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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学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在中国成了一门显学。关于当代传媒学的理论，我几乎一窍不通，但作为一个社会成员，却不能不与各种传媒打交道。根据我粗浅的了解，传媒可以根据其性质分为几种类别：政治性的，学术性的，消费性的和先锋性的。我的这种分类，是根据传媒的存在根据而区分的。 政治性的传媒是根据国家政治的需要而设立的，不管是否由国家直接出资兴办的，也不管是否直接接受国家政府机关的领导，但总体方针都是为了国家政治的需要。正确、及时地将国家政治的意图贯彻到社会群众之中去，以保证国家政治对社会民众指导或领导的有效性，是这类媒体的主要作用和意义；学术性的传媒一般是在学校教育（主要是高等教育）或科研机关的需要的基础上兴办的。学术关注的是国家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其内容未必完全符合国家政治的现实需要，也与广大社会群众的现实需要没有直接的联系，是在一个相对狭小的学术圈子之内发挥作用的。其经济来源主要依靠国家的教育拨款和科研经费，其作用主要在于知识的传承、交流和创造；消费性的则直接面向社会公众，与社会公众的消费需要直接联系在一起。这类媒体首先着眼于经济效益。 严格说来，政治性的、学术性的、消费性的媒体也都有可能具有先锋性质，但先锋性在所有这些媒体中都不可能成为主导的倾向；这是因为在任何历史时代，先锋性的文化都是少数人的文化，而不是多数人的文化。多数人在固有的价值观念和价值标准的基础上就能顺利接受的文化，就不是先锋性的文化了。先锋性文化大都首先产生在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阶层，是这个知识分子阶层中的少数人。他们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对在主流意识形态可控范围内的现实社会的文化也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但当他们在现实社会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仅仅属于自己的新的感受、新的追求、新的思想乃至新的主义，并且又从这个新的角度感受和认识现实社会文化的本体的时候，他们的文化思想就与现实社会的文化有了根本性的差别，从而也具有了某种先锋的性质。在这时候，他们较之社会上的任何一类人，都有更强烈的表达欲望，因为他们在本能上就需要社会公众对自己的理解和同情。但是，恰恰是在这个时候，固有的政治性、学术性、消费性媒体的保守性就充分暴露出来了。政治性媒体对那些有可能危及现实社会政治秩序的异端思想加以排斥；学术性媒体是建立在固有的价值观念和价值标准之上的，不在固有价值观念和价值标准的基础上，不论是多么深刻的思想和多么显在的事实，都无法被纳入到学术讨论和学术论争的范围。在中国古代，女子改嫁的问题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法权问题。表面看来，消费媒体是最自由的媒体，各种不同的文化信息都能够通过消费媒体被传播开来，但实际上，消费性媒体往往是一种最保守的媒体。其原因就是因为它是多数人的媒体，而不仅仅属于这些有着独立社会追求的少数人。少数人不是不能介入这种媒体，而是一旦介入便会陷入到“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而成为社会公众的消费对象，而带着强烈的消费欲望进入消费媒体的社会公众，很快便会将少数人这种严肃的独立社会追求转化为街谈巷议的话题乃至笑料，只有三分钟的热度，而不会发生长远的影响。在这时，这少数有独立追求的人，就需要有主要属于自己的媒体。他们要表达和传播的是自己独立的社会追求，是争取社会公众对自己及其独立社会追求的同情和了解。在这个意义上，这种媒体带有更纯粹的文化性质。只有先锋性媒体不是根据任何外在的要求、而是根据自我的内心要求。这种媒体并不常常是成功的，但它带给一个民族文化的一定是一种新的质，并且对政治性、学术性、消费性媒体的保守性也会起到一定的消解作用。 依照这种分类方式，我认为，也理应意识到媒体研究的这样一个根本要求，即依照其媒体自身的存在根据对媒体的作用和意义进行解读。在政治发展的意义上研究政治性媒体的作用和价值；在学术发展的意义上研究学术性媒体的作用和价值；在经济发展的意义上研究消费性媒体的作用和价值；在民族文化发展的意义上研究先锋性媒体的作用和价值。在当前，似乎有一种将所有的媒体混在一起加以研究的现象，这往往会得出似是而非的结论，起不到研究活动本身应该具有的研究价值。例如，很多人主要从学术的意义上而不是从提高收视率的经济意义上看待电视上的《世纪大讲堂》，这就把不同的价值混淆在一起了。实际上，它是一个消费性的媒体，而不是一个学术性媒体。就其目的，它是为了提高收视率，增加经济收入；就其效果，它是社会公众对知识分子文化的一种消费形式。而知识分子的学术研究是一种纵向的文化传承和文化创造的过程，是面向未来的一种脑力劳动，在更多的情况下则是对新一代人的非盈利性的培养和教育，其接受者也必须调动自身的思维活动的积极性，而不能只是一种被动消极的接受。电视上的主讲人则更是一种艺术表演，电视听众对主讲人的艺术表演是一种感官享受，是不须调动自身思维活动的积极性的。它有自身的作用，但其作用主要不是学术的，正像电子游戏的价值不等同于儿童教育的价值一样。 文学媒体在其整体的性质上原本属于消费媒体，文学的娱乐性使各种形式的消费媒体都愿意加以利用。但当文学已经成为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之后，文学媒体也就有了类似于以上四种类别的划分。有些文学媒体是直接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虽然也有某种程度的娱乐性，但从总体上更接近政治性的一类（如上世纪30年代民族主义文学派的文学期刊）；有些文学媒体是以发表在现行审美价值观念和价值标准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为主的，在有意与无意之间带有一点“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则更接近上面所说的学术性的一类（如上世纪30年代的《现代》杂志）；而像上世纪30年代的鸳鸯蝴蝶派的杂志，则明显属于消费类的媒体。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到，上世纪左翼期刊杂志，实际就是当时的先锋派的文学媒体。 毫无疑义，上述四类的媒体，都有研究的价值，但我认为，对于先锋性媒体的研究则具有更加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政治性、学术性、消费性媒体都有十分明确的目标体系，它们的运作方式完全可以根据其目标体系推论出来，并且使其从业人员必须适应其具体的运作方式，呈现着相对有序的特征，其研究的价值也就相对薄弱得多，而先锋性媒体就没有这样明显的规律性可循了。它往往以无序的形式呈现出一个民族文化发展的有序性，像早春的青草一样倏忽而来，倏忽而去，又像彗星一样在自己身后留下一个长长的尾巴，影响到一个民族文化的后来的发展，但又最终消失在这个民族文化的背景上。具体研究这类媒体的生生灭灭及其演变轨迹，不但对于媒体的研究，而且对于一个民族文化的研究也是具有重要的意义的。 仅从中国现当代文化的发展上，迄今为止有这么三个转捩点：其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它是以《新青年》这个先锋性媒体为标志的；其二是上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化运动，在那时则有一个可以称之为先锋性媒体群落的左翼期刊杂志，呈现着较之《新青年》更加复杂也更加多变的性质；其三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的改革开放，严格说来，那时并没有一个完全可以称之为先锋性的媒体，其先锋性是分散在多个本质属于政治性、学术性的媒体中，此后更逐渐消失在消费性的媒体中。在中国现代媒体的研究中，《新青年》的研究是最为充分的；新时期以来的媒体，逐渐加强的是其消费性，先锋性的特征正在逐渐模糊。这样，作为先锋性期刊的左翼期刊，就有了不可代替的重要研究价值。 一种研究活动，并不像人们通常所想象的那样，是完全根据研究者的意愿而进入学术的历史的。从上世纪20年代末期左翼文化的兴起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左翼文化作为先锋性文化在中国现代文化的整体格局中挣扎求生的年代，不论是它自身还是属于不同文化派别的人们，都不可能对它进行整体的、有超越性价值、有较高客观性品格，并且也有较高确定性内涵的研究，其中也包括对它的主要传播媒体——期刊杂志的研究；从1949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左翼文化是在政治革命的胜利中像鹞子翻身一样在刹那间便具有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和地位的，这也意味着它已经退出了学术研究的对象范围，任何一种较为客观的研究都会有损这种文化直至左翼文化运动参加者的崇高形象，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在中国当代史上掀起的大波大澜就是一个充分的证明；“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文化是在消解乃至颠覆左翼文化对中国文化的统治地位的过程中演变和发展的，这一方面带来了中国当代文化的改革和开放，但也同时带来了对在中国生成并发展了近一个世纪的左翼文化的遮蔽，带来了对中国现代文化史描述的失重。左翼文化包括左翼期刊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间并没有受到中国文化界的重视，在为数不少的知识分子那里，好像扔掉一个“错误”一样扔掉了中国的左翼文化，而不是在对其进行认真研究的基础上超越它所存在和发展的那个历史阶段。我不相信中国古代哲学中所谓“正、反、合”的那种平面化的研究思路，但不能不说，中国现代左翼文化已经具有了进入研究对象范围的历史条件。这个条件就是我们既可以不将其作为不可分析的主流意识形态加以崇拜和歌颂，也可以不将其作为一个绝对的错误而予以鄙弃和抛弃。它是一种存在，作为存在，它就有存在的合理性，但它却不是唯一的存在，因而它的合理性也不是唯一的合理性。这就需要研究，需要分析。 左文是我的博士研究生，他的这部著作是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我没有评价它的权利，但我至少认为，它是值得向当前的研究界推荐的。它大概是第一部系统研究左翼期刊的专著，也是对左翼期刊涉及范围最广、收罗最丰富的著作。左翼文化不是中国现当代文化中唯一的文化，但却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一种文化。现在好说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但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并不仅仅是一条商人的发财之路，同时也是中国中下层知识分子、中国中下层人民群众进入中国历史的创造之路。当我们在“享受”生活的时候，不要忘记这种生活是怎样被创造出来的，并且未来的生活仍然要靠我们的创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