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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一些专家学者试图突破传统思维模式的束缚，开始从正面审视和评价袁世凯，并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和看法。这本来是好事，但时下对袁世凯的评价越来越高，大有把过去的全部定论推翻之势，这就不能不令人忧虑了。我们认为，对袁世凯这样复杂多变的历史人物，应当把他还原到当时特有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条件下去分析，既要突破“好人一切都好，坏人一切都坏”的老框框，也要把握好评价尺度，不应矫枉过正。 ●关于袁世凯对近代中国是否“未建尺寸之功”的问题 袁世凯一生到底有没有做过顺应历史潮流、有益于国家民族和社会进步的事情，这是深入评价袁世凯不可回避的问题。冷静地审视清末民初那段历史不难发现，袁世凯还是一位颇有建树的能臣，并不像一些论者所说的那样“未建尺寸之功”。一是驻使朝鲜，不辱使命。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袁世凯随吴长庆东渡平乱。在朝鲜期间极力维护清王朝与朝鲜宗藩关系，并因此赢得了朝野一致好评。二是编练新军，以振国威。1895年12月，袁世凯受命到天津小站练兵。他还着手兴建各类军事学堂，培养军事人才。这就开了“我国陆军近代化的先河。”三是首倡新政，堪称楷模。他先后在山东、直隶力行新政，成为显赫一时的政治明星——主持创建了中国第一支警察部队；联合张之洞奏请朝廷废除科举考试；发展近代新式教育。四是顺应潮流，颠覆满清。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政府被迫重新启用袁世凯。这时，他不仅可以像曾国藩镇压太平军那样对付革命党人，而且“他完全有能力在1911年底之前把这场革命碾得粉碎。”但他并没有这样做，而是与革命党人联手，将清朝268年的统治画上一个句号，并使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迅速成为现实。此外，他还提倡实业，注重发展经济，提出的一些举措对近代工商业的较快发展无疑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关于认识和评价袁世凯需要把握几个关键问题 近年来，有的论者在肯定袁世凯某些历史贡献的同时，却矫枉过正，片面夸大他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比如，有论者认为，在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无论是领导国民推翻晚清政府还是建设中华民国都“非袁莫属”，甚至把他的功劳抬高到同时代的孙中山、黄兴等人之上。事实上，深入评价袁世凯要把握以下几个关键问题。 1.关于袁世凯在戊戌维新运动中到底有没有告密的问题。 袁世凯评价问题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要弄清楚袁世凯在戊戌维新运动中到底有没有告密以及告密案与戊戌变法失败有没有直接因果关系。 袁世凯到底有没有告密？对此，过去史学界几乎都认为这是毋庸争辩的历史事实，即便是袁世凯本人也未否认。美国哈佛大学孔祥吉在《蔡金台密札与袁世凯告密之真相》一文中，通过当时思想保守又了解内幕的蔡金台写给李盛铎的两封信，结合其他档案和文献资料进行考释，还原了袁世凯通过荣禄向慈禧告密而引发戊戌政变的全过程，得出“袁世凯无疑是告密的元凶”这样的结论。他这个观点其实是对国内传统观点的又一佐证。然而，有的学者根据档案资料，订正出“慈禧回宫的时间不是1898年的9月21日，而是19日，从而使20日荣禄得袁世凯密报后‘闯园告变’的旧说失去时间和空间的凭籍。”还有学者认为，“梁启超在《谭嗣同传》中说袁世凯告密，也是基于某种个人感情，并不可信。” 袁氏告密是否是导致变法失败的直接原因？传统观点认为，正是因为袁世凯告密直接导致了维新变法运动的失败。然而，近年有论者认为，“戊戌政变的爆发非由袁世凯告密所致”，因为维新派的“密谋”不密，“即使袁世凯不去告发，慈禧也很快就会从其他渠道得知，予以先发制人的打击。政变实属必然。”还有学者根据袁世凯亲信张一在《心太平室集》和另一个亲信陈夔龙《梦蕉亭杂记》的记述得出，“袁世凯本来没有告密的念头，只是在初六（9月21日）晚听到杨崇伊带来太后‘训政’捉拿二康的消息后，怕受牵连而不得已为之的被动告密，显然政变在前，袁世凯告密在后”。甚至还有论者认为，光绪帝受到慈禧制裁后就“自然以为是袁世凯蓄意构陷，捏造了这个给他带来奇祸的密谋。”并说这对袁世凯来讲是一种“误解与误会”。 一些专家学者对上述观点立即做出回应，指出：袁世凯确确实实曾经积极参加过维新活动，并给光绪帝上过书，给翁同龢上过说帖。可是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变化，袁世凯的思想也在发生变化。袁世凯在关键时刻为维护自身利益，权衡利弊，从观望到最终选择掌握生杀大权的慈禧，仅从这一点看，不管袁世凯有没有告密，他都是导致戊戌变法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2.关于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与搞帝制有没有直接关联的问题。 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是主动为之还是在做过一番努力后不得已为之，以及他接受《二十一条》与搞帝制有没有直接关联？这也是袁世凯深入评价问题的又一重要环节。袁世凯到底是主动还是被动接受《二十一条》？以往大部分论者认为，袁世凯“一心想当皇帝”，“处处讨好帝国主义”，“大肆出卖国家民族利益”。近年，有学者从考据学的视角对袁世凯在《二十一条》说帖上所做的朱批一一进行了分析，得出：“袁世凯对于日本的《二十一条》说帖总体上认为不能接受，并进行了相当的抵抗。”本想利用列强掣制日本，但他们忙于一战，无暇东顾，“故袁世凯‘以夷制夷’幻想只能破灭，最终还是接受了修正了的《二十一条》”。在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与帝制的关系问题上，传统观点认为，对日本提出的无理要求，袁世凯本来完全可以严词拒绝，但为得到日本对其帝制的支持又不惜拿《二十一条》作为交换条件。然而，近年有的论者认为，“日置益既没有在递交‘二十一条’之前窥破袁氏的帝制野心，也没有在递交‘二十一条’之时以支持帝制相引诱”，从而得出袁世凯的这种对日让步，是“在痛苦的两难选择中做出的理性抉择，与袁世凯的帝制野心无关。”还有论者认为，袁世凯在当时国际国内形势下“不得不以和平手段与日本周旋”，“所谓袁世凯为了当皇帝而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的结论，根本就不能成立。” 我们认为，不管袁世凯有没有以接受《二十一条》作为获取日本支持这种动机，也不管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时是出于主动还是被动，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出卖了国家民族利益，造成了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是铁的事实。仅从这一点看，袁世凯就逃脱不了与《二十一条》的干系。从这个意义上说，袁世凯卖国的罪名是怎么洗也洗不掉的。 3.关于袁世凯的帝制自为问题。 帝制自为是袁世凯一生中走错的最为关键的一步，也是袁世凯评价和深入评价问题的关键所在。洪宪帝制对广大人民来说无疑是一场深重的灾难。对这件事情，历史上几乎都是一边骂倒，正如有的论者指出，“洪宪之举，迹近儿戏，背叛民国，夫复何辞？”然而，近年来有论者试图为他开脱，认为当时帝制虽已推翻，但心存帝王情结的人不在少数；并把袁世凯称帝动因归结为部分外国使节怂恿、袁克定等人蒙蔽等外在因素，提出“袁世凯是被人撮弄着坐上皇帝的宝座的。”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中也说，袁世凯并没有想帝制自为，甚至说“袁公之不幸，是他原无做皇帝之实，却背了个做皇帝之名。” 然而历史事实是，袁世凯为实现皇帝梦，先后废弃《临时约法》、暗杀宋教仁、镇压“二次革命”、接受《二十一条》等，最重要的是他在制定《大总统选举法》时，不仅规定大总统可以连选连任，而且连继承人也得由现任总统推荐，就连大总统的推荐办法都是用“嘉禾金简”密藏于“金匮石室”。袁世凯逆历史潮流，搞帝制自为虽然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但在其思想深处，总认为只有穿上龙袍，坐上龙椅，才能博得守旧势力的拥护，才能更有力地对付革命党人，才能赢得更多人的顶礼膜拜，正如有论者指出的那样：“我们否定袁世凯，不仅是因为他做了皇帝，更重要的是他为了做皇帝而不择手段。” （作者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