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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此书，再一次让我们感受到郭教授神思飞跃、不拘时空的学术风格，如上引关于郑州大河村，“在遗址中的石家河缸、罐、豆等陶器之出现率逐步增加，而仰韶彩陶却逐步消失，直至二里头时期情况依然如此”（36-37页）。“观察郑洛地区的遗址，在本地新石器、青铜文化之际，确实极少出现本土原有的裴里（应为李——引者注）岗、仰韶文化因素”（37-38页）。到了二里头时期，彩陶本来应该还存在？不知何意。看下文才明白，“方酉生先生从考古文化内容分析，也证明了本地新石器、青铜之际的外来文化成分已经很高，其中源自长江流域的因素相当明确（注[1]）”。哦，原来还是在论证其主体思想——是江汉地区稻作文化传播到黄河南岸，才导致黄河流域的彩陶文化退出历史舞台。但方先生这篇文章属著名的火药味十足的檄文，激情有余，材料则一说一过，并无太深的分析。如关于郭教授留意的外来文化因素，方先生只是说了句“我们知道在二里头遗址中，发现很多外来的东西如良渚文化的玉琮、马桥文化的鸭形鼎、山东龙山、豫北龙山文化的卜骨、薛家岗文化的七孔石刀以及豫西龙山文化中的陶器器类和纹饰如方格纹、篮纹等”。其中并没有包含“源自长江流域的因素相当明确”的意思。显然，这意思是郭教授自己的。 总体上，给人的感觉是，郭教授加注的地方往往偏后，把自己想说的话也包括进去。凭着印象随便查查引注原文，就有类似的问题，这已是第三、四个例子了吧？ 再随便举一例吧。“学者们证明郑偃地区冶金区冶金业与同时期的江汉地区同源。却与殷墟有若干差异（注[2]）”（82页）。印象中，被引用的这篇专论二里头的文章似乎没有关于殷墟的原创性测试分析，而所述观点又是郭教授自己的，那还是看看原文吧。果然，该文作者只是转引了金正耀先生等关于殷墟青铜器铅同位素比值的分析结果，而且还是用来证明普通铅自二里头到殷墟二、三期之际，在矿料来源中一直都占很小比例的。这并不支持郭教授关于二里岗、殷墟间矿料来源不同的观点。但这么一引，又显得自己的观点是建立在材料证据的基础上，且有学者的类似研究做支撑的。 有网友惊叹于其60多页参考文献的“严谨”，其中会有多少是类似的引法呢？人们不禁要问。 作者认为南（中心）强北（边地）弱观点的一个较有力的论据，是乔玉女士关于伊洛地区农业可耕地分析[3]中二里头时期土地利用率仅达46%的数据。作者由此得出二里头文化“土地利用率并不高，在农田和居住第足够的情况下，农耕社会缺乏向外扩展的动力”（20页）的结论。需指出的是，类似量化分析在中国还刚刚展开，乔玉的研究具有开创性，她自己也指出类似研究受诸多方面的限制，尤其是主要依据地面踏查的数据，因而具有尝试和探索性质，有待完善。同时，乔文的研究区域处伊洛盆地东南缘的近山丘陵地带，这一带的聚落规模和数量与二里头遗址附近的盆地中心部有相当的差异[4]（参见下图）。这都是利用相关研究成果时需注意之处。同时，由于在江汉地区等其他区域还没有实施类似的研究，所以这些地区的人口密度和农业可耕地比值都没有可比性。何况郑洛地区和江汉地区分属以粟作和稻作农业为主的地区，两地不同的生业模式在相关比较研究中也应充分注意。  作者进一步做了学术背景分析，认为“二里头南传说的前提，是将二里头定为‘夏邑’。据神话的逻辑，夏王朝势力显然比无名文化高，三苗显然不如尧舜大禹。但这是从北方人角度所描述的神话，不太可能据实呈现南方文明的状况。因此我们应该脱离神话的思维，从地下材料重新省思江河平原地区的文化起源”（38页）。 但我们再看看作者是如何脱离中国学者惯用的“神话的逻辑”、“神话的思维”的。 作者在《“云梦泽的苏美尔”：江河联合城邦国家文明之形成》一节中论述到：“新石器晚期至青铜初期长江中游大溪、屈家岭、石家河都是非常丰富的文化，且明显已进入国家化的阶段”（38页）。至少石家河文化已属“青铜初期”，而大溪文化就“明显已进入国家化的阶段”了。如此新论，都是如何从考古材料中得出的呢？ 这书越看越有意思了。 [1] 方酉生：《偃师二里头遗址第一期文化应比新砦期二里头文化为晚》，《江汉考古》2005第1期。 [2] 李清临、朱君孝：《二里头文化研究的新视角——从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看二里头四期的文化性质》，《江汉考古》2007年第4期。 [3] 乔玉：《伊洛地区裴李岗至二里头文化时期复杂社会的演变——地理信息系统基础上的人口和农业可耕地分析》，《考古学报》2010年第4期。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洛阳盆地2001～2003年考古调查简报》，《考古》2005年第5期。 （转载自许宏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729cae10102gg5i.html）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