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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开沅在《辛亥百年遐思》（刊于《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4期）一文中指出，如同任何具有深远影响的重大历史事件一样，辛亥革命历史遗产既有正面因素，也有负面因素。最为人熟知的正面因素莫过于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年的君主专制，使“共和国观念从此深入人心”，只是学术界对“共和国观念”如何“深入人心”多停留于字面意义，并没有讲透。他认为“共和国观念”在部分精英群体中可能“深入人心”了，但对众多的草根民众来说则未必；如果真是全民都 “深入人心”，中国的民主与法治早就实现了。至于辛亥革命的负面因素，他认为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导致后来者把革命从手段提升为目标，乃至衍化为至高无上的神圣，此乃幼稚的荒唐；二是由于当时“反清革命”的社会动员需要，在革命宣传上夹杂着许多大汉族主义情绪。 如何看待辛亥革命的性质？ 张宪文在《新时期再议辛亥革命》（刊于《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4期）一文中指出，对于辛亥革命的性质，大陆学术界长期认定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对这一结论，海内外学者并不完全认同，特别是在两岸仍处于对立状态的上世纪80年代，台湾学者倾向于认定为“全民革命”。张认为，判断一场革命运动的性质，应全面考察它的起因、革命动力、革命对象、革命纲领和奋斗目标。循此而论，辛亥革命的性质正如江泽民、胡锦涛曾经论述的那样，是“伟大的民族民主革命”，“孙中山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中国民族民主革命”。民族革命，对内是指反对满族上层统治者对国内其他民族的压迫，对外则是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欺凌；民主革命，既要推翻封建专制制度，也要建立民主共和制的现代国家，实现国家现代化。 近代工商界的“辛亥”记忆 朱英在《近代工商界的“辛亥”记忆与政治经济诉求》（刊于《学术月刊》2011年第8期）一文中谈到，工商界有关辛亥革命的初始记忆充满着金融停滞、商业萧条等动荡不安的感受，但在后来重新建构与传承辛亥记忆时，不仅逐渐有所改变，而且在整个社会重构辛亥记忆的过程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和影响。辛亥记忆的不断重构，在政治与经济两方面为工商界的商业言说与经济诉求提供了一种特殊的时空背景，使工商业者得以借助政治话语和政治符号宣传商业信息，既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增强国家和民族认同的需要，同时也有利于商品促销，由此实现商业与政治的双赢。 辛亥革命中的满汉冲突与调适 贾艳丽在《辛亥革命中的满汉冲突与调适》（刊于《清史研究》2011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辛亥革命的排满宣传对汉人加入排满革命起以极大的鼓动作用，同时也使满汉关系极为敏感。面对排满宣传及排满行动，部分满族贵族采取排斥汉族官员及防范新军的做法，这又加剧了满汉矛盾。革命党在意识到排满宣传的偏颇时，有所纠正，但在革命进程中旗人还是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他们反过来又报复汉人，这种情形再一次使满汉矛盾激化。以“反满”为口号的辛亥革命虽然使旗人失去了特权，并逐步走自食其力的道路，但在旗人心中留下的感情伤痛也不容忽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