话语体系。 清人黄宗羲说过：“大凡学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处，亦是学者之入门处。”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于中国史学来说，正是后者所遵循的“宗旨”。 二、史学遗产与中国史学当代话语体系 中国史学当代话语体系的建构，既要从20世纪以来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的现实出发，确立这一建构的基点，同时，它也必然要蕴含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和优秀的思想与理论遗产。如果说前者是它的时代精神的话，那么后者就是它的历史精神。 20世纪以前的中国史学拥有丰富的史学遗产，其中有关观点、思想和理论方面的遗产占有突出地位。就历史观点而言，关于天人关系的探讨、古今关系的探讨、国家和社会治乱盛衰之故的探讨、英雄和时势关系的探讨、经济生活在社会发展中之重要性的探讨、民族关系的探讨、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探讨等等，历代史家都各有论述。就史学理论而言，早在孔子时代，就提出“良史”与“书法”的观念，提出了事、文、义史书三要素的观念，其后，关于史书与时代之关系的认识，史书之社会功用的认识，历史撰述之历史价值的认识，“实录”与“信史”的观念，才、学、识之“史才三长”的思想，以史经世的理论，史实、褒贬、文采之历史撰述三原则的理论，撰述内容与史书体裁之关系的理论，史书“未尝离事而言理”的理论，以及“六经皆史”的理论，“史法”与“史意”相区别的理论，“史论”之重要性的观点，史书体裁之辩证发展的理论，知人论世的史学批评方法论原则，“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的见解等等，历代史家也都各有论述。 一般说来，范畴和概念是观念、思想和理论的高度概括。在中国史学遗产中，历代史家和学人关于历史方面、史学方面的范畴和概念的不断探讨，都推动着中国史学在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领域的发展。比如在历史观点方面，从春秋时期关于“天命”与“人事”、“天道”与“人道”的探讨，到司马迁在《史记》中确立人在历史运动中的主体地位，再到三国时期人们提出“天时”、“地利”、“人和”的观念，史学家对于社会历史变动原因的探索越来越深入。从《周易》提出穷变通久的观念，到司马迁以“通古今之变”作为撰述宗旨之一，把“通变”思想和“见盛观衰”、“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的方法论发展到新的高度。从《汉书》设《食货志》突出社会经济的重要作用，到杜佑《通典》九门中以“食货为之首”的撰述思想，把《史记·货殖列传》的意义进一步发展。从历代史家、学人关于朝代治乱兴衰的总结，到司马光以“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再到王夫之《读通鉴论》对“资”、“治”、“通”、“鉴”的富于哲理的诠释，把史学家们对治乱兴衰之故近两千年来的讨论作了理论上的总结等等。又如，在史学理论方面，从“书法不隐”到秉笔直书，再到对于“采撰”的谨慎和对于国史、野史、家史是非得失的辩证分析，中国史家的“求真”精神不断提高到新的境界。从对于史书在事、文、义三要素的表述，到对于史书在史实、褒贬、文采三原则的要求，以及“记注”与“撰述”区别的观念，反映了史学家对史学之含义的表述愈来愈深刻了。从编年、纪传两种史书体裁孰优孰劣的论难，到阐述史书体裁发展中“神奇”与“臭腐”的互相转化，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增添了辩证的色彩。从一般的“良史”主张，到才、学、识“三长”之说，再到德、才、学、识的阐述，中国史学家对于自身修养的认识越来越深化，对于历史撰述中主体与客体关系的认识也更加合理，等等。 20世纪以前两千多年的中国史学表明，它在长期的、连续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在客观上已经形成自身的“话语体系”，这是中国史学之所以能够具有许多优良传统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变迁，中国史学原有的“话语体系”和优良传统，有的已失去实际意义，甚至成了落后的东西。但是，由于文化本身有其传承性和沿袭性，必然也有一些有价值、有意义的思想和理论能保持固有的生命力，并融入当代的学术文化中，为当代学人所接受、继承、发扬。任何事物的历史都是无法割断的，史学也是如此。当代史学工作者，恐怕都不会否认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一个崇高的目标，都不会否认刘知幾提出的“史才三长”、章学诚补充的“史德”也是一个崇高的目标。关于考异、考证、商榷、札记、史论、史评、史注、史表等研究方法及相关术语，恐怕在当代史学的话语体系中还会占有一席之地，并被赋予新的含义、新的生命力。 如果上述认识大致不错的话，那么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则应加强对中国史学遗产的研究，发掘和梳理其中有价值、有意义的成果，并加以继承和发扬，作为中国史学话语体系当代建构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资源。应当强调的是，这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必要的，因为这是建设和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实际基础，也是显示历史学的中国特点、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重要路径。在这方面，中国老一辈史学家作了艰辛的努力，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侯外庐在讲到他的研究原则和方法时，强调指出：“注意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民族化。所谓‘民族化’，就是要把中国丰富的历史资料，和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做统一的研究，从中总结出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历史特点。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给我们研究中华民族的历史提供了金钥匙，应该拿它去打开古老中国的历史宝库。”⑨这些话，是一位中国思想史研究者对自己数十年治学原则和方法的一个重要总结。侯外庐主编的五卷本《中国思想通史》能够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代表作之一，是他和他的合作者共同努力的结晶，但这也与全书贯穿的他的上述治学原则和方法密不可分。这使我们想起侯外庐于1946年在《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再版序言》中所说的一段话：“中国学人已经超出了仅仅于仿效西欧语言之阶段了，他们自己会活用自己的语言来讲解自己的历史与思潮了”；“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无所顾虑地能够自己使用新的方法，掘发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了……同时我相信这一方面的研究会在业绩方面呈现于全世界的文坛，虽则说并不脱离其幼稚性，而安步总在学步之时可以看出来的。”⑩这一段话，可以看做是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初步建立时期的一个总结。所谓“使用新的方法，掘发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总结中国的历史遗产，亦即使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无疑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一次伟大变革。联系前引的那段总结性文字，从这段真诚、自信而谦逊的话语中，或许可以看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从“学步”走向成熟的一个缩影。 事物的发展，大多在偶然性中蕴含着必然性。正像郭沫若在1929年所说：“大抵在目前欲论中国的古学，欲清算中国的古代社会，我们是不能不以罗（振玉）、王（国维）二家之成绩为出发点了。”(11)1946年，侯外庐在《中国古代社会史·自序》中也把王国维、郭沫若称作他研究中国古史的“老师”。(12)郭、侯二位史学前辈的思想境界和治学态度，对于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自有深刻的启示。这是因为，“任何一个时代的任何一种思想学说的形成，都不能离开前人所提供的思想资料”。(13)这说明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的研究活动中，在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中，史学遗产中的“思想资料”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它们对于显示历史学的中国学派的特点、风格和气派是多么重要。 三、世界眼光与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 从全世界的史学发展史看，中国是一个“史学大国”，一是因为中国文明的发展没有中断，故而中国史学的发展亦未曾中断；二是中国有比较完备的史官制度和官修史书的传统，同时自孔子开创私人修史起，私家撰述历史的活动在两千多年中十分发达，形成官修、私撰互相补充、相得益彰的格局；三是中国史书体裁丰富，以多种表现形式记载了历史进程中广泛而复杂的社会内容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有些记载还涉及域外的历史、地理、社会、风俗等内容。可以这样认为，中国古代史学是世界东方文明最伟大的记录，是世界古代文明最辉煌的遗产之一。 至晚在隋唐时期，中国的历史典籍东传日本和朝鲜半岛等亚洲国家；至晚从17世纪或者更早一些时候起，中国的一些历史典籍相继传到欧洲少数国家。与此同时，西方国家的某些自然科学技术也开始传入中国。但是，由于清朝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这种文化交流，尤其是中西文化交流受到极大的限制。19世纪40年代爆发的中英鸦片战争，以及其后列强对中国的侵略，震惊了国人，有识之士乃“睁眼看世界”，于是在史学领域有魏源的《海国图志》、梁廷枏的《海国四说》、夏燮的《中西纪事》、黄遵宪的《日本国志》、王韬的《普法战纪》和《法国志略》等撰述的面世。这是中国史学家世界意识的一次新觉醒。这种觉醒在1919年五四运动的推动下，在20世纪前半期达到高潮。于是有“新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引入，有西方各种史学思潮、史学流派和史学方法的引入，这是中国史学出现根本性变革的50年。20世纪50年代，史学界受苏联学人的影响，一方面扩大了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了解，一方面也受到教条主义的影响，可谓得失两存。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中国学术内无生存环境，外无任何交流，整体上陷入停滞状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家迎来世界意识的又一次觉醒，世界观念大为增强，中外史学交流出现空前活跃的局面，中国史学也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本文之所以要作这一史学史上的回顾，旨在说明：第一，中国古代由于自身的优势，它的发展和进步，大致是在一个相对稳定的话语体系内实现的，从而显示出其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民族风格。第二，近代以来，中国史学家先后出现两次世界意识的觉醒，促进了对外国史学的引入，推动了自身的发展，充分说明历史学界“睁眼看世界”的世界眼光的重要性。第三，这两次世界意识的觉醒和外国史学思潮、理论、方法的引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史学固有的话语体系，甚至出现用外国学人的话语体系评论中国史学得失的倾向。第四，在20世纪的一百年中，中国史学遗产在许多年代里处于被轻视以至被批判的境地，只有少数史学家在为史学遗产争取它在当今史学发展中应有的位置。 倘若上述概括大致可以成立的话，那么面对中国史学的当代话语建构的命题，中国史学工作者应采取何种态度和做法呢？依笔者浅见：在重视唯物史观和史学遗产的前提下，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更加开放的心胸和气度，借鉴和吸收外国史学的一切积极成果所提供的思想、理论和方法，用以充实、丰富以至于融入中国史学的当代话语体系。概而言之就是：明确的指导思想，鲜明的自我意识和开阔的世界眼光。20世纪前半期关于外国史学方法的引入和借鉴，关于近代考古学的引入和史前史的研究；八九十年代关于文化史、社会史的引入与研究热潮，以及近年来关于全球史、环境史研究的兴起等等，中国史学都在不同程度上充实和丰富了自身的话语体系，这些积极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中国史学的未来，还要这样继续努力去做。当然，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当中国史学在以往的中外史学交流中有所得的时候，是否也有所失？或者说，还有做得不够的地方？从反省的视角来看，我想这也是毋庸置疑的。 当我们以虔诚、求新的心态去接受外国史学方法时，是否也曾想到要对悠久的中国史学遗产中的方法加以总结？例如，在如何看待历史进程问题上，是否应考虑到司马迁提出的“见盛观衰”、“稽其成败兴坏之理”(14)的方法论意义呢？在如何看待文献与历史事实的问题上，是否要考虑到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司马光为《资治通鉴》作“考异”，以及清代考史学派所采用的各种考史方法呢？当我们受到外国史学的影响，研究文化史、社会史、环境史等问题时，是否考虑到以中国史学的丰富遗产与之结合，提出有影响的宏大主题的研究，用以回应外国同行呢？近年，还有一个比较突出的事例，即关于“叙事学”的讨论。讨论的起因，仍是外国学者提出来的，是“后现代思潮”的反映之一。中国学者多有反映，但这种反映有的是“响应”，有的是诠释，而真正有分量的回应尚待时日。依笔者浅见，对于这个问题的回应和展开，中国史学有丰富的资源，尤其是思想资料方面的资源。如《史记》被称为“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15)《三国志》因有总揽全局的器识，被誉为“善叙事，有良史之才”；(16)刘知幾从史学审美的视角，即从更高的境界评论史书的“叙事”；(17)宋代史家吴缜强调在尊重事实、合理评论的基础上，指出叙事“文采”的重要；(18)梁启超在全面评论史家的德、学、识、才的前提下，称赞司马光的史笔，说他善于把“事实”写得“飞动”起来，(19)即在事实的基础上评论史书的叙事，等等。对于这些关于史书“叙事”的见解、思想，怎样综合、怎样解读、怎样以此“回应”西方学者的“后现代历史叙事学”、“后现代叙事理论”等命题，或许还有许多可以思考之处。张岂之在一篇题为《关于生态环境问题的历史思考》的论文中指出：“西方环境伦理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环境思想都有一个民族化的问题”，“要建立环境伦理不能完全靠移植西方理论，应和中国的民族文化及现实相结合，特别注意科学与技术的结合，以及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融合。”(20)这同样也是一个涉及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举的这些讨论叙事的见解和思想，都是从历史学的立场上来讨论问题的，或者说都是以历史是可以认识为前提来讨论问题的。由此又产生了一个问题：今天人们讨论“叙事学”的前提是什么？是历史学的“叙事”，还是文学创作的“叙事”，抑或是一般意义上的“叙事”。当然，作为“叙事”，它们之间自有一定的联系，甚至有共同之处，但作为不同学科意义上的叙事在性质上有所不同，如果模糊了这种性质上的差异，这种讨论也就失去了学理上的价值。从这一立场出发，我们或许可以引用中国一句古话，“道不同，不相为谋”。当然，“道不同”可以展开辩难，但各自的“道”必须是明确的，这样的讨论同样有价值，也可以促进不同话语体系的相互影响，乃至相互吸收。 在中外史学交流中，或者说在中外史学“对话”中，对中国史学工作者来说，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即上文所讲到的，我们能否提出具有宏大主旨的问题，不仅为中国史学家所关注，也受到外国史学家的关注，由这种共同关注而引发的讨论，必将在更加深刻的意义上推动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并使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因此，如何“发现”和提出这样有宏大主旨的问题，中国史学工作者应当深长思之。概而言之，在我们不断“回应”外国学者所提出的问题时，也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外国学者“回应”中国学者所提出的问题。如果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表达的话，那就是我们不仅有必要“回应”，也有必要学会倡导；不仅有必要“跟着走”，也有必要争取“领着走”。这就需要中国史学家的共同努力，既有这方面的自觉意识和学术责任感，又善于从整个学科发展状态或自己熟悉的研究领域提出这样的问题，这是推进中国史学话语体系当代建构的重要动力。 试举例来说，从历史上看，中国是一个曾经被毒品带来重大灾难和耻辱的国家，中国人民为改变这种状况而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从现实看，制造、贩卖和使用毒品在全世界泛滥，一些国家也不同程度地受到毒品的危害，打击毒品走私是当今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责任，为的是使世界各国人民在和谐、健康的氛围中走向明天。鉴于此种历史和现实，我们是否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毒品与世界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希望全世界史学家都来研究、探讨这一全人类共同关注的问题。还有，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各国间的文化交流以至于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发展的今天，人们对于这种积极影响应有更全面、更深入的认识，以推动世界的和平与进步。基于这一认识，是否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东西方文化交流与世界文明发展：文献与研究”。从中外学者现有的研究来看，各自都有一些研究成果面世，但从这样一个宏大主旨着眼，做系统的研究似尚有很大的空间。为了使这一研究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有必要对与此有密切关系的文献进行整理、汇编、出版，同时展开专题的或贯通的研究，使其具有较大的规模和广泛的影响。这或许比一般性地讨论“全球史”更为实际、更能为中外读者所理解，使各国人民从认识过去中展望世界文明的未来。从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来看，此种文化交流至晚在西汉已经开始，隋唐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宋元明清时期，学人关于域外的记载更为丰富，可以整理、汇编的文献很多，可以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也很多。同样，外国学者，尤其是西方学者也是如此。当中外学者把已有的研究和新的研究课题纳入上述这一宏大主旨来思考、分析、评论的时候，必将有新的认识产生出来。 以上这些，只是笔者极其粗浅的设想，是以举例的方法表明一种见解，未必中肯，旨在抛砖引玉，希望同行能够提出一些真正有价值的宏大主题，引发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和讨论，这对于推动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自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注释： ①瞿林东：《探索中国史学的理论研究话语体系》，《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12月1日，第3版。 ②《孟子》卷8《离娄下》，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③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卷9《文史通义·外篇三·家书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 ④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0页。 ⑤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16-222页。 ⑥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26、27页。 ⑦参见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27页。 ⑧黄宗羲：《明儒学案·发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4页。 ⑨侯外庐：《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8页。 ⑩侯外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上海：文风书局，1946年，第3页。 (11)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8页。 (12)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自序》，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页。 (13)侯外庐：《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上册，第13页。 (14)《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15)《汉书》卷62《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16)《晋书》卷82《陈寿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17)刘知幾：《史通》卷6《叙事》第2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18)吴缜：《新唐书纠谬·序》，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19)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总论”第2章“史家的四长”，《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 (20)张岂之：《张岂之自选集》，北京：学习出版社，2009年，第187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