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成祖以他的自信与气魄而开创的明文化，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容开放和恢弘的特征。 ●永、宣时代的文化主体是官文化，主要包含两部分内容：一是由官方组织倡导的文化工程和文化活动；二是以官员们为主体推动的带有官方背景的各种文化形式。 ●明中叶以后，江南手工业和商品经济市镇兴起，民间文化随之而繁兴，取官文化而代之，成为明文化的主体。 ●在晚明文化中可以看到许多与前不同的东西，甚至是反传统的东西。但是如同晚明时代未能完成社会转型一样，传统文化向近代文化的转型也未能完成。 商传，196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获硕士学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明史学会会长。著有《永乐皇帝》、《明代文化史》及学术论文多篇。 什么是明文化 明文化就是明朝的文化。明文化也属于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时段的文化。在中国历史上，新朝建立取代旧朝，其主体文化亦必有所变化，以适应新朝统治的政治需要。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所面临的问题更为突出。他的前朝是蒙古族建立的元朝，在社会文化方面保留了四等人制度、中央集权的弱化，还有一些所谓的 “胡俗”。明朝建国后，首要的任务就是树立新朝的文化。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完成新的文化建设。这个时段的文化主体是前朝与新朝的结合，是元末明初的文化风格。明初的文化人，一种是元朝遗民士大夫，他们当中很多人是不肯与新朝合作的。另一种是参加到太祖打天下队伍中的士大夫，他们虽然投身到改朝换代的变革中，但是他们的文化传承仍然是属于旧时代的。这些文化人甚至在政治体制之外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王国，有他们自己的文坛领袖。这种情况使我们能够理解太祖为什么极为重视对民间的文化宣教和对文人们推行文化专制了。 当时文坛代表人物宋濂作为追随太祖开国的文臣代表受牵于胡惟庸案件，流放而死；曾经入仕张士诚幕下的高启本来就不为太祖所信用，后因写苏州府衙上梁文中有犯讳的文字，受牵于魏观案被处以腰斩之刑。史书中关于太祖实行文化专制的记述很多，比如《孟子》这部书，因为不符合新朝的需要，亦被太祖删节。显然太祖努力打造的是一个适合于新朝的文化体系。所以我认为：若以不破不立的理论解释，明太祖的所为，实为打破旧文化风气而开创新朝文化风气。不过真正的新朝文化，在洪武中并未完成，而是到永乐后才逐渐形成的。 永、宣时代的文化主体是官文化。官文化主要包含两部分内容：一是由官方组织倡导的文化工程和文化活动；二是以官员们为主体推动的带有官方背景的各种文化形式。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文化工程是《永乐大典》，这是一部前所未有的百科巨帙。成祖在亲撰的《永乐大典》序文中说：“昔者圣王治天下也，尽开物成务之道，极裁成辅相之宜。修礼乐而明教化，阐礼乐而宣人文。朕嗣承鸿基，思缵述，尚惟有大混一之时，必有一统之制作，所以齐政治而同风俗。”这段话的意思将文化工程定义为统一政治与风俗的教本，因此这也成为明前期文化的定式。太祖和成祖所倡导的文化是要消除个性化，而实现统一化。去个性化是专制集权政治的需求。 以官员为主体的官方背景文化是“台阁体”。“台阁体”虽然只被用称当时的书法和诗文，但由于符合统一集权政治的需要，而成为统一的文化模式。沈度、沈粲兄弟是“台阁体”书法的代表。当时内阁的官员们所作诗文则是“台阁体”诗文的代表，特点是平稳无华，多为应制的歌功颂德之作，往往是文字格式和套路化的歌功颂德辞句的堆砌。 文化的发展，尤其是民间文化的发展，需建立在社会经济发展基础之上。正统以后，江南重赋稍有缓和。这与明人记述的社会经济生活变化几乎是同步的。江南财富始逐渐存于民间，这也便给日后江南经济、社会生活和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待到明中叶以后，江南手工业和商品经济市镇兴起，民间文化随之而繁兴，取官文化而代之，成为明文化的主体。 明文化是开放的文化 在大家的印象中，明朝和清朝是闭关锁国的，因此明清的文化，都是封闭保守的文化。其实这种说法是沿袭了过去对明朝历史的误解。历史上的中国为什么闭关？一是统治者不了解世界，妄自尊大；再有就是为了保护自己，防止外部侵扰。可是明朝自从建立起就是一个强大的帝国。到成祖时代，以他的自信与气魄而开创的明文化，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容开放和恢弘的特征。 在中国历史上的皇帝当中，没有人能比成祖做的大事更多。他修建了北京城垣、宫殿和陵墓，并且迁都北京，疏通漕运、修《永乐大典》、设奴儿干都司、设哈密卫、开设贵州、封赏西藏僧人、安南内属、派郑和出使西洋等等。他还亲自率师五次北征，最后死在回师途中。在外交政策上，明朝以厚往薄来怀柔远人，热衷于政治上万国臣服的独尊。这也确实吸引了众多海外国家，尤其是郑和下西洋以后，出现了各国争相来华的盛况。这些国家可分为三类：一是臣服于明朝，希望得到明朝承认、封赐与支持的国家或地区贡使；一类是仰慕中国文化，想亲眼目睹中国风采的各国君主贵族；一类是以贡使身份来华贸易的商人。 永乐三年（1405年），由于贡使日多，朱棣下令重置洪武中废罢的市舶司。为了与各国来人交流，同时还设置了四夷馆，专掌翻译各国及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后世对于永乐时代评价超越太祖“治隆唐宋”，而赞为“远迈汉唐”。在这样政治背景下形成的明文化，必然具有宏大而开放的特点。 明朝万历以后，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当时最有名的西方传教士是利玛窦。西方传教士不仅在各地传教，建教堂，而且吸引了许多人，包括高层官员和士大夫家庭受洗入教。明朝礼部尚书徐光启等人与利玛窦合作，翻译了西方科技和文化著作。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是，万历中利玛窦在南昌应建安王要求，辑译西方格言而成《交友论》，为其作序的冯应京、瞿汝夔、陈继儒都是当时士大夫代表人物。此书刊行，不胫而走，成为流行一时的畅销书。利玛窦死后，神宗把一座庙宇赐给他建成墓地。这都让我们感到，明朝对于西方文化的接受不是个别的而是全社会的现象。 明代文化开放的另一个表现是对于传统思想禁锢的突破，是人们的社会文化价值观的变化。晚明的民歌时调，几乎都是些情歌。一个歌曲流行，不分男女老少，顷刻间唱遍大江南北，就连乡间的茶楼酒肆都能听到这些歌声。说书人不仅说故事，还要评议政治。晚明时代一个与妓女相爱的士子，不仅得到了当时士大夫们的赞扬，而且他的家人也愿意请当时的名士为这个妓女写传，载入家族的文献中。更不要说晚明的秦淮河已经成为东林子弟和复社精英们主要的社会活动场所。这种开放的社会文化价值观，与当时社会转型的变化是一致的。所以明史学家王毓铨先生曾经说：“不是政治，倒是商业和商品生产逐渐地摧开了封闭的凝固的自然经济结构，破除了贱商的政策和习俗，打破了传统的等级，提高了商人的社会地位。从此各地商帮会馆也成了举子的旅舍，商人成了许多地方文化事业的经济支持者。” 明文化未能完成近代化转型 明朝中叶以后发生了社会转型，明文化也同样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明史》中记载，永乐时著名画家王绂居住京城时，夜里听到隔壁传来箫声，十分清雅。第二天，特地画了一幅竹子送上门去，说：昨夜听君箫声，今天为君送来箫材。谁知那邻居其实是个商人，喜出望外，连忙让人送上礼物，并且请王绂再画一幅，配成一对。王绂见此，不由大怒，索回送上的画，当场撕碎。可是到了中叶以后，情况就大相径庭了。唐伯虎、祝枝山、桑悦等名家写字作画都是要收“润笔”的，称之为 “精神”。即使为至亲好友写字作画，不能要钱，也要让人先拿一锭银子来，放在眼前，有了精神，作好后再让人把银子拿走。这是不是说他们的品格不同呢？并不是，而是时代不同了，这种变化的根源就是商品经济的发展。 目前明中叶后社会转型问题的研究，大都偏重于社会经济与社会生活方面，涉及政治和文化方面较少。其实晚明的政治与明前期有很大的不同，有很多改变了传统的地方。在晚明文化中，可以看到许多与前不同的东西，甚至是反传统的东西。但是如同晚明时代未能完成社会转型一样，传统文化向近代文化的转型也未能完成。 中华民族是一个背负着沉重历史文化传统的民族。很难想象，晚明时代那种初级阶段的商品生产就能将这沉重的背负完全改变。因此我认为，晚明时代的文化特点首先是进步的大众文化与相对保守的精英文化间的博弈。阳明心学虽然为明代社会变化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但是后来阳明心学的继承者分为了王学的末流和左派两个阵营。晚明最伟大的思想家当属李贽。他被迫自杀以及他的著作遭禁，固然说明保守势力的强大，而他的著作屡禁不止，则说明社会思想对于进步的追求，这是一个自身充满矛盾的时代。不仅如此，几乎所有大众文化的领军人物自身，也都处于创新发展与传统局限的博弈之中。最典型的人物应属竟陵文学的谭元春和戏曲家汤显祖。元春本人是十分注重诗文的灵性的，他的诗歌和小品，成为当时大众文学的取向，但是他本人却在不断的科举应试和失败中去世。显祖也是一个追求思想与生活自由的代表，他厌恶官场生活，将晚明时代社会生活与思想文化的前卫精神写入他的戏曲作品，但是他仍然无法彻底摆脱旧体制的限制，因此他在梦中还会有亡儿考中阴间科举的情思。所以尽管他们为“五四”新文化运动者所追崇，但他们都只能被视为近代文化的源头而不是真正的近代文化。 晚明是一个文化教育相当普及的时代，张岱说：“后生小子，无不读书。及至二十无成，然后习为手艺”。又如王世贞所言：“虽十家村落，亦有讽读之声”，这也便造就了一大批下层文化人。当文化产品走上市场的时候，他们就能影响社会文化的价值取向并对上下层文化的互动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书商们也会按照他们的需求去刊行销售书籍。晚明的时代，书坊间最多的出版品有三种：一是科举考试的辅导资料；一是时政书籍，即当时的政治随笔、政治史话、政坛内幕、事件真相之类；一是小说，都是些畅销的作品。譬如说，在崇祯初年，刚除了逆党，于是那一般书坊里的老板就赶快来做骂魏忠贤的书，就有《玉镜新谭》、《皇明忠烈传》、《颂天胪笔》这一类应时的作品出版。在天启年间，辽事日急了，人人都要明白东北的情形，所以就有程开祜的《筹辽硕画》、陆云龙撰《辽海丹忠录》等书出版。《玉镜新谭》封面的告白，即今日书籍之提要式广告，由此而达到推销之目的。 在社会变革时期，社会文化中一定会表现出许多反传统的东西，例如传统等级观念的破坏和僭越风气的流行；全社会的竞奢风气和反对传统节俭观的禁奢辩；文人群体中派生出的怪胎：流离于官场边缘化的晚明山人群体等等。但是，这些明显带有反传统的变化，却并没有形成对于传统批判性的前卫思想，而只是顺应了商品经济发展下的财富观。真正能够算得上是对于传统的批判的思想，是在明朝灭亡时才产生的，其中最有价值的应该是黄宗羲的启蒙思想。恰恰相反，当唐寅与仇英等人开始以真人作为模特儿绘出大幅人体的时候，南京的一批士大夫们却从中找出所需的范本，以套色本刻的方法印成了春宫图。本来是进步的东西，却走向了歧途。 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具有强大的影响力，而且具有极强的包容力。它能够在最大限度上既保持其本质整体不变，又允许在相当程度和范围的变异。对于当时的士大夫们来说，他们毕竟都是体制内或者体制边缘的人物，而不是真正的反体制者。晚明的文化变异也还没有超出旧体制许可的范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