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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广州论证会汇聚了国内考古和文物保护、古建筑、规划等各方面的顶级专家以及相关部门的领导，有北京大学考古系宿白教授、李伯谦教授，中国文物研究所黄景略研究员、王丹华研究员、罗哲文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苹芳研究员、刘庆柱研究员，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张忠培研究员、傅连兴高级工程师，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顾问李准总建筑师，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辛占山研究员，建设部建筑设计院建筑历史研究所傅熹年研究员，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郑孝燮副主任等13位专家，以及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司杨志军司长、考古管理处关强、博物馆司纪念馆处刘顺利，《中国文物报》记者蒋迎春等。他们在国家文物局张柏副局长的率领下，顶着南国新年刺骨的寒风，在广州，对新发现的一条长约150米的曲流石渠等南越国宫署遗址遗迹进行了为期两天的论证。 论证会是从1月9日开始的。这天上午8时半，专家组全体到南越国宫署遗址发掘现场，在听取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冯永驱所长的简要介绍后，又到考古工地及周边进行实地考察。随后，专家们回到考古工棚，向考古人员提出了许多问题，比如“遗址的东边为何没有汉代文化层？曲流石渠与秦代造船遗址的关系？秦代番禺城的城区在哪？”等等。下午2时半，论证会在广州沙面胜利宾馆举行。会议先由杨志军司长作介绍，再由徐苹芳和黄景略两位先生共同主持。徐先生常年从事汉唐考古工作，他一开口，就直奔主题。他说，该遗址经历了近30年的考古发掘，这次论证的重点主要是上午考察的南越国宫署遗址中的宫苑遗址，专家们可集中在三个方面进行论证：一是宫苑遗址的价值。这个遗址在中国考古学上到底有何价值和意义，值不值得保护。二是就考古发掘工作来说，我们要评论一下，这个遗址还有何问题，还有哪些工作需要做。三是若论证该遗址有保护价值，那么我们将如何保护。黄景略先生接着说：“我同意徐苹芳同志刚才所说该遗址是宫殿内部宫苑遗址中的一部分。这次发掘，我个人有几点意见：如将以前发掘的船台遗址、石池整体结合起来考察，就能把宫苑的面貌比较清楚地揭露出来。这次发现是中国最好的石构建筑。从西汉各诸侯王如中山王、梁王、楚王、燕王、长沙王等的情况看，我们很难找得到像广州这么好的一个遗址。这次发掘为将来找到南越国宫殿遗址确定了一个坐标，宫署主要点可能是在儿童公园。城隍庙这一带虽然未发现汉代遗迹，但是我们不能忽视，这一带有可能是一个大型的建筑遗址。这次发现对于探讨南越王都城遗址有重要意义。这个遗址出土的文物很有气魄，如建筑材料‘中国第一大砖’，这个提法比较可信，烧这么大的砖相当不容易。这些出土文物反映了西汉初年广州的经济、文化比较发达。这里是宫署宫殿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没有问题的。我个人认为现场要给予保护，要突出西汉时期的遗迹遗物。这里的遗迹遗物不亚于象岗山南越王墓出土的文物，这对于宣传广州历史文化名城是很重要的材料。” 随后，王丹华女士、宿白先生、徐苹芳先生、刘庆柱先生先后作了精彩发言，阐述了各自的意见。 王丹华女士说，从目前的发掘现场看，遗址脉络清晰、范围大、保存完整度高，应绝对原地、原位、原状保护；宫署遗址是一次重大的发现，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对于研究古代建筑、西汉手工艺都有很大价值，应建一个遗址博物馆；鉴于出土的砖、石、木等遗物易受干湿度和温度等因素的影响，而且半月形水池中的两堵墙的砂岩石已开始风化，因此要尽快采取应急保护措施，盖一个大棚，及时地保护好遗址发掘现场；由于遗址还在发掘中，应尽快制定一个当前的保护措施和今后的发展规划。同时，王先生还就遗址东边的城隍庙建筑谈了自己的看法，认为现在的城隍庙建筑虽然是新的，但是庙前头还保留了直道制度，这种制度一般来说元代以后就没有了，这说明原城隍庙的创建时间不会是明清时期，而应该更早些。 宿白先生不仅十分赞同划定一个保护范围，也同意王先生所说的城隍庙直道制度，而且谈了许多重要意见。他说：现“儿童公园既是隋代节度使牙署所在地，也是明朝布政使司所在地。南越国的宫署中心区一直沿用到后来。这种情况很重要，这涉及几个问题，一、石渠遗址上有晋南朝早期、晚期、宋代等几个时期的水渠，这几个水渠到底是什么用途，走向如何，值得注意。虽然南越国时期的东西最为重要，但是此后的情况也要研究清楚，这就需要我们将南越国遗址与以后的历史遗迹全面结合起来考虑，这样该遗址的重要性更加突出。二、为什么南越国的都城要选在这里，这就涉及海岸线、港口等问题。这些说明我们工作的重要性就更大了。从发掘出土的遗物看，西汉、东汉、晋、南北朝、唐、宋等各朝代的都有，而且不是一般居住地的东西，如青瓷、莲花瓦当，从六朝直到宋初，历代均有，这些瓦当不是一般的瓦当。唐代铺地砖很精美，唐代首都长安遗址出土的也不过如此。东汉地层出土了铜骑马俑、唐代地层出土了玻璃碗。总之，这里不是一般的地方。”此外，宿先生还就目前和今后的考古工作提出了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水渠本身很重要，但它的意思究竟如何，我看现在还难说清楚，以后还要注意北面的水池、西面的儿童公园，再作考察。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宫苑，还得研究清楚。现在我们要分层作图，比如南越国时期遗迹、汉代遗迹分布、六朝遗迹、宋代遗迹分布情况如何，这对理解和研究该处遗址都很有用。唐代，这里恐怕也很重要，但留下来的遗迹不多，是不是破坏太多，还是我们注意得不够？唐、宋时期是广州城的重要发展时期，应特别留意这两个时期的遗迹，不能把唐宋合起来说。城市考古学，广州做了很多年。应结合以往的记录来考察。南越时期的遗迹要注意保留，南越国地层以上的遗迹，也要注意记录、照相，清理好之后，才能继续往下做。看来，这项工作不是一代人能完成的。因此要有一个长期计划，要考虑后继队伍，要赶快培养下一代，广州的队伍还是过硬的。” 徐苹芳先生接着又说：“首先应把已揭露出来的石渠保护好，这项任务相当重。信德大楼不能建。从现遗址来看，这里的田野工作尚未结束。这里是广州城的心脏。应把历史断层弄得清清楚楚。要把各朝代的地层打破关系弄清楚，很不容易。要尽快拍航空照。这是一个紧急抢救的问题，应尽快向市政府汇报。” 刘庆柱先生重点谈了遗址的价值和保护两个问题。他认为，宫苑遗址的重要价值是排在第一的，必须要保护，“这里是全国唯一一处保存完好的宫苑遗址”。他还提出，这里是历代广州城的核心区，至少要弄清楚汉至唐时期历代地层的叠压关系、出土遗物与地层的关系、建筑关系、遗迹关系，还要弄清楚水渠的进、出口问题、遗址的范围和布局问题，要有总平面图、分层平面图等等。（上） （作者单位：广州市博物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