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妇女史研究在西方已有近40年的发展历史，目前已成为显学并驻足高校。近十年来，我国的妇女史研究也日益兴盛，一方面由于它的“基础性”地位，在新兴的妇女学科里受到以女性为主体的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另一方面因为它的“历史性”特点，在传统的历史学科中也备受以男性为主导的历史研究者的青睐。这两股力量的汇合给当代中国的妇女史研究注入了活力，同时也为人们从多个不同的侧面认识妇女提供了重要渠道。妇女史研究之所以引起学界日渐广泛的关注，就其价值取向而言，我以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反映“历史存在”。理论上讲，妇女是和男人一样的一种历史存在，然而，在传统的父权社会，有关妇女的记载却非常有限，即便在历史文献中出现，也多是一种“他者”身份。因此，在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和思潮的影响下，中国的妇女研究和历史研究者开始关注在历史中一直处于“缺席”和“失语”地位的妇女群体，并力图从“被发现”中凸显整个历史的全貌。因此，近年来妇女史研究的范围非常广泛，几乎涉及与妇女相关的方方面面，有反映上层精英妇女生活的，也有表现下层劳动妇女悲苦的；有从内在感受和心理活动等方面对妇女的情感世界进行微观探讨的，也有将妇女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制度、宗教、礼俗等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察的。就表现手法而论，多以搜集、挖掘史料和记录、叙述历史事实见长，并试图通过对“妇女故事”的讲述，“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同时说明妇女在历史上不但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且是推动历史进步不可或缺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处理妇女史与传统史学的关系上，强调的是“衔接”或“对接”，而不是要“彻底颠覆”或“全盘否定”。在治学路径上，主张妇女史研究应与女权主义保持适当的距离，反对用现代人的价值判断标准规整和裁剪妇女历史。持之有据、言之成理、论从史出、客观中立、用事实说话的认识路线，是大部分从传统的历史学科进入妇女史研究的男性学者和部分女性学者及其弟子们所倡导和坚持的。这里，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人类的”历史，强调的是“性别”作为“存在”的客观性和作为“方法”的科学性。 其二，建构“妇女主体”。建构妇女主体，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建构妇女群体在历史活动中的主体地位，改变被男性言说的“他者”身份；二是建构妇女史研究者在知识生产领域的主体地位，建立不同于传统史学的妇女史学科体系。其建构的途径，一方面是将男性作为主要的参照对象，通过对根深蒂固的父权文化与父权制度的揭露和批判，以及对妇女“受压迫”和“被压迫”的血泪控诉，唤醒还没有觉悟的广大妇女的女性意识和主体意识；另一方面通过史料挖掘，表现和展示在历史活动中和男性一样“为家为国”作出贡献的“贤妻良母”以及女英雄、女政治家、女科学家、女文学家等创造的历史业绩，说明妇女“本来就是”历史活动的主体；再一方面就是妇女史学科的建立不再满足于在传统的历史学框架中“添加妇女”的研究现状，试图在“打破”乃至“颠覆”中改写或重写妇女的历史，其表现手法是利用各种有关妇女的材料和事例，解构传统的父权文化和父权制度，阐释有关性别平等的理念和理论。在一些研究者看来，“历史是什么”有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研究者通过怎样的思想、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统领历史材料或串联历史事实，同时在对妇女历史经验的总结和教训吸取中提高性别觉悟，改变传统观念，变革社会现实。坚持的是以论带史、寓理于史、不破不立、矫枉过正、借古人之口言今人之事的思维路向，受后现代女权主义的影响较大，政治倾向十分明显，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当下的女人”。正如一些评论者所说，“女性在现实中争取自己的权利，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女性在历史上一直受到不平等对待来说事的”（俞金尧对裔昭印等《西方妇女史》的评论）。而坚持这一研究立场的以女性学者居多，她们从女性的切身体验出发，运用“社会性别”视角和女权主义理论，从各自不同的学科背景和专业方向入手，在对妇女历史所进行的“跨学科”探讨中，一方面为妇女史学科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也为妇女史学科建设突破传统的研究框架、范式和思维定式开辟了更为广阔的道路。因为，不同学科的妇女研究在“妇女史”这一基点上的交汇，体现的不只是女权主义学术研究的独特立场，也反映了多样性的研究方法在交相辉映中给妇女史研究突破传统历史学科的框架体系所带来的变革机遇。 其三，服务“现实社会”。妇女史研究为现实服务，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从现实中各种各样与妇女相关的问题入手，在历史中追根溯源，在借鉴与启迪中寻求问题解决的最佳途径，同时为现实性别平等政策的制定提供历史依据。比如，国家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推行以及由此引发的性别比失衡问题，使得一些研究者有兴趣关注“男性偏好”的历史文化成因；面对两性在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的不平等地位以及性别歧视现象的大量存在，探讨历代性别制度形成的条件和背景以及两性在制度结构中的各种不平等权力关系便成了妇女史研究的中心议题；随着现代公民社会关注弱势群体呼声的日益高涨，历史上各类下层妇女的生存和生活状况也被纳入研究者的视野；与科教兴国相适应，历史上凤毛麟角的女科学家也浮出历史地表；由于妇女史研究中“史料”的极度缺乏，许多研究者开始专注于当代各类 “妇女口述史”的访谈和整理；为了满足当代人了解古代妇女多彩生活的渴望，以及人们无限的求知欲，许多研究者利用各种稗官野史、碑刻、日记、遗嘱、契约、墓志铭、铭文、书画、雕塑、壁画、神话传说、宗教仪式、祭祀、盛典乃至医疗记录、法庭审判记录等原始资料，沉醉于史海，钩沉探幽；“暗娼”和“二奶”现象的蔓延，使得历史上“妓业”和“媵妾制”研究受到关注；面对现实中“贪官”的出现，历史中的“贤内助”也成了人们热衷的话题……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由此也不难看出，这一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现实”或“当下”，奉行的是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事实上，许多妇女史论著的撰写，一定程度上都承载了“为现实服务”的目的和责任。 其四，充当“使用工具”。不管研究者是否公开承认，将妇女史研究当作工具使用者并不在少数，这就是在研究中不是把妇女放在“主体”的位置上进行观照，而是将妇女当作“客体”或“第二性”来对待，忽视甚至贬低妇女作为“人”而独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将妇女史当作男性史的“点缀”，并且认为妇女从属或服务于男性天经地义；二是将历史上有关妇女的奇闻轶事作为“卖点”进行炒作，靠迎合读者的猎奇心理来获取利益；三是公开为传统的父权制张目，强调妇女处于屈从地位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甚至主张以牺牲女性利益作为代价来换取所谓的社会和谐；四是将妇女史研究作为政治活动的注脚，即为达到某种个人目的在历史上寻求依据和参照，甚至有意歪曲或曲解历史上的妇女；五是将妇女史研究作为职称评定和学位获取的敲门砖，浅尝辄止，应付了事。在这里，找不到女性作为“人”独立存在的主体性和自主性，看到的只是妇女历史在现实中的“被利用”。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个人或小集团的“私利”。 上述妇女史研究的几种价值取向并不是泾渭分明的，在现实中往往是交替并用的。不同的价值取向反映的是研究者不同的内容侧重或矛盾的研究立场。而妇女史研究者在具有一定价值取向的话语背景和言说场域下对妇女史所进行的探讨，对未来两性历史、乃至人类历史的重构都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