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博物馆网站虚拟考古互动 打开各种媒体，无论是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人们对于考古的关注程度与日俱增，每每成为新闻热点。大量的和考古、文物相关的新闻、小说、电视节目频繁冲击着人们的眼球。考古这个在中国有着一千多年历史的词汇，仿佛有了新的生命力和影响力，由此，人们纷纷开始关注一个相对陌生的领域——公共考古学。 公共考古从刚一被人们认识就自然而然的与博物馆联系在一起。敏感的学者们意识到博物馆作为最为合适的公共考古载体之一，架设起公众与考古学之间最稳固也最畅通的桥梁。 首先，博物馆具有面向公众的本质特征。对于博物馆的定义，无论从任何一个概念体系来看，面向社会公众都是博物馆的核心。宋新潮先生在《博物馆如何把故事讲得更精彩》一文中提到，“博物馆收集具有重要政治、文化、宗教、自然环境意义的实物或资料加以保存、研究，并为教育和欣赏的目的向公众加以展示。通俗地讲，博物馆是一个‘讲故事’的文化机构。”尤其是从我国开始实行博物馆免费开放以来，公众与博物馆之间最后的“门槛”也尘封于历史之中。 其次，博物馆与考古联系极为密切。在我国大多数大型综合博物馆都有着浓厚的考古背景，或者同样隶属于一个部门管辖，或者有的博物馆本身就有考古工作职能，博物馆与文物考古工作的联系和渊源之深不言而喻。深奥晦涩的考古报告、图纸，不是公众所能阅读和理解的，只有变换传达方式，才能利于公众接受，而这种传达方式的转变也唯有依靠博物馆的“语言”才能得以更好地实现。 第三，作为博物馆本身的公信力。既然是面向大众，就有一个大众接受程度和信任度的问题。“博物馆是有代表性的强大媒体，以为它们涉及的是据称带有身份认同和真理的真实材料。它们的具体性、它们拥有的证据、它们正式的地位。它们与学术的关系，给予博物馆比许多其他代表性媒体更大的权威和真理话语权。”（尼克·梅里曼《让公众参与博物馆考古》） 高蒙河先生在其博客中的一篇博文《公共考古干些啥》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公共考古）核心是从各种实践手段入口，把考古成果和理念传播于社会和公众，以实现文物保护和利用之目的，并通过文物观浸润价值观，使积极地而非被动地关注和参与考 古，成为社会和公众的工作环节和生活方式。”假使考古和文物意识深入人心，像类似于前段时间成为舆论热点的南京某中学生埃及神庙涂鸦这样的事件就会在极大程度上得以避免。到底博物馆在公共考古学实践领域该做些什么呢？ 第一、充分利用博物馆的陈列展览，使其成为公共考古学宣传的主阵地。陈列展览是博物馆与观众互动的主要舞台，是博物馆的独特语言，是实现考古学向公众传播的摆渡人。 1. 策划专题展览和活动。山东博物馆2012年获得全国十大精品陈列精品奖的《考古山东》展，就从考古学的基本方法入手，从传统金石学、地层学、类型学、聚落考古学、体质人类学和水下考古等方面，全面、系统地向一般观众展示考古学的面貌和山东考古成果。更为展览增加亮色的是，在展厅前半部分设置了一个让观众特别是青少年参与的“模拟考古”项目。该项目包含两个步骤，首先让参与者接受考古知识小课堂培训，然后进入模拟现场进行实地动手发掘。考古知识培训是运用最浅显和直观的知识、丰富的互动式体验来介绍考古的基本理论、考古发掘的主要流程；实践步骤是在按照真实新石器时代考古遗迹预先设计好的“探方”内，运用考古工具进行模拟发掘和器物绘图。这在全国省级综合性博物馆中可谓首屈一指，不仅烘托了整个展览的气氛，增加了互动性和娱乐性，更重要的是通过实际动手发掘，让观众对现代考古工作及其流程有了更为深刻和直观的了解。自举办以来应者如云，网上预约者络绎不绝，深受观众和专家好评。 2. 举办丰富而具有时效性的临时展览。及时地引入那些已经成为或者正在成为公众热点的考古发现，举办形式多样的临时展览。近十余年来，考古新发现日益成为媒体的宠儿，每有重要的遗迹面世，新闻媒体便一拥而上，不仅丰富了老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更引起观众们强烈的围观欲望。博物馆可以充分利用大众的求知欲和好奇心，积极举办考古新发现的临时展览，避免单纯为展出而展出的模式，可以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包括出土文物陈列、场景复原、专家解读、亲历者现身说法等，更有针对性地展出考古工作不为人知的历程，将起到更为理想的效果。2012年山东沂水“天上王城”——纪王崮春秋墓的发掘，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重要的文物发现一时成为媒体的焦点，山东博物馆及时反应，设计特定区域集中展示纪王崮出土文物，并通过多种手段动态展示考古发掘历程、文物出土场景及研究的动态，极大地满足了观众们了解文物背后的故事的愿望。 第二、搭建良好的平台，促进文物和考古专家同观众间沟通和互动。现在论坛和讲座在博物馆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但是种类繁多的主题讲座背后，如何将公共考古的理念通过讲演、交流的形式传递给观众，是我们更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2009年初，由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主办，山西博物院等协办的“走近考古，步入宋金——2008年山西考古新发现新闻发布会暨公益讲座”大型社会公益活动，活动除由专家主讲、听众提问、嘉宾点评外，还通过抽签方式组织部分听众赴考古发掘现场实地考察。会上还发放调查问卷，回收率接近80﹪，为公众考古活动研究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 第三、完善数字化博物馆平台建设，从虚拟领域向公共考古学纵深方向迈进。博物馆数字化的趋势已经如浪潮一样席卷了全球，其意义及影响力，笔者不再赘述。利用博物馆的网络平台，进行数字化展示，势必使得公共考古学更加深入人心。 第四、提升面向公众的博物馆出版物的普及化水平。上海博物馆《梁带村里的墓葬——一份公共考古学报告》，采用的形式是最传统的“笺注”的模式，把一份考古报告中的所有对公众接受有困难的词汇加以解读，从名物到制度，从考古的过程到最终的结果，从历史、地理的宏观阐述到出土文物的微观分析。让考古学家领着公众读报告，看文物。这种给书做注解的形式既传统又新颖，而且做注者无一不是国内考古界之大家，附以各种图片、类比，既不失学术规范，又不至佶屈聱牙；既方便专业学者引用，又利于一般公众阅读。 奥地利著名博物馆学者Hadwig Kraeutler在国际博物馆协会2010年大会纪念演讲上讲到：“博物馆一旦找到富于吸引力且适宜的方式参与社会事务，增强公众参加讨论的兴趣，就可以在促进社会民主和谐方面有所作为。”作为博物馆人，创造性的工作和实践，才是使得博物馆社会教育事业和公众素质获得双赢的途径。上面提到的几点，实在是博物馆工作的管窥之见，还有大量的实践工作，正在或者即将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大众对于考古学，对于文物和文物保护的认识以及人们对于追寻自我意识源头的兴趣和尊重。  青少年在参加模拟考古实践 （作者单位：山东博物馆 《中国文物报》2013年12月20日7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