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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考古学中有个分支或流派叫做“整体/关联考古”（可以参考《考古学：关键概念》有关这个词条的解释）。这是密歇根大学考古学家弗兰纳里（K. V. Flannery）首倡的，弗氏是宾福德在芝加哥大学时期的学生，也是过程考古学的领军人物之一。整体或关联考古视文化或社会为一个整体，通过相关联系的追溯，进而了解古代文化或社会的方方面面。也正是运用这个方法，弗兰纳里进而去研究早期过程考古学较为忽视的认知——古人思想层面的内容。 这里所说的关联的方法跟弗兰纳里所倡导的东西颇为类似，不过是我自己体会到的。说来有点匪夷所思，翻译“整体/关联考古”这个词条时我没有什么特别的体会，而是在自己做完具体的考古学研究中觉悟到这个方法。如今回到弗兰纳里的词条，既感到有点失落，也感到几分自豪。虽然悟道有点晚，好歹是自己切身的体会。 所谓关联的方法是什么呢？为什么要提它呢？这首先要从考古学的性质说起。考古学是一门通过研究实物材料来了解人类过去的学科，但是从古代遗留下来的实物遗存是有限的，不是所有的人类活动都会留下遗存，不是所有的遗存都会保留下来，保留下来的也不是所有的都会为考古学家发现，即便发现了，也不一定都能认识到……。基于这一系列反复叠加的不确定性，考古学研究经常得到的是一些支离破碎的信息残片，考古学家的工作就是要这些信息残片给拼合起来，形成有关古人的较为完整的信息。考古学家凭借什么来拼接信息残片呢？关联的方法无疑是最基本的。 一段信息残片何以能够跟另一段信息残片连接起来呢？我们拼陶片的时候，是因为两件陶片之间有密切的吻合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基本不可能重复，这种独一无二的吻合关系就是基本的关联。当然，我们了解古人的生活面貌不会这么简单。考古信息残片之间的关联是需要分层次来看的。较为宏观的层次是文化的系统观，它给我们提供一个有关古人生活的基本框架，仿佛建筑设计蓝图一样，我们的考古信息就如同一块块建筑材料，通过两者配合形成对古人生活的完整认识。没有框架就像没有设计蓝图一样，考古材料就只是一堆建筑材料而已。 再进一步说，贯穿文化系统观中的原理性认识，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什么样生产力可能就会有什么程度的生产关系，这种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就构成一种不同信息之间关联判断的依据（其实许多早期人类学家也有类似的认识）。这里需要提醒一句的是，理论上关联是研究者们提出的认识模型，只是经过部分检验的。就人类社会而言，存在着历史背景差异以及人解读自身的主观性，所以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认识。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模型及其立足原理的认识，那么我们认识古人生活的难度将大大增加。 以上所说的关联是不同系统之间的逻辑关联，是关联中比较复杂的方面，通常需要立足于理论研究。还有一类逻辑关联相对比较简单，我们通常称之为因果关联，即一事物的发生是由于另一事物所致。因果关系是研究中最基本的逻辑关系之一，探讨考古现象总免不了要追溯其原因，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看到的考古材料现状呢？了解现象背后的原因对于我们的研究无疑至关重要。 但是，我们也知道著名的“休谟难题”——发生在前面的并不一定是原因，发生在后面的不一定是结果。对于考古学家而言，这样的逻辑难题并不那么难以解决。考古学家的基本办法就是去梳理事物发生的来龙去脉，也就是历史过程。如果我们详细了解到一个事件发生的全部过程，解释其实也接近完成了。时间上的关联是所有关联中非常基本的一种。与之相应的就是空间上的关联，它跟时间上的关联一样不那么容易定义的。微观、中观、宏观尺度上，我们会看到不同的关联，其实时间上也是如此的。也就是说，时空关联需要从不同尺度上去看，并不存在一个唯一的尺度。这是考古学的强项，微观上我们会去观察某个器物的使用痕迹，还有某个活动区的构成；中观上会关注整个遗址的结构；宏观上会注意一个地区的聚落形态。如果加上时间因素的话，关联的变化就更加复杂了。 一般地说，中国考古学研究对时空关联还是比较注意的，问题是尺度上不够丰富与精确。也注意到因果关联，不足之处是比较缺乏验证，所以总显得有点想当然，比如器物的功能推定，这往往需要通过实验来验证的。不过最缺乏的还是那种依赖理论推定的逻辑关联，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中国考古学比较独立，跟相关学科不那么交融，其他学科的理论原理在这里无用武之地。或者说，我们已经设定某种关联的方式，把那些并不怎么真正关联的东西给拉扯到一起。再者，我们还需要明白，所谓考古学研究要去不断延伸关联，不断去探索那些未知的领域。研究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 关联的方法如何操作呢？我自己有一点点体验。我们曾经研究大山前遗址出土的石铲，前人的研究是进行了基本的分类，是从形制的角度来区分的。我们开始研究这批材料的时候，同样也是进行分类，但我们的分类是从功能推定的角度进行的。然后是对工艺特征进行分析，即这样的工艺特征可能从事怎样的功能。再就是进行使用痕迹的观察，即工具究竟可能做了什么。一般研究做到这个地步，大抵是可以结束了。我们则进一步拓展关联，一方面通过实验考古来验证前面的推定与观察；另一方面寻找民族学证据用作参考的依据。于是，我们就进一步肯定了石铲的功能范围。我们可以很确切地说，它们不是用来挖土的石铲，而是用来锄草的石锄。确定了功能之后，我们并没有止步，而是再进一步拓展关联，跟当地的自然环境与文化历史背景（包括其他的石器材料）结合起来，我们发现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人们开始耕种河谷中较为粘重的土地，发展出原始的精耕细作农业。这与当时的高度竞争的政治环境是密切相关的，人们要在有限的面积上生产出更多的粮食来，养活士兵、手工业者、首领等不事农业生产的人群。正是运用不断拓展的关联，我们仅仅通过石铲这种工具，就可以透视出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的生产方式与发展水平。在此基础上，我们形成了分析磨制石器功能的方法论框架（可以参考《思考考古学》第8章）。 最近听到浙江考古所刘斌老师讲良渚古城的一个精彩讲座，他运用的其实就是很典型的关联的方法。最初发现的不过是几座带玉器墓葬，后来发现基座，土是从外地运来的。再后来发现了城墙，围合的面积将近3平方公里，是中国同时期面积最大的古城。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接着在古城的外围山坡上发现了两道土墙，建筑工艺与城墙相似，现在的研究表明这可能是古老的控制洪水的水利设施。城里发现了码头，建筑方式跟当地一脉相承。他们还复制的草包泥的制作工艺，并根据草包泥的颜色区分出一船草包泥的数量，进而了解到运输草包泥的工具是竹筏，草包泥来自不同的地方。他们在城东的外围还发现一些建筑在土台上聚落，它们类似古城的廓城，拱卫古城；再更远的地方，还发现六个一组的聚落群，每个聚落中都发现从早到晚的器物组合，可以推定它们是同时使用的；这里还发现大型的水田遗址，让我们了解到古城的存在是有生产基础的……。如此等等的信息连缀起来，我们对良渚文化时期是社会发展水平、社会组织、技术工艺等等都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我们得到就不仅仅是一堆堆考古材料。刘老师的研究并没有止步于此，他还跟古史传说时代联系起来，把良渚文化及其前后的发展跟整个中原的考古材料结合起来。通过环环相扣的关联，剥茧抽丝般的推理，我们听到了一个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的神奇故事…… 考古学史上瓦尔特·泰勒曾经提出过缀合的方法，有点类似这里所说的关联的方法，但是他没能在理论、方法与实践取得突破。他只是说要充分利用民族学材料，为什么呢？他没能理解文化作为功能系统的意义，在方法上没法推理出互相关联的文化系统。从这个简单的比较可以看出，关联的方法所依赖基本推理逻辑来自于理论的突破，我们所谓的关联是一种功能上的、系统的关联。就像我们基于身体生理系统的相互关联性根据某个症状去推断疾病一样，只要建立起有力的关联性，并通过不断拓展的关联，我们就可以通过有限的考古材料去重建复杂的史前史。 关联的方法可能是我最近这些年体会到最有效的研究策略，不是那么高端，但很实用。 （原文发表在新浪博客：穴居的猎人）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79030190102uvx3.html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