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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它一方面结束了中国传统的封建社会，另一方面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为此后中国的革命和发展打开了通道。日前，记者就相关问题采访了民革南京大学主委、南京大学出版社编审杨金荣博士。 专家介绍：杨金荣，江苏泰州人，历史学博士，南京大学出版社编审，学术出版中心主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曾先后赴美国、澳大利亚和台湾中央研究院做访问学者，发表学术论文三十多篇，其中《美国对台政策的历史分析》引起学术界的关注，现兼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南京大学支部主委，江苏省政协委员。 记者：杨主委您好，我们都知道，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260多年的腐朽黑暗的清王朝，终结了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您认为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对当时的社会政治进步产生了什么深远的影响？ 杨主任：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创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尽管这个共和国不是完全的共和，但民主共和观念为越来越多的人认知和接受，辛亥以后虽有复辟帝制的逆流，但民主共和是不可逆转的潮流，辛亥革命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震撼，在社会生活层面，男人不再拖辫子，女人不再裹小脚，从历史的大视野看，这些都是了不起的，没有辛亥革命，这些社会巨变的发生是不可想象的。总的来说，辛亥革命对当时的政治进步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一，在一个从来没有民主共和体制的国家开始架构民主政治体制。当时的中国，政治空气活跃、民主意识高涨、法政学校遍布全国，各种政党团体、社会组织和报纸杂志纷纷涌现，初步建立了共和制度。在几千年来从来没有民意机关的中国，建立了民意机关、国会、参议院、众议院，并且首次实行选举制度。晚清时代，西方先进的司法观念、司法制度开始传入中国，对中国根深蒂固的王权司法传统形成巨大冲击。随着社会转型，作为现代社会必须实施依法治国，运用法律制度稳定和完善社会秩序，其制度核心是要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而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又是现代司法制度的根本标志。民国初年，不仅在司法观念上有了较大的转变和进步，而且初步建立起现代性的司法机构和司法秩序。 第二，政党政治兴起。据统计，中华民国元年，即1912年，全国在民政部注册的自由政党有85个，自由政治团体有22个。这些都是辛亥以后政治生活中发生的显著变化。人民上能够批判总统、下能够诉述自己的疾苦，这些在封建帝制下是不可能的事。辛亥革命的标志性成果在南京建立了临时政府。南京临时政府制定了体现“主权在民”思想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孙中山先生则制定了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监察权、考试权在内的“五权宪法”为制度的建国方略政治理想。 记者：是的，这些进步是有目共睹的，那么普通民众方面又有哪些转变呢？ 杨主任：这就是我后面要讲的，第三、老百姓主动积极地参与国家管理，主人公意识初步建立。辛亥革命后，中国人第一次知道国家元首除了禅让、世袭制之外，还有一种最为公平的产生方法——民众选举。也知道了官员们除了领导指派外，还可以由选举产生。封建时代是，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率土之滨、莫非王土，天下是一人的天下，老百姓对管理国家漠不关心。辛亥革命后，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老百姓参与管理国家的大事。民国初年，老百姓反复辟、反二十一条、五四运动，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这些都是参政意识高涨体现。 第四，人民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共和，告别了帝制。虽然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政治依然风云多变,但政治的民主化、制度化、法制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无论谁企图复辟帝制，都只能是昙花一现，将在人民的反对下迅速垮台，以彻底失败告终。 记者：是的，辛亥革命胜利后，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标志着资产阶级共和政权的建立，请您谈一谈这对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复苏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杨主任：辛亥革命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扫除了一些障碍。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压迫、腐朽的封建专制统治严重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鸦片战争后，列强不断加剧对中国的侵略，通过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使中国的主权和利益一次又一次遭到严重破坏，十九世纪后半叶，列强在中国肆意划分“势力范围”，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而清政府面对列强的侵略，一味妥协退让，在《辛丑条约》签订后，最终沦为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处处打击、挤压中国民族工业，严重限制、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结束了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使落后的上层建筑土崩瓦解，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扫除了一些障碍。 辛亥革命给封建制度以强大的冲击，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民族资产阶级投资近代工业的热情空前高涨。临时政府在成立后的很短一段时间内，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和措施。在经济方面，政府“奖励和保护工商业，鼓励人民兴办实业，鼓励华侨在国内投资，设立实业部，各省成立实业公司，废除清朝的苛捐杂税。”使实业家们看到了来之不易的机会，他们普遍认为，发展工商业的有利时机已经到来。他们奔走呼号，极力倡导发展实业，以达到救国的目的。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发展实业的团体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海外华侨也竞相投资国内工业。一股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新热潮逐渐形成。中国的民族工业因此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在1912到1919年这八年中的总投资等于辛亥前四十年的总和。短短八年间，出现了煤炭大王、钢铁大王、面粉大王、火柴大王等各种各样的民族工业巨子，民间资本得到了巨大的发展。 记者：我们知道，波澜壮阔的辛亥革命在很大程度上鼓舞了人民群众的反帝爱国斗争，这对经济复苏有何影响呢？ 杨主任：辛亥革命激发了民众对利权的基本要求，如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的保路运动。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激起了各地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热情。“抵制外货”、“发展实业”和“实业救国”，不仅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口号，也成为各阶层人民爱国的共同要求。 自武昌起义胜利后到袁世凯垮台之前，各类以“振兴实业”为宗旨的新型经济团体如雨后春笋般相继出现。在民国最初的5年中，全国出现了100多个经济团体，形成了民族经济发展的高潮。民初经济团体的产业构成、社会阶层和地区分布，都已达到相当宽广的程度。就产业构成而言，在民初出现的百多个经济团体中，有工业、矿业、商业、交通、财政、农业、渔业、盐业、手工业、土产业等团体。其中工业性团体48个，约占总数的46％；商业性团体41个，约占总数的39％；农业性团体13个，约占总数的12％；交通业团体9个，约占总数的9％，当时由经济团体展开的“振兴实业”运动，已经普及到国民经济的各主要部门，而且朝着资本主义工业化、商业化和改造传统农业的方向努力进龋社会阶层构成而言，民初经济团体的发起者和主体成员已程度不同地涉及工商界、知识界、革命派、军政界、财经界、华侨界、工农界、妇女界等，表明民初的经济团体活动已波及社会的各个阶层。就地区构成而言，民初经济团体已普及到全国各主要城市，如上海、南京、北京、天津、杭州、镇江、安庆、福州、武汉、哈尔滨、太原、苏州、扬州、济南、长沙、广州、奉天、重庆、吉林、桂林等城市都有经济团体出现。经济团体的勃兴体现了辛亥革命的社会动员作用，给中国经济近代化造就了一个比较广泛而稳固的社会基矗它使举国上下在“振兴实业”上一度形成了较高水平的思想认同和比较一致的行为取向，为辛亥革命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的出现，造就了一个比较广大而稳固的社会基矗 记者：我们都知道，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最后被袁世凯篡夺了。请您谈一谈对此事的看法？ 杨主任：辛亥革命完成了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使命，实现了一次历史性的飞跃，因而应该说是胜利的革命。但是，一场革命运动，往往是短时间、急风暴雨式的，我们不可能设想通过一次革命完成所有的社会变革任务。特别是中国的专制主义统治有两千余年的历史，它有着深厚、坚固的社会、文化基础，要想打碎它、清除它，非一日之功。辛亥革命后面临繁重的任务，如改革土地所有制问题、城乡社会改造问题、清理思想文化领域中的封建遗留问题等，是需要经过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实施若干次甚至比暴力革命更加艰难的、深刻的变革，才有可能实现。这些社会变革任务，并非辛亥革命的使命。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在长期斗争中，表现了坚定的革命意志和坚忍不拔的奋斗精神。如在一系列的武装起义中，虽然屡次遭受挫折、失败，但仍前仆后继，英勇奋战。徐锡麟、秋瑾、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等一大批革命党人，在困境中宁死不屈，最后英勇就义。孙中山本人也是奋斗终生，鞠躬尽瘁。他们表现了革命的坚定性。但革命派在某种形势下，对不同力量采取妥协政策或作出某些让步，出于革命的需要是无可非议的。这在国共两党关系史上，也是有先例的。民国初年，孙中山对袁世凯、康有为、章太炎等人的政策，体现了革命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 孙中山的妥协、让步，是有原则的。这个原则就是拥护不拥护中华民国和民主共和制度。譬如对康有为的态度，孙中山于1912年１月12日写信给蔡元培时，明确指出：“康氏至今仍反对民国之旨，前登报之手迹，可见一斑。”因此，民国政府在联合“海内名宿”时，就不能与康有为等反对民国者“合一炉而冶之”。但对章太炎等稍有意见分歧者，“则不过偶于友谊小嫌，决不能与反对民国者作比例”，应敞开胸怀，团结共事，共建民国。 孙中山将临时大总统职务让给袁世凯，表现了孙中山的高尚的革命品质，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和名誉地位。孙中山曾多次表示，只要袁世凯拥护民主共和，可以由他出任民国的大总统。武昌起义后不久，孙中山在伦敦曾收到国内电报，促其回国担任总统，他淡然处之。11月16日，孙中山再电民国军政府，对总统人选问题，表示“总统自当推定黎(元洪)君。闻黎有请推袁(世凯)之说，合宜亦善。”孙中山回国后，仍一再表示：“只要袁真能拥护共和，我就让给他。”1912年，孙中山决定转由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时，为防备袁世凯弄权，曾采取一些措施，如将总统制改为责任内阁制，并要袁世凯离开北京至南京就职等。 辛亥革命的胜利，民主共和制度的推行，对广大人民群众而言，来得太突然，一时还不能完全理解。皇帝下台了，来了大总统，人民群众对其仍有一个认识、了解和适应的过程。不同质的社会转化，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有一个新旧社会的交替过程。一段时间的新旧社会并存，是历史的必然。袁世凯作为原来清政府的重要大臣转向民国政府，形成了封建专制和民主共和两重性格。这种性格正反映了转型社会的特点。我们对孙中山让位与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应该做出历史的分析。 记者：辛亥革命成果虽然被篡夺，但是带来了思想大解放，激发了民众的民主主义觉悟。请您谈一谈，辛亥革命对后来的中国革命产生了什么深远的影响？ 杨主任：伟大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数千年的封建帝制，使我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变，开辟了历史新纪元，在当时极大地促进了民族危机意识、救亡图存意识、民主共和意识的高涨，辛亥革命激发的爱国主义，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努力奋斗，这是辛亥革命伟大精神所在。 辛亥革命在近代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历史上，占有一个重要的地位。虽然辛亥革命没有使中国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民主国家，但是，“它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伟大的里程碑，是在比较完全的意义上开始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为以后的一系列历史发展开辟了道路。在中华民族振兴和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中，辛亥革命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因为，辛亥革命集中反映了当时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振兴中华的深切愿望。同时，辛亥革命提供了十分宝贵的经验，使得中国人民有可能找到彻底解放的正确道路。 二十世纪，扭转乾坤和影响中国发展的有三个标志性的历史事件。第一，是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创立。它的重要历史地位，是结束了封建专制统治，把封建传统社会引向现代社会的发展轨道，是中国由传统社会迈入现代社会的转折点。它摧毁了君主专制制度，使社会发生质的变化，因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第二，是1949年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1949年革命的成功，标志着中国真正结束了帝国主义压迫和宰割的历史，中国从此站起来了。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逐步成为政治大国，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第三，是1978年的改革开放。1978年，中国共产党果断地地实行战略转移，把中国引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一百年中发生的这三件大事，直接影响着中国的发展方向和进程，有着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而如果没有辛亥革命，就不会有后来的历史进程。从这个角度看，辛亥革命是催生中国迈向现代之路的重要一步。 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发展。投身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人们，不能忘记历史，尤其不能忘记祖国的近代史、现代史，要善于从近代现代史上灿若群星的民族英雄身上汲取智慧和力量。孙中山先生救国救民，“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于将倾”的高尚品德，“愈挫愈奋，再接再厉”的坚强意志，追求真理、不断进取的赤子之心，放眼世界、“迎头赶上”的雄心壮志，以及“天下为公”的博大胸怀，值得我们华夏儿女永远学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