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总第121期特别策划“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5周年”文章之一。
                   抗战胜利前夕，重庆人口几乎增至原来人口的三倍，新增生产力与快速工业化把战时陪都从一个商埠变成中国西南的工业中心。在战时陪都史记载中，由于档案资料的局限性，单对男性员工研究存有某种偏爱，在很大程度上对女工的研究尚停留在不被重视之状况。然而，女工在重庆的社会与经济变革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至1945年，有40余万的妇女居住在重庆，而近75%的妇女就职于工业、商业及服务性等行业。另有大约10万妇女被划分于“无职业者”之类，而这一类划分更多地是指从事家庭劳动而获取收入的保姆和洗衣妇女。
          
           就当时纺织业而言，其中最大的纺织厂曾雇有13000余名女工。对纺织业女工的研究， 在西方史学界已具有相当的广度与深度，但多是集中在上海。Emily Honig指出：“棉花在上海是王，而大多数纱厂工人是妇女。” Emily Honig的许多见解是关于工作条件和女工的动力性—— 女工们面临着工业化，这一观点同样适用于重庆女工。其实，重庆女工的经历与上海姐妹是截然不同的，尤其是在抗战时期。20世纪40年代早期，上海纱厂大量减少，工人人数也降到了历史的低点， 很多纱厂女工离开城市返回农村； 然而，战时重庆的纺织业却迅速发展，雇佣了大量的年轻农村妇女。战时工厂的工作，被工厂管理人员和社会福利改良者高度政治化，将抗战（国家命运）与工厂工作联系起来，这对妇女的社会地位和身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Emily Honig 还指出：第一代的上海工人与农村家庭保持着紧密联系；而重庆的纱厂工人则认为她们自己就是妇女工人，并以她们的工作为自豪，寻求、创造自立环境，由此打破了关于妇女适合于家庭事务的社会惯例。
          
           Emily Honig认为上海纱厂工人的身份是由地域思想所定，而不是由阶级意识。当然，同乡概念也同样影响了重庆社会，重庆社会是由四川移民、外地难民和随工厂、学校、政府机关搬迁的外地人口组成。四川人，所谓的上江人与下江人（长江中游和沿海地区人）之间的关系也日趋紧张。纱厂搬迁到重庆，随厂迁徙去的仅是一小部分技术骨干去培训新招工人，其结果，在整个劳动大军中四川人占有最大的比例。如果要说有什么不同，区域的划分增强了重庆工人的阶级意识，工人对不平等待遇强烈不满，忿恨职员享有各种津贴，而职员多是非四川人。
          
           研究重庆纱厂工人的经验和她们的社会活动，从性别方面与阶级方面加以分析势必都有用。她们无产阶级化的过程加速了抗战时期的工业化进程。工人所处的阶级地位和她们日常面临的工作条件，激发了她们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及各种形式的集体活动。女工的反抗，至少在两方面使得其性别化。第一，待遇问题，高工资、高社会地位。待遇悬殊问题激发了女工参与社会活动的积极性。第二，工人参与活动的策略战术。如妇女积极分子和共产党员利用新生活运动促进妇女指导委员会所属的工厂服务队进行活动就是一例，为了保护女工的利益，她们利用女性是弱势群体的社会偏见，争取得到更多的社会支持和利益。
          
           女工们的活动，是按照她们自己的自身愿望投身到工业劳动大军和投入工人运动中去的，这挑战了家长式社会规范与期望。社会活动与女工的性别特征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由于有在城市生活工作的机会，增强了青年妇女自立自主的愿望。但她们也被艰苦的工作环境所束缚，由此也加强了工人之间的团结，增强了初发的阶级意识。在纱厂，女工们能够享有接受一定的教育，由此增强她们的自信心。20世纪40年代，这些意识内的转变使很多妇女通过参加工人运动，要求获得人的尊严， 争取更高的社会地位，她们尝试着改变、影响社会。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何稼书（Joshua H. Howard））（本期特别策划采写工作小组：童力、宋晖、江哲、郭烁、刘鹏、黄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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