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本文仅就近年来抗日战争研究中出现的创新观点作一综述。
          
           一、关于西安事变的主角与解决方针
          
           对发动西安事变的主角,多年来学术界并无疑义,都认为在发动事变的张学良、杨虎城二人中,主角是张学良。张学良本人也曾多次在有关事变的回忆中承认这一点。杨天石根据张学良所写《西安事变反省录》认为,事变的主角不是张学良而是杨虎城。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创意不是杨虎城,而是杨身边工作的共产党员。在推动西安事变发生的合力中,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和出色的统战工作,无疑是推动张学良、杨虎城走上联共抗日道路,最终能发动兵谏,实行“逼蒋抗日”的非常重要的因素。《西京兵变与前共产党人》一书披露了共产党人黎天才、吴雨铭、李希逸、罗章龙等在张学良部工作、策动兵变的情况。陈铁健认为共产党人对张学良的影响是积极的,是导致西安事变发生的重要因素。他们的作为,有功于中华民族,有功于抗日战争,这都是不容否定的历史事实。
          
           关于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李义彬对此问题进一步作出考证,认为这个方针的制定,经历了一个短暂的探索和完善的过程。1936年12月1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讨论西安事变问题的扩大会议,基调是“审蒋”、“除蒋”。时为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坚持党的“逼蒋抗日”方针,没有赞同“审蒋”、 “除蒋”主张,为中共制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奠定了基础。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策略的反复和动摇是短暂的,中共中央经过对西安事变后形势的观察,认识到只有和平解决这次事变,才能有利于结束全国内战,实现全民抗战。12月19日,在认识趋于一致的基础上举行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放弃“审蒋”、“除蒋”主张,正式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在此期间,12月16日共产国际关于“和平解决冲突”的电报指示,无疑对中共确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起了积极作用。
          
           关于西安事变中张学良释放蒋介石问题,学术界依据有关周恩来的重要著作所形成的流行观点认为:1936年12月25日, 周恩来不同意当天释放蒋介石,而张学良拉着杨虎城,在没有告知周恩来的情况下,匆忙释放并亲送蒋介石回南京。占善钦依据台湾公布的蒋介石和宋子文的日记, 并通过对其他材料的佐证和推导后认为,发动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虽然早有释放蒋介石的筹划,但是在国共谈判成功之后才释放了蒋介石;周恩来对张学良释放蒋介石是知情并同意的,还提供了关键性帮助,但对张学良亲送蒋介石是不知情的。占善钦还认为,为了中华民族的团结和张学良的安全等,中共长期以来对西安事变的宣传有所保留。出于这样的考虑,没有论述周恩来在12月25日释放蒋介石一事中的作用,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回避周恩来的作用,就可以突出张学良,有利于张学良的安全;同时还可以维持蒋介石“体面”地回到南京,突出西安事变是国民党的内部问题。
           　
           二、关于中日秘密交涉问题
          
           抗日战争期间,中日之间的秘密交涉几乎没有停止过。对于国民政府同日本秘密接触的性质定位上,过去一般将其定位于妥协投降、委曲求全等贬低性词汇。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对此提出了质疑。
          
           杨天石通过对日军在广州对蒋介石政权进行秘密谈判“诱和”的所谓“桐工作”的研究,认为此事对中方来说,不过是军统特务为刺取情报而采取的权谋,其派出代表的身份、出示的蒋介石亲笔文件和转达的意见都是假的;对日方来说,是为了诱惑重庆要人坐到谈判桌前,实现“巨头会谈”。
          
           王建朗从 1940年夏胎死腹中的中日交涉计划“张季鸾活动”有关档案入手,剖析蒋介石对于中日议和的基本立场。指出对关内,蒋坚持日本应干净、彻底撤军,恢复七七事变前的状态,有时更进一步要求日军退到长城线以北。对东北,蒋表现出较大的妥协性,准备以特殊方法处理,但也不能简单以“出卖”东北名之。其指导思想是尽量拖延时日,以待国际局势发生有利于中国的变化。
          
           杨天石认为,孔祥熙是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内部的重要主和分子。对于谈判情况,孔祥熙有保留地向蒋介石作过汇报,但是,在一些关系国家主权的关键问题上却对蒋有所隐瞒。对孔指导的这些谈判,蒋介石大都持批评、阻遏态度,甚至用“以汉奸论罪”、“杀无赦”等言词相警告。孔虽表面接受批评,暗中却继续活动。蒋介石虽也指导过几次秘密谈判,反映出他对以和平方式解决中日战争存有幻想,但相对说来,他的抗战意志比较坚决,“苦撑待变”、“抗战到底”是他思想的主导部分。
          
           三、豫湘桂战役是不是一次“大溃败”
          
           长期以来,人们几乎达成一种“共识”,即认为豫湘桂战役是一次“大溃败”,甚至称该战为“豫湘桂大溃败”。姜良芹认为,抗战后期的国民党战场在牵制、打击日军,并最终打败日本侵略者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1)挫败了日军的战略企图。以豫湘桂战役为例,不仅没有在实质上达到其战略目的,且大大增加了侵华日军自身的困难。(2)有力支援、配合了盟军在太平洋战场的作战。1944年4月,日本南方军向印度的盟军重要兵站英帕尔发动攻势。英军告急,要求增援。蒋介石在日军进攻河南的紧急情况下,决定反攻缅北。结果,中国远征军在豫湘桂战役期间,始终未回调一兵一卒。这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无疑是个了不起的贡献。(3)支援、配合了敌后战场。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展所以迅速,其中原因,有一点就是由于1943年至1944年日军的主要攻击目标指向国民党战场,特别是日军1944年春夏实施的“一号作战”,集中了侵华日军(中国派遣军)80万的2/3于国民党战场,大大减轻了华北、华中共产党抗日根据地的压力。 徐江虹则认为,对中日两国来说,1944年战局的发展给双方都带来了至关重大的影响,是抗日战争伟大转折的一年,这个转折以日本侵略军发动的豫湘桂会战及其影响为标志。
          
           四、关于中国抗日战场的划分
          
           长期以来,大家一直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只有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两个战场,范德伟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还有第三个战场,即中缅印战场,这个战场是由中、美、英三国共同领导的,具有双重属性,既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一部分,也是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将中缅印战场作为一个独立的战场,有利于增进对抗日战争的了解。(1)中国的抗日战争,存在一个不断升级和扩大的过程。(2)中缅印战场反攻的胜利,是中国抗日战争反攻的契机。(3)中缅印战场是国民党战场的派生,它应从属国民党战场;从指挥系统和英美军的直接配合作战来说,它又不属国民党战场,而是一个独立战场。
          
           曾景忠则将滇缅战场定位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西线战场”,理由是:中日战争爆发后,战争的方向大致从东向西,以中国战时首都重庆为基准,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战线均在东面,中国西部是安全可靠的后方。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进攻缅甸和滇西,使中国抗战处于东西两面夹击的态势。中国被迫从东线抽调大量兵力用于西线滇缅战场,迎击和抵御入侵之日军,以绝对保障西南后方的安全。这成了中国存亡攸关的问题。将滇缅战场称为西线战场,有利于加深对中国抗日战争后期战局的认识,也有助于加深中国坚持抗战艰苦性的认识。
          
           五、关于国共军事合作和共同纲领问题
          
           刘贵福以百团大战、中条山战役为中心,探讨了抗战中期的国共军事合作。中共发动百团大战有打破日本进攻西北计划、影响全国战局和击敌和友、加强国共合作的战略意图。在百团大战中,国民党晋南部队给予八路军以一定的配合。在中条山战役中,中共军队也应国民党请求,在敌后出击,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这种配合反映出两个战场相互依存,相互配合的历史事实。
          
           国共合作有无共同纲领问题。过去学者们普遍认为这次合作没有共同纲领,并把它作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特点之一论及。沈海波认为,1938年4月1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即是国共合作的共同纲领。其理由是:第一, “共同纲领是建立统一战线的前提”,这在毛泽东、张闻天、王明抗战爆发初期的讲话中都有所表述,也可见中共中央文件。第二,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过程中, 两党都对共同纲领做过酝酿,中共向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五项要求、四项保证”,实际就是中共提出的国共合作的具体纲领;蒋介石提出成立同盟会时,也表示要讨论共同纲领。第三,国民党的《抗战建国纲领》与中共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在基本原则上是一致的,且为中共所拥护。第四,在国共合作时期,中共坚决地执行了《抗战建国纲领》,并且以这个纲领作为孤立和反对顽固派的武器。
          
           （作者单位：安徽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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