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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先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他在从事民主革命的过程中,多次谈到中国统一问题，见解精辟,匠心独具。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我们回顾孙中山先生关于中国统一的思想与实践，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中国统一是历史的必然 孙中山认为，“中国眼前一时不能统一，是暂时的乱象”，但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正如“长江、黄河的流水一样,水流的方向或者有许多曲折,向北流或向南流的，但是流到最后一定是向东的,无论是怎么样都阻止不住的”。因为其一，中国“在历史上向来都是统一的，不是分裂的”，“这一点已牢牢地印在我国的历史意识之中，才使我们能作为一个国家而被保存下来，尽管它遇到了许多破坏的力量”。其二，“统一是全体国民的希望”，“是全国人民现在的心理”。实现国家统一，“是全国人民现在要做的大事”。其三，只有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才能使“中国变成很强盛的文明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二、中国统一的目的是实现国家强盛 近代以来，各帝国主义列强为了瓜分中国版图，统治中国人民，分别支持不同派系的军阀混战，导致“兵灾迭见，市廛骚扰，闾里为虚，盗匪乘隙，纵横靡忌，百业凋残，老弱转徙，人民颠连困苦之情状怵目恫心”。孙中山认为，只有实现统一，才能使财政、实业、教育等方能步入正轨，实现国家强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幸福；不能统一，便是受害”。 孙中山还多次谈到中国的统一对于整个世界的积极意义。他在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指出，倘若中国不能够实现统一，持续战乱，则东亚便要大乱，世界便不能和平。他进一步提出，将来中国实现统一强盛起来，也“决不能走‘去灭人国家’的帝国主义老路，而是要把‘济弱扶倾’作为自己的国策”。他坚信，中国人民完全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中国人几千年酷爱和平”，具有“仁爱的好道德”。 三、中国人民有能力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 孙中山认为，“使中国成为一个统一、完整的国家”“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的使命”，“我们正在尽力完成赋予我们的这一艰巨的历史使命”。中国人民“再也不能容忍别人瓜分自己的国家，他们希望统一成为一个强大的和不可动摇的民族”。为此，中国“各政党不应计较彼此间的分歧，应共同致力于全国各方面的团结”。各政党“惟当以国家为前提，不应以意见相倾轧……固守政争、私见，借政党之名，行倾轧之实，报复无已，国家必随之而亡”。不仅如此，国内政党“如果各自为谋，不以国家为前提，无论外人虎视眈眈，瓜分之祸，迫在眉睫，即使人不我谋，离心离德，亦难有成”。 面对中国当时山河破碎、军阀混战的局面，孙中山深刻地指出，“中国现在祸乱的根本,就是军阀和那援助军阀的帝国。我们这次来解决中国问题……第一点就是要打破军阀,第二点就是要打破援助军阀的帝国,打破了这两个东西,中国才可以和平统一,才可以长治久安”。他严厉驳斥帝国主义对中国内政的干涉，指出它们“总是以那些条约为护身符，总是利用那些条约来扰乱中国，不许中国统一”，但这是办不到的，“和平统一是内政问题”，中国的内政不容许列强干涉。 四、争取和平统一，但不放弃武力 孙中山认为，实现国家统一，首先要尽一切可能采用和平的方式。“窃以为谋国之道，苟非变出非常，万不获已，不宜轻假兵戎”。如果“真是和平统一了，全国人民便可以享共和的幸福”。他多次呼吁，“凡是赞助和平统一者皆吾友，反对和平统一者皆吾仇”。在辛亥革命中，他为推动统一大业，不计个人得失，将临时大总统之位让给袁世凯，并坦言：“谓袁世凯不可信，诚然；但我因而利用之，使推翻二百六十余年贵族专制之满州，则贤于用兵十万。纵其欲继满州以为恶，而其基础已远不如，覆之自易。故今日可先成一圆满之段落”。1924年10月，冯玉祥电邀孙中山赴北京共谋南北统一，孙中山不顾疾病缠身，毅然北上。他对身边的同志说：“我身体已不太好，北上不管承担什么风险，就是牺牲也是心甘情愿的”。他向国内外宣告，“这次单骑到北京，就是以极诚恳的意思，去同全国人民谋和平统一”。他表示，为了和平统一，“我在西南所做的两年功夫可以不用，所筹备反对武力的计划可以放弃；不但放弃武力反对的计划，并且放弃西南的地盘。”“为谋统一之故，余当以宽大为怀，不究既往”。这充分展现了孙中山的博大胸怀和为求统一的牺牲精神。 孙中山虽然力求以和平方式实现国家统一，但从未放弃军事准备，并强调革命的武装是促成统一的重要基础。他表示，“国家未定，则吾人须有不可侮之实力，质言之，即是武力”。如果“和平绝望，转移之术惟出于战之一途”，“和平统一，只为片面之要求，强敌在前，果非文辞所能御……兵为防守，不为争权，虽折冲疆场，为兴义师，而终不背和平主旨”。“欲统一中国现状，势不能不藉武力，……藉言论或妥协统一，恰如沙上楼阁，行即崩溃，复陷于四分五裂之状也，明甚”。不放弃武力计划，正是为了创造和平统一的机会。“所以筹谋计划，反抗武力”，目的就是“来造成这个机会”。为此，他强调必须加强革命政权、革命军队的建设，反对任何削弱革命政权和革命军队的行为。 五、中国统一不宜采取联邦制形式 武昌起义后，全国许多省份纷纷响应，宣告脱离清政府“独立”。对此，一些人主张，中国也应采用美国的联邦制形式，甚至认为，美国之所以富强是因为采取联邦制的结果。孙中山虽曾表示赞同，但极力反对任何有悖于国家统一的主张，认为联邦制也必须在一个中央政权的领导之下，确保中国的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武汉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行动既一，决无歧趋，枢机成于中央，斯经纬周于四至。是曰领土的统一”。后来出现了军阀混战、国家分裂的局面，孙中山更是深感联邦制政体不适合中国国情，一旦实行，只会加剧中国分裂。他认为，“中国原来既是统一的，便不应该把各省再来分开”。而按照美国的联邦制，允许各省自定宪法。“质而言之，就是将本来统一的中国变成二十几个独立的单位。……这种见解和思想，真是谬误至极点，可谓人云亦云，习而不察。……都是一样的盲从，都是一样的莫名其妙”。他明确指出，“提倡分裂中国的人一定是野心家……想把各省的地方自己去割据，……不是有利于中国的，是有利于个人的，我们应该分别清楚”。他还指出，美国之所以富强，事实上“不是由于各邦之独立自治，还是由于各邦联合后进化所成的一个统一国家”。因此，今后万不能再有这种主张，“为武力割据作护符”。他认为，“单一制与联邦制其性质的判别，尽人皆知。吾国今日当采单一国制，已无研究之余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