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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师承记》八卷，为清乾嘉时期学者江藩所撰，为研治清代学术者案头常备之书。然江氏纂书，多取材於当时诸家碑状传记，删汰剪裁，错讹丛出。传刻之本，豕亥浸多。民国时有周予同选注本，近有日本学者近藤光男《汉学师承记译注》本，注释纠谬，其功甚伟，尤以近藤氏所注为整饬有法。笔者笺注此书有年，且滥充教习，为诸生授《汉学师承记研读》课。见江书之误与注家之失，皆积之书箧，寸累铢获，得数百条。今以一九八三年北京中华书局版锺哲整理本为底本，依原书卷次页码，择出二百余条，考異如下。清人如赵之谦、李慈铭以降，及周氏、近藤氏、锺氏之胜义微言，皆从而採之；而其注释之误、标点断句之失与讹脱衍倒之字，亦多有驳正焉。[①] 卷一 阎若璩 祖世科，……官布政使司参议。（六页） 祥案：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一○册《南雷诗文集·参议阎公神道碑铭》：万曆四十五年，“陞山东右参议兼按察司佥事，廷议边才，改为宁前兵备。”赵执信所撰阎若璩《墓誌铭》：“官至辽东宁前兵备道参议”，杭世骏《道古堂文集》卷二九《阎若璩传》同。张穆《阎潜丘先生年谱》引《万曆甲辰进士履历便览》曰：“阎世科，……癸丑，升郎中，辽东管粮。……丁巳，升宁前参议。戊午，回籍。”然则为官宁前兵备道参议，非布政使司参议也。江氏全袭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八《阎若璩传》，钱氏不知何据，江氏袭之未改耳。 年十五，……是年，补学官弟子。（六页） 祥案：张穆《阎潜邱先生年谱》繫入学为顺治八年十六岁时。其引《淮山肄雅》曰：“录顺治八年李提学嵩阳类考生，以商籍入淮安学。首题‘伯夷、叔齐至怨乎’，次题‘视天下悦而归己’。” 年二十，读《尚书》，至古文，即疑二十五篇之伪，沈潜二十余年，乃尽得其癥结所在。（六页） 祥案：《钱传》作“三十余年”，与此不同。《张谱》引《行述》曰：“著《尚书古文疏证》盖自二十岁始，而诸子史集，亦自是纵学，无不博览。”考阎氏《尚书古文疏证》初成四卷，黄宗羲为之序，後四卷次第成之。《疏证》中记事按语，尚有丙子（康熙三十五年）时所记，则全书定稿在阎氏著书四十年后，然则钱氏之说，较江氏说为胜耳。 郑康成注《书序》，於《仲虺之诰》、《太甲》、《说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陈》、《毕命》、《君牙》，皆注曰“亡”，而於《汨作》、《九共》、《典宝》、《肆命》诸篇，皆注曰“逸”。（七页） 祥案：此为阎氏《尚书古文疏证》卷一“第三言郑康成注古文篇名与今異”条按语之文，原文“肆命”之下尚有“原命”一篇，凡“亡”、“逸”皆十三篇。又《疏证》卷一“第十六言礼记引逸书皆今有且误析一篇为二”条按语：“郑注书有‘亡’有‘逸’：‘亡’则人间所无；逸则人间虽有，而非博士家所读。杜氏注统名为‘逸’，此其微别。” 然其《书赞》曰“我先师棘下生子安国亦好此学”，则其渊源於安国明矣。（七页） 祥案：棘下，又作稷下，地名，战国齐都城临淄稷门（今山东淄博东北）见《水经注》二六《淄水》。战国时齐学者会聚之处，号稷下学社。《史记》卷四六《田敬仲完世家》：齐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於■、田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集解》引刘向《别录》：“齐有稷门，城门也。谈说之士期会於稷下也。”《周注》：“本春秋鲁邑，当今山东肥城县南。”误。《春秋》成公三年：“叔孙侨如帅师围棘”。即此地，非本篇之棘也。 於《尚书》则云：“周，至也。言纣王至亲虽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其诠释相悬绝如此，岂一人之手笔乎？（八页） 祥案：《近藤注》：“《疏证》第十九条‘不如周家之多仁人’，《孔传》作‘少’，钱大昕撰《阎氏家传》已为修正，然《汉学师承记》光绪九年山西书局刊本作‘多’，或勉强与《疏证》相校而改耶？” 与陈秀才寿善，一夕共成七言绝句百首，名曰《陇右倡和诗》。（九页） 《周注》：“陈寿善，未详待考。“祥案：《周注》误。《杭传》作“陈秀才子寿”，是。江藩脱“子”字，周氏未详考也。子寿，名祺芳，清常熟人。诸生。客游半天下，入钱谦益、龚鼎孳之门，诗文豪宕，有逸气。有《韬庵》、《鸥波》等集。清庞鸿文等纂《光绪常昭合志稿》卷三0有传。又《杭传》曰《陇右倡和诗》“长汀黎副使士宏为之序”。《张谱》引《託素斋集》中《序文》曰：“癸丑腊尽，赵子石寅……访余於张掖，……曾不数语，石寅即自称於巩昌陈阶六少参所，得交两诗人：一为陈君子寿，一为阎君百诗。……两君日坐老屋颓簷，以诗角险，真若大将将十万师，分坛据垒，无敢胜负。壁观者无不惊骇失魂魄。……两诗人……终日拥被含毫，真若有万不可已之事，属稿连篇，至一二千言不止。”张穆注：“绎序意，知无一夕成绝句百首之事。” 若璩闻之曰：“王伯厚尝云：‘夏侯胜善说《礼服》，言《礼》之《丧服》也。萧望之以《礼服》授皇太子，则汉世不以《丧服》为讳也。唐之奸臣以凶事非臣子所宜言，去《国恤》一篇，识者非之。’讲经之家岂可拾其餘唾哉！”（九页） 祥案：此段引王应麟言，当止於“去《国恤》一篇”下，“识者非之”非王氏语也，锺氏标点引号有误。 三十一年，客闽归。（九页） 祥案：客闽归当为二十二年。《杭传》作“二十一年”。《张谱》引《行述》曰：“二十一年，客福建。……二十二年，客福建方归，司寇公来邀，复至京师。公家盛宾客，客皆当世魁士，而贤重府君逾常等。”又阎氏《疏证》卷一“第十六言礼记引逸书皆今有且误析一篇为二”条按语：“癸亥秋，将北上。先四、五月间，净写此《疏证》第一卷成。六月，携往吴门，於二十二日夜半，泊武进郭外。”然则二十二年，至京师时，已后半年矣。杭氏、江氏皆误。盖江氏袭自《杭传》，而手民氏讹为“三十一年”耳。 予举宋陈良时有《使功不如使过论》。（一0页） 《周注》：“陈良时，《宋史》无传，待考。”祥案：《周注》未细考也。阎若璩《潜邱劄记》卷一：“读宋陈傅良时论，有‘使功不如使过’题。”则此“陈良时”为“陈傅良”之误，江氏脱“傅”字耳。陈傅良（一一三七—一二0三），字君举，号止斋，宋瑞安（今属浙江）人。乾道中进士。宁宗嘉泰中，知嘉州，进宝谟阁待制。卒谥文节。师事郑伯熊、薛季宣，传永嘉之学。著述今存有《春秋后传》一二卷、《历代兵制》八卷、《永嘉八面锋》一三卷、《止斋集》五二卷等。事见《止斋集》附录楼钥《神道碑》、蔡幼学《行状》、叶适《墓誌铭》，《宋史》卷四三四有传。 又越五年，读后书独行传（一0页）。 《近藤注》：“后书”非脱误“汉”字。……《潜邱劄记》及杭氏、钱氏皆作“后汉书”，《师承记》山西书局本补入“汉”字。祥案：近藤氏说是。古人书中，如此省称者多矣，此不必补也。中华书局锺氏点校本以山西书局本为底本，故亦有“汉”字耳。 《指摘日知录》一卷，见《潜邱劄记》中。（一0页） 祥案：此指阎若璩《补正日知录》一卷，见《潜邱劄记》卷五中。“指摘”二字，不当加曲线为书名也。 藩闻之顾君千里云：“曾见初印亭林所刊《广韻》，前有校刊姓氏，列受业阎若璩名。”则若璩常执贽崑山门下。然若璩所著书中不称亭林为师，岂亭林没后，遂背其师耶！（一0页） 祥案：关於顾、阎关係，《张谱》末引诸家论阎氏之学及著述后，论江氏此语云：“顾、阎相见，在康熙十一年壬子，而《广韵》刻於康熙六十年丁未，王山史《山志》云：‘李子德尝得《广韵》旧本，顾亭林言之陈祺公，托张力臣鋟木淮阴。’案：书前列正字姓氏四行云：‘上谷陈上年祺公、吴郡顾炎武宁人、关中李因笃天生、淮阴张弨力臣’。与《山史》之言正合。此事本与潜丘无涉，何为无端拉入，若今日名士之标榜乎。且四人皆冠以地，不应潜丘独称受业，即真执贽门下，《广韵》非顾氏私书，受业之称於谁加之？惟四行后，空白一行，下又记云：‘悉依元本，不敢增添一字。’千里因从此空白之一行生波。夫太沖、亭林，皆潜丘心折之人，太沖卒，潜丘仿双江故事，追称弟子，岂有於亭林而反背之。千里天性轻薄，於总角至交之李尚之其殁也，乃造作文字，重相诋毁。常熟王应奎《柳南随笔》曰，陈在之学诗於冯定远，尽得其指授，而背辄毁定远，不遗余力，定远比之於逢蒙，遍诉邑中士大夫，在之反以此得名。於是邑中后进之士从定远游者，或因声名未立，遂有效在之故事者矣。然则千里殆渐染在之之风，而並欲污前贤以自盖也。此论又何足怪，但不可使后进少年以潜丘为藉口耳，余所以不能已於辩也。”又案：据黄嗣艾《南雷学案》卷七《及门·阎百诗先生》：阎氏疑《书》而不能明，“请业於南雷公之门，南雷公披导榛芜，撰《授书随笔》一卷付之，先生始恍然得其症结所在。著《尚书古文疏证》八卷，南雷公序之，并阐发‘危微精一’之旨，识者以为知言。”则阎氏以黄氏为师，为实录也。 宋齐以前无“花”字。（一一页） 祥案：“前”，诸本皆作“南”，是，锺校本形似而误，当据改。 乾隆甲午优贡生，癸卯举人，隰州学正，以例授国子监助教。（一三页） 祥案：清冯金伯《墨香居画室》卷五：“以优贡入成均，充八旗教习。丙午，北闱癸贤书，授隰州学正，旋告归。”又清蒋宝龄《墨林今话》卷七：“官隰州年余，即告归。”依二家之说，则充八旗教习在前，任隰州学正在后。江藩述事，前后互倒也。 胡 渭 宋程大昌《禹贡山川地理图》世无传本。（一四页） 《周注》：“按江言程《图》世无传本，盖本胡说；实则乾隆间修《四库全书》，曾由《永乐大典》中辑存二十八图。《四库总目提要》卷十一经部书类一程大昌《禹贡论禹贡后论山川地理图》下云：‘今以《永乐大典》所载校之，祗缺其《九州山水实证》及《禹河汉河》二图耳。其余二十八图，岿然並在，诚世所未覯之本。今依通志堂图叙原目，並为二卷，而大昌之书复完。’则程《图》今仅缺其三。详可参考《四库全书总目》。”祥案：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杜教授泽逊先生云：“《禹贡山川地理图》，南宋淳熙八年泉州州学刻本，旧藏上海郁松年宜稼堂，后归乌程蒋氏密韻楼，再归祁阳陈澄中，建国初从香港购归，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一九八五年由北京中华书局影印为《古逸丛书三编》之一种，首尾完具，其中《九州山川实证总图》、《今定禹贡河汉对出图》俱在。《通志堂经解》本、《四库全书》本皆非完帙。又所缺二图，《提要》已明言，周氏误以禹河、汉河为二图，故曰‘今仅缺其三’也。” 四十二年，法驾南巡，渭撰《平成颂》一篇，献诸行在。（一五页） 祥案：江氏以胡渭进书事隶此年，误，实为四十四年康熙帝第五次南巡时事，非四十二年第四次南巡时事也。夏定域《胡胐明先生年谱》康熙四十四年引《禹贡锥指纪恩》末注曰：“按乙酉漱六轩本《锥指》，卷面题‘康熙乙酉孟夏草莽臣胡渭恭进’，首页印有康熙御笔‘耆年笃学’四字，並题‘康熙四十四年四月十七日赐臣胡渭’。按《文献徵存录》、《钱传》、《国朝先正事略》、国史馆《本传》，均繫此事於康熙四十三年，又《师承记》及《阎谱》繫於四十二年，《阎谱》並谓‘潜邱垂老，谆谆以求御书为言，盖有感於胐明之事’。均误。” 顾祖禹 又用开方法绘地图四卷，名曰《读史方舆纪要》。（一七页） 祥案：“四”，《近藤注》“原刊本空一字，阮亨本作‘一’字。”案《粤雅堂丛书》本作“曰”，原刊本作“囗卷”者是，诸本皆非也。《读史方域纪要》凡南北直隶与十三布政司皆附有图，非一卷，亦非四卷也。 张尔岐 著《天道论》、《中庸论》、《笃终论》，为时所称。（一六页） 祥案：《笃终论》即张氏《后笃终论》。晉皇甫谧悼厚葬之害，著论为葬送之制，名曰《笃终论》，见《晉书》卷五一《皇甫谧传》。尔岐感当世丧葬之风，听信巫覡，崇奢背礼，为害甚烈，遂作《后笃终论》，倡言“奢而示之以俭，俭而示之以礼，移风易俗，诚贵者贤者之责也”。详《蒿菴集》卷一《后笃终论》上下。故江氏此文，“后”字不可省也。 《汉志》所载传《礼》者十三家。（一六页） 祥案：《汉书·艺文志》：“凡礼十三家，五百五十五篇。”《周注》：“按十三家与原文目录不符，今已不可考释，故不录。”祥案：周说似是而非。《汉志》礼类凡著录《礼古经》五十六卷经十七篇、《记》百三十篇、《明堂阴阳》三十三篇、《王史氏》二十一篇、《曲台后仓》九篇、《中庸说》二篇、《明堂阴阳说》五篇、《周官经》六篇、《周官传》四篇、《军礼司马法》百五十五篇、《古封禅群祀》二十二篇、《封禅议对》十九篇、《汉封禅群祀》三十六篇、《议奏》三十八篇，计目十有四，而篇数五百五十有四。《司马法》一家，《七略》本在兵权谋家，班固取彼而入此也。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卷二：“今计《古文经》、《古文记》合一家，《今文经》一家，《明堂阴阳》至《明堂阴阳说》共五家，《周官经》、《传》合一家，《军礼司马法》以下共五家，合计十三家。”然则原目並无不符矣。 疏其节，录其要，取其明注而止。（一七页） 祥案：后一“其”字，张氏原《序》作“足”，文义较备。 崑山顾炎武……又与友人论师道书曰：“独精三礼，卓然经师，吾不如张稷若。”（一七页） 祥案：江氏曰“与友人论师道书”，误。《亭林文集》卷六《广师》：“苕文汪子刻《集》，有《与人论师道书》，谓‘当世未尝无可师之人，其经学修明者，吾得二人焉：曰顾子宁人，李子天生；其内行淳备者，吾得二人焉：曰魏子环极，梁子曰缉。’炎武自揣鄙劣，不足以当过情之誉，而同学之士，有苕文所未知者，不可以遗也，辄就所见评之。……独精三礼，卓然经师，吾不如张若稷。……”然则江氏误以汪氏之题，归之亭林耳。 卷二 惠周惕 惠周惕，字元龙，一字研谿。（一九页） 祥案：惠士奇《先府君行状》：“宅南有谿，方而窪，形如砚凹，俗名砚凹谿，故公自号砚谿。”又《惠氏宗谱》卷三《密云砚谿公传赞》：“世居东渚，渚南有谿，方而窪，形如砚，故自号砚谿。”又卷三二：“字元龙，号研谿。”然则字研谿者，误矣。 靖康末，以文林阁学士扈高宗跸。（一九页） 祥案：明王居正《宋文渊阁学士惠公传》：“乙巳，金人陷平州及燕山州县，奉使督诸道兵入援，加文林阁学士。丙午，渊圣即皇帝位，晉文渊阁学士，仍兼领邓州路。……既而以范致虚代邓州，改元祐为亲征行营制置使，奉睿圣次相州，开大元帅府。……帝授（秦）桧礼部尚书参知政事，寻加平章兼知枢密。元祐久有退休之志，得乞身终老。会寇已去浙，帝思回銮，乃命扈驾如临安。”如此，则当曰“以文渊阁学士扈高宗跸”矣。然惠栋《九曜斋笔记》卷一“扶风”条：“予家出自扶风，始祖文林阁学士吉甫公讳元祐，尹和靖高弟子也。”钱大昕案：“文林阁学士，宋时无此官名，谱牒所载未可信。”案钱氏所言甚是，宋时有文林郎，为文散官名，从九品；又为选人阶名，从八品。无文林阁学士，即文渊阁学士亦无之。明太祖时，於南京奉天门东建文渊阁，成祖迁都北京，又於宫内东庑建文渊阁，且置大学士，此文渊阁学士之始也。 文翁守蜀，选子弟就学，遣雋士张宽等东受《七经》。（二0页） 祥案：“张宽”，《汉书》卷八九《文翁传》作“张叔”，《钱传》误引，江氏转录《钱传》，亦误，当据改。《汉书》卷八九《文翁传》：文翁少好學，通春秋，以郡縣吏察舉。景帝末，為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 乃撰《周易述》一编，专宗虞仲翔，参以荀、郑诸家之义，约其旨为《注》，演其说为《疏》，汉学之千有五百余年，至是而粲然复章矣。（二四页） 《周注》：“按虞翻卒於三国魏青龙元年癸丑，当公曆二三三年；惠栋卒於清乾隆二十三年戊寅，当公曆一七五八年。先后相距，适为一千五百二十六年。”《近藤注》亦引周说。祥案：江氏此语，盖为清儒常言，泛指自汉末至清中叶乾隆时约千五百年左右之时间，未必确指自虞翻卒年至惠栋卒年间之时间也。 京氏筮法，一爻变者为九六，二爻以上变为八。（二五页） 《周注》：“京房筮法见《易林补遗》。‘二爻以上变为八’，疑‘八’上脱‘七’字。惠栋《易例》卷一‘占卦’条云：‘《易林补遗》，京房占法，一爻动则变，乱动则不变。若然，一爻变为九六，二爻以上变为七八也。愚谓：《左传》所占卦，如云其卦遇《蛊》，其卦遇《复》。穆天子传其卦遇《讼》，皆六爻不动也。其云遇《艮》之八，及晉语遇《泰》之八，皆二爻以上变，仍为七八而不变也。’按江文盖据此。”祥案：《周注》误。《周易述》卷一七《繫辞下》“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条疏：“京氏筮法：一爻变者为九六，二爻以上变者为八，故《晉语》重耳得贞《屯》、悔《豫》皆八，乃三爻变，不称《屯》之《豫》而称八，《左传》穆姜遇《艮》之八，乃五爻变，不称《艮》之《随》而称八者，皆是贞夫一之义也。”又惠氏下文明言：“七者，蓍之数；八者，卦之数。蓍圆而神，卦方以知，神以知来，知以藏往。知来为卦之未成者，藏往为卦之已成者，故不曰七而曰八。《春秋内外传》无筮得某卦之七者，以七为蓍之数，未成卦也。”然则惠氏原文如此，“八”上並不脱“七”字也。 古之圣人，生有配天之德。（二五页） 祥案：“德”为“业”之误。惠氏原注作“业”。又惠氏《明堂大道录》卷六“明堂配天”条亦曰：“古之帝王，生有配天之业，殁享配天之祭。” 故太暤以下，历代称禘。（二六页） 《锺校》：“‘称’，各本俱作‘所’。”祥案：作“所”是。惠氏《周易述》原注亦作“所”也。 熲容《春秋释例》云。（二六页） 祥案：“熲”为“颍”之误，惠氏《周易述》、《明堂大道录》书中所引亦皆作“颍”。颍容字子严，汉陈国长平（今河南西华）人。博学多通，善《春秋左氏》，师事太尉杨赐。郡举孝廉，州辟，公车征，皆不就。献帝初平中，避乱荆州，聚徒千余人。刘表以为武陵太守，不肯起。著有《春秋释例》。建安中卒。《后汉书》卷七九下有传。 禘、郊、祖、宗四大祭，而总谓之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故也。郑注《大传》“不王不禘”，及《诗·长髮》“大禘”笺，皆云“郊祀天”，是郊称禘也。《周颂·雝序》云“禘太祖也”。《郑笺》云“太祖谓文王”，是祖称禘也。刘歆云“大禘则终王”，是宗称禘也。董子曰：“天地者，先祖所自出也。”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故四大祭皆蒙禘名。（二六页） 祥案：自“郑注《大传》”至“故四大祭皆蒙禘名”，为惠氏疏文，注上文“禘、郊、祖、宗四大祭，而总谓之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故也”句，《钱传》误植入之，江氏袭之，然疏中“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故四大祭皆蒙禘名”，又与上重复，故此段疏文当删者也。 《周书》朝诸侯则於明堂，觐诸侯则设方明。（二六页） 祥案：《钱传》引此句“觐”字前有“仪礼”二字，江氏转引而省“仪礼”二字，今本《逸周书·度邑解》有“我维显服，及德之方明”句，然与本文所述“方明”无涉，故当依《钱传》为是，此二字不可省。 又云“颜氏无伐而不言围者，非取邑之辞也”。今何本亦有之。（二七页） 《周注》：“‘今何本亦有之’，各本《师承记》皆作‘有’，但惠栋《九经古义》卷十三《公羊上》原文作‘今何本亦无’。按‘有’当作‘无’，或江引偶误，或刻误。何休本为《颜氏春秋》，颜氏既无‘伐而不言围’云云，则何本不当言‘有’甚明。” 隐三年“登戾之”。（二八页） 祥案：《礼记·大学》：“一人贪戾，一国作乱。”《郑注》：“戾之言利也。……《春秋传》曰：‘登戾之。’”《周注》：“按‘登戾之’系严本《公羊》隐五年传文，今本何氏《公羊》依颜氏作‘登来之’。注云：‘登读言得。得来之者，齐人语也。齐人名求得为得来。作登来者，其言大而急，由口授也。’戾作来，文不同。又‘隐三年’《师承记》各本皆作‘三’，按‘三’当作‘五’，或江误引，或刻误，《九经古义》原文作‘五’，亦可证。” 按孙卿，齐湣、襄时人，当秦之惠王，则在其後。卿所注书。（二八页） 祥案：“注”，惠氏原文作“著”，当据改。此所著书，即《荀子》也。 王侍郎兰泉先生。（二九页） 《周注》：“王兰泉，王昶之字。”祥案：《周注》误，兰泉为王昶之号。阮元《揅经室二集》卷三《王昶神道碑》：“以居兰泉书屋，学者称兰泉先生。”严荣《述庵先生年谱卷首》：“因有兰泉书屋，琴德居，故时亦以为号焉。”然则兰泉、琴德，皆别号也。又本书卷四《王兰泉先生》：“一字兰泉，又字琴德。”亦误。 沈 彤 有人荐修《三礼》及《大清一统志》。（三0页） 祥案：《高宗实录》卷二二乾隆元年七月辛丑条：“命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朱轼、兵部尚书甘汝来为三礼馆总裁，礼部尚书杨名时、礼部左侍郎徐元梦、内阁学士方苞、王兰生为副总裁。”惠栋《松崖文钞》卷二《沈君果堂墓誌铭》：“著《群经小疏》若干卷，凡所发正，咸有义据，侍郎方公苞绝重之。”《碑传集》卷一三三沈廷芳《墓誌铭》：“雍正间至京师，望溪方公见其所疏三经，谓得圣人精奥；读其文，又谓气格直似韩子。乾隆初元，辑《三礼义疏》，遂荐入馆，名动辇下。”又据李富孙《鹤徵后录》，沈彤“由内阁学士吴家骐荐举”。然则荐举入京者为吴家骐，而荐入三礼馆者，则为方苞也。江藩书中多诬方氏，故讳而不举其名耳。至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卷二又曰，沈彤“师事方苞，湛深经术，所为文深厚古质，格律端谨，不事文饰，务蹈理道，无譁嚣浮侈之习。中岁，与方苞商订《三礼》，辨论精核，述作矜慎，不轻意下笔”。此则又以沈氏为方苞弟子，较之江藩，亦所谓过犹不及矣。 彤老而无子，穷困以卒，得年六十有四。（三0页） 祥案：江氏此说误，沈氏实得年六十有五。惠栋《松崖文钞》卷二《墓誌铭》：“乾隆十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吴江沈君果堂以疾卒。……君生於康熙二十七年戊辰，得年六十有五。”沈廷芳《墓誌铭》、陈黄中《传》同。 考《奔丧》：“无服而为位者，唯叔嫂。”（三0页） 祥案：“叔嫂”，《奔丧》作“嫂叔”，《郑注》“正言‘嫂叔’，尊嫂也”。江氏误倒，当据改。 南归後，读《仪礼小疏》曰：“‘夫之所为兄弟服，妻降一等’。郑於上记注云：‘兄弟，犹言族亲也。此兄弟同义，故不重出。’贾云：‘妻从夫服，其族亲即上经夫之诸祖父母，见於《缌麻章》，夫之世叔父母，见於《大功章》。夫之昆弟之子不降，嫂叔又无服，今言从夫降一等，记其不见者，当是夫之从母之类乎？’”彤谓此条总结上经，非专记其不见者。夫之姑姊妹，见於《小功章》，贾乃遗之。至云从母之类，则有若夫之从祖父母，夫之从父姊妹之类，皆以小功而降为缌，有若夫之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及夫之从祖姑姊妹适人者之类，夫皆为之缌，妻皆降而无服，并包含於其中矣。从母者，母之女兄弟也，故亦可称兄弟。（三一页） 祥案：此段标点有两处之误。其一，郑注：“兄弟，犹言族亲也。”“此兄弟同义，故不重出”非郑氏语也。其二，此整段皆为沈彤之言，故“”号当至段末“故亦可称兄弟”句下，不当在“当是夫之从母之类乎”下也。锺氏未核原文，盖因有“彤谓”二字，遂以下段非引号中语矣。 余古农先生 先生状貌奇伟，顶有二肉角，疏眉大眼，口侈多髯，如轨革，家悬鬼谷子像，故同社中戏呼为“鬼谷子”。（三二页） 祥案：此“如轨革，家悬鬼谷子像”句，当作“如轨革家悬鬼谷子像”为句也。轨革家，谓占术者。轨革，占术之一种，古时术士以人之貌像占验，以附会人事之吉凶。《宋史·艺文志》有《轨革秘宝》、《轨革指迷》等，今不传。 惟皇侃《论语义疏》，其书出於著《鉤沈》之后，且为足利赝鼎，何得谓之鉤而未沈者乎！（三三页） 祥案：皇氏《论语义疏》，余萧客尚未能见，故江藩为其师辩护，然谓皇氏书为“足利赝鼎”者，则非也。此书《宋志》、《中兴书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尤袤《遂初堂书目》，皆尚著录，至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遂不著录，知其佚在南宋时。是书隋时即传入日本，康熙九年，日本人山井鼎等作《七经孟子考文》，自称其国有是书，然中国无得其本者。故朱彝尊《经义考》，注曰“未见”。乾隆三十七年，浙江布政使王亶望得是书日本传本，入四库全书馆中，著录於《四库全书》中。同时王氏亦刻有巾箱本，其版后归鲍廷博，鲍氏入其《知不足斋丛书》中。是书因日本传本已改原书体例，且四库馆臣又有剜改，故经文与今本多有異同，为清代学者所疑，然与钱曾《读书敏求记》所引高丽古本合，其疏文与余萧客《古经解钩沈》所引，虽字句或有小異，而大旨悉合。故《四库总目》卷三五经部四书类一《论语义疏》曰“知其确为古本，不出依託”。是书有日本学者武内义雄整理本，为恢复古钞本之旧貌，今存《武内义雄全集》第一卷中。又案：关於是书传入详情及江藩对此书之态度，详参《近藤注》可矣。 江艮庭先生 又《墨子·尚贤篇》引《泰誓》曰。（三五页） 《周注》：“‘汤誓’各本误作‘泰誓’，今改正。”祥案：江氏《音疏》原文即作《汤誓》。 並不敢出神奇以骇人观听，将摭拾典籍以供补缀。（三六页） 祥案：江氏原文“将”前有“直”字，此不应省也。 传之者仅守残编而不敢补缉。（三六页） 祥案：“仅”，赵之谦批校本、近藤注本作“谨”，江氏《音疏》原文亦作“谨”，是，当据改。 卒年七十有八。（三六页） 祥案：闵尔昌《江子屏先生年谱》嘉庆四年条：“是年，江艮庭先生殁”。注：“孙渊如《平津馆文稿·江声传》：‘嘉庆四年九月三日卒，年七十有九。’《续疑年录》同。《汉学师承记》云：‘年七十有八。’卒年未详。案：《尚书集注音疏》卷十二末艮庭自识：‘乾隆五十四年，年六十有九。’又《小引》：‘五十八年，年七十有三。’以此计之，卒嘉庆四年，实七十有九。若年七十八，则当卒嘉庆三年矣。疑《汉学师承记误》。” 褚寅亮 一字宗郑。（三七页） 祥案：据任兆麟《有竹居集》卷六0《墓表》：乾隆三十六年，褚氏丁父忧。“居丧，日读《仪礼》，以郑注精深，非后儒可及，遂以‘宗郑’自号焉。”然则江氏以“宗郑”为又字者，误也。 尝谓“宋人说经，好为新说，棄古注如土苴，惟《仪礼》一书为朴学，空谈义理者不能措辞，而晦菴、勉斋、信斋又崇信之，故郑氏之学未为異义所汩。至元吴兴敖继公撰《集说》，虽云採先儒之言，其实自注疏而外，皆自逞私意，专攻郑氏，学者苦注疏之难读，而喜其平易，乃盛行於世”。“盖君善之意不在解经，而有意与康成立異，特其巧於立言，含而不露，若无意於排击者，是以入其玄中而不悟。至於说有不通，甚且改窜经文，曲就其义，不几于无所忌惮乎”！（三七页） 祥案：江氏此记袭自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四《仪礼管见序》，然自“尝谓宋人说经”至“乃盛行于世”，乃钱氏之说，非褚氏之语；自“盖君善之意不在解经”至“不几于无所忌惮乎”，方为钱氏引述褚氏之语。江藩皆以为褚氏论学之语而引之，大误。 《燕礼》：“胜觚于宾。”（三七页） 《近藤注》：“《师承记》原刊本以下各本皆作‘胜’，明为涉前引‘胜者’、‘胜党’而致误。《仪礼》经文、《管见》、《钱序》皆作‘媵’。《郑注》：‘媵，送也。读或谓扬。扬，举也。’” 是以入其玄中而不悟。（三八页） 《近藤注》：“元中，盖《三统术》所谓之元中耶？”下详推演其数。祥案：近藤氏此注大误。“元”乃“玄”字，避康熙帝讳而改者，钱氏《仪礼管见序》作“玄”，锺哲校本改“元”为“玄”，是。“入其玄中”，语见《世说新语·文学》。 如“月相求六扐之数”句。（三八页） 祥案：“月相求”，《近藤注》据钱大昕《三统术衍》、阮元序补“中”字，作“中月相求”，是。此为求“中气”与“朔望月”之关係，故“中”字不可省也。 早年为《公羊》何休之学，撰《公羊释例》三十篇，谓《三传》惟《公羊》为汉学，孔子作《春秋》，本为后王制作，訾议《公羊》者实违经旨。又因何邵公言礼，有殷制，有时王之制，与《周礼》不同，作《周礼公羊異义》二卷。又著《十三经笔记》十卷、《诸史笔记》八卷、《诸子笔记》二卷、《名家文集笔记》七卷，藏于家。乾隆四十年，以病告归。五十五年，卒。（三八页）。 祥案：此段“早年为《公羊》何休之学”下，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李慈铭校评初刻本作“撰《公羊义疏》二十九卷，又以《玉篇》、《广韵》诸书中字体之不悖於六书者，补许氏《说文》之阙，名曰《说文补遗》，其书藏於家。乾隆五十三年，以老疾告归，未几卒。”与后来刻本不同。 卷三 王鸣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