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姑苏繁华图》描绘的即为近代江南地区工商业绵延不绝的繁华 在我国历史上，江南地区是经济、文化都非常活跃的区域，也是资本主义萌芽最早的区域，现在人们通常称之为“长江三角洲”。研究中国当下的现代化进程，江南史一直是非常重要.. 研究中国当下的现代化进程，江南史一直是非常重要的区域参考样本。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李伯重认为，当下的“江南经济奇迹”其实是有历史渊源的，历史上江南地区一直为自身经济成长做了各种充分的准备。 在我国历史上，江南地区是经济、文化都非常活跃的区域，也是资本主义萌芽最早的区域，现在人们通常称之为“长江三角洲”。研究中国当下的现代化进程，江南史一直是非常重要的区域参考样本。 8月15-16日，名为“明清以来江南城市的发展与文化交流”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光华楼举行，国内外著名的江南史研究专家王国斌、李伯重、梅尔清、巫仁恕等都带着最新的研究成果与会讨论。 此前江南史的研究已经十分丰富成熟，随着近些年城市研究的推进，研究者们尝试在江南史的研究框架下拓宽研究视角，比如城市交通问题、城市空间形态的变革问题、居住空间问题、城市管理问题，这些问题以寻求历史经验的方式在会上得到探讨。然而，引发最多关注的，则是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李伯重带来的《“江南经济奇迹”的历史基础——新视野中的近代早期江南经济》研究报告。该研究从历史角度看待现在的“江南经济奇迹”，这一最新的研究观点带给了江南史研究新的惊喜，得到了与会研究者较为一致认可。 改革仅释放了江南的潜力 李伯重指出，历史上江南地区一直为自身经济成长做了各种充分的准备。之所以近代早期江南经济停滞落后、与近代经济发展无缘，其实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味试图“脱亚入欧”，将自身改造为西方式的近代社会，而全盘否定自身历史传统与积累所导致的。 此前学术界通常认为，当下“江南经济奇迹”源自1979年的经济改革、外资与先进技术和管理的大量引进等因素。但这些非江南独有，在全国许多地区都不乏类似因素。“1979年开始的经济改革，实际上是否定以往的历次改革中所推行的合作化、公社化、集体化、国有化、计划经济、城乡隔离、自给自足等政策，事实证明这些政策恰好严重阻碍了江南经济的发展。”李伯重认为，江南经济真正的优势在于长期发达的工商业发展史。因此，1979年的经济改革给了江南一个机会，释放其蕴藏的潜力。这也符合并再次证实了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而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道理，在以往对造就中国以及江南经济奇迹的深层原因的探索中，却被学术界的传统看法所屏蔽。 撬动“西方中心论” 美国经济可能严重衰退 美国加州大学王国斌教授的研究也刚好对李伯重的观点进行了补充。王国斌认为，造成江南地区绵延千年的繁荣景象，其主要原因在于政治力量的缺失，由此使得中国的经济中心很难像欧洲那样，出现从江南向其他地区迁变的景象。 “英美的崛起只是近代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几个片段，并不能预言世界经济中心未来的演变过程。前几个世纪依靠军事力量进行的政治压迫，以此影响经济交往的现象，在当今已不再是一种可被接受的方式。”王国斌更大胆预测，“未来的图景，中国可能会继续发展，美国则会裹足不前，进而可能严重衰退。” 需要指出的是，李伯重与王国斌的研究理论是基于学术界“加州学派”的理论立场，该学派主要进行中欧经济史比较研究，并坚持批判“西方中心主义”，两人正是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李伯重进一步提出，当前关于江南经济史的研究也多是以西方中心论为基石，将西北欧国家的经历作为社会经济变化的“正常”模式，并为此建立理论框架，实际上是限制了江南经济史的研究。李伯重还建议，对之前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定论”进行重新审视。不过，当前的学术界对“加州学派”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本身也还存在着争议，有观点认为该学派虽称反对以西方模式套中国，在研究中却仍未摆脱套用西方模式的窠臼。 ◎衍生话题 学术与公众的距离在增大 对话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邹振环 这仅仅是一次学术界内部的研讨，与会者都是江南学领域的专业学者，旁听者寥寥，基本都是相关学科的高校学生。看上去像是一个小众聚会。会议负责人邹振环在向早报记者介绍会议内容时，顺带提到了目前学术越来越冷清小众的问题，其中他再次解释了学术的社会价值与传播状况，为此，学术与公众的距离问题正在显影。 以大的社会视野来看，文明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也是学术在前沿开拓，公众在后方消化的过程,文明的积累需要学术演变为常识。正是这一金字塔式的知识积累模式，推动了整个文明的进程。 早报：为什么学术需要向公众进行传播？ 邹振环：学术研究每次取得的新进展，如果不能转化为公众知识，新知识就没法得到有效积累，学术就无法更好地推进，它就只会停留在小圈子里，永远都是“新”的。最后，学术反而成为一个阶层所独有的，社会知识反而可能退步，也就没法推动整个社会观念的进步。 早报：为什么现在学术和公众的距离会越来越远？ 邹振环：媒体是学术传播至公众的一个重要渠道。我们有时候看到媒体报道的内容，仅仅是介绍开过这样一个会议，但是真正重要的会议内容、学术成果却难以体现。媒体比较关注热门人物，但学术会议的与会者通常并不是什么热门人物、新闻人物，只是在学术界的专业领域里很有名。经常这样之后，学术界也没有兴趣和媒体沟通了。这个现象很普遍，最后也就影响了学术在公众间的传播。 早报：公众往往对学术存有陌生感，由于缺乏专业基础，理解上通常具有一定难度。学术传播除了依靠媒体，还有其他传播渠道吗？ 邹振环：既然是传播，一定主要依赖于媒体的。怎样做好学术的公众传播是一个比较大的工程，我们希望媒体多做一些普及工作，但问题在于，学术界研究的很多内容媒体不太了解，当然由于学术知识相对要求专业基础，而媒体上介绍的很多内容对于学术界来说已经很陈旧，学术界早已经做了很多工作把这些知识更新过了，媒体方面却并不知道，还在重复老的观点并当成新闻。媒体人不一定具有专业的学术基础，这就造成了传播工作的问题。 早报：在媒体并不发达的从前，学术传播如何进行呢？ 邹振环：以前学术的公众传播过程非常艰难。比如“地圆说”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明朝时带来的，最开始在当时的士大夫圈子里传播，没有成为公众知识。从晚明到晚清出现了一段“禁教”的时期，比如康熙曾经禁止过传教士活动，结果“地圆说”的传播也停止了，很多公众又不再知道这一知识，直到晚清以后，公众才通过教科书、报纸等媒介传播再次接受这一常识，“地圆说” 也才重新再次传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