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当今世界范围来看，全球史因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迅速发展而日益凸现，而随着全球史研究的深入，人们对全球化的理解也不断加深。不过，作为一个史学流派或史学分支学科来说，迄今为止，全球史仍处于不断演变的过程之中。有学者指出，“全球史这一术语可以用来描述一切试图致力于广泛、大规模视野的历史，全球史学家正是以其方法而不是史实，区别于那些研究地区史或国别史的学者”，“全球史主要不是或者说不仅仅是某种根本上统领着世界机制的综述和阐释，全球史有别于旧的世界史，它是一种研究方向，重在对全球交织的多样性展开经验研究，揭示与这种交织相联系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全球史就是全球人类社会的交往史，其研究指向是全人类的联结模式”。还有学者认为，全球史大致相当于我国高校课程中的“世界通史”。目前，还有学者提出，“新全球史”指出“新全球史与全球史有明显的重叠，‘新’字在于表明其研究的重点是全球化的当代表现，强调研究和教学并重”。总体来看，正如有学者指出，全球史作为一个学科领域还处于创建阶段。 视野恢弘的全球史 实际上，全球史与世界史研究的时间和空间范围是一样的。目前，西方全球史在实践中表现出两种路数：一是宏观性的通史类全球史研究，二是全球视野下的微观性个案研究。通史类全球史之所以能为人们认识世界史提供一种新的研究框架，就在于其对世界史更加深入的实证研究基础上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的转变。通史类全球史的编纂一般涉及三个基本问题：其一是宏观的全球视野，其二是对规模较大的单位及历史事件进行综合比较研究，其三是追求中立的价值判断。对这三个方面的把握和运用是否精深适当，往往决定了一本全球史著作的成败与否。 首先，西方通史类全球史强调历史研究的全球性视野，即全球的、整体的而非区域的、局部的研究视角，从而对人类历史发展进行系统考察。全球史观的宗旨与西方史学界传统的“欧洲中心论”是针锋相对的。对于世界史编纂而言，不仅需要对“欧洲中心论”在价值判断上的狭隘和偏颇之处进行批判，更重要的是如何肃清它作为历史研究中的经验主义教条而造成的根深蒂固的影响及危害。在这个问题上，“全球史家不否认欧洲在世界史上的重要作用，同时努力寻找欧洲中心观以外的其他解释”。 例如，20世纪中期首倡全球史观的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在注重研究世界各大文明的联系和相互影响的同时，强调不能忽略历史上文明中心以外的各个民族，指出必须从更宽阔的历史背景上来看待文明，而这一背景不偏不倚地包含着人类的全体。又如，杰里·本特利指出全球史的核心议题就在于探讨“独立”与“交往”的关系，认为这一关系的本质就是互动。“历史事件不仅在民族国家和社区的框架内展开，也发生在跨越区域、跨越大陆、跨越东西半球、跨越海洋和全球的背景下。这些大规模的跨文化和跨区域的交流影响着单个社会和全球的历史演变。”有学者认为，全球史观的核心理念就在于互动。西方学者在全球史编纂实践中把跨文化互动视为“人类社会组织的存在形式和世界历史发展的动力”。 其次，通史类全球史往往把文明、区域等规模较大的综合体作为历史研究的基本单位，对规模较大的单位或跨区域及跨文明的历史事件进行综合比较研究是全球史在实践中的重要方法。对历史发展中的横向联系进行比较研究为世界史编纂中全球视野的实现提供了可能性。这就要求对研究跨越文明和区域界限的大规模贸易往来、文化交流、技术扩散、宗教传播、人口迁移、环境及生态变迁等内容的重视。例如，皮特·N.斯特恩斯等认为，“世界历史的大量内容可以通过对主要文明的突出特点进行比较来组织。比较提供了一种把不同文明的历史性发展联系起来的方法并使得我们能够确认关键性的模式。”柯娇燕也指出，“全球史研究者利用其他历史学家所做的研究，对其进行比较，关注较大模式，并提出理解变迁的方法，以便阐明全部人类历史的性质和意义。” 再次，中立的价值判断是通史类全球史实践的价值取向。“世界上每个地区的每个民族和文明在被考察时都拥有平等的地位和权利主张，任何一个民族和文明的经历都不应被漠视为边缘或无关紧要的。”正如有学者指出，“为摆脱欧洲史学观念居主导地位而形成的旧世界史的话语特征，全球史研究者在编纂历史著述时对许多词汇与关键概念的界定和运用都退向更中性、外延更宽泛的领域”。还有学者指出，全球史尝试回避一些源于欧洲的概念，如“封建主义”、“现代性”、“西方”、“西方化”、“工业化”，等等。 “欧洲中心论”影响下的全球史 全球史提供了对世界史的一种新视野。但是，构建一个充实有效的世界史理论体系，无疑是一个复杂、艰巨的研究任务。半个多世纪以来，实际情况表明，西方全球史研究存在着一些局限和问题。首先，在通史类全球史编纂过程中，“全球性”的实现有赖于认识主体是否具有深邃的历史眼光，但历史学家作为认识主体从各自民族、文化、宗教等立场和情感角度出发，有可能会产生历史认识上的局限和偏差，这就导致全球史容易表现为历史学家各自的全球史。 其次，通史类全球史在探索世界历史发展的动力和规律方面暴露出明显不足。有些西方学者已经认识到，“任何带有明显全球视角的历史编纂学研究都不得不设法平衡普遍性与特殊性，对于全球结构的内在差异和许多地方性力量的全球性程度，都需要保持敏感”。实际上，离开对各文明社会内部发展的考察，忽略对人类社会发展共同性的研究，无法对世界历史的整体进程作出充分和根本性的解释，无法阐明世界历史进程本身的多样性和统一性，也就无法反映出人类社会生活的全貌。这已经成为西方通史类全球史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因此，虽然西方学者积极探索了全球史编纂中的理论和方法问题，并且也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果，但实际上始终无法构建出一个系统、科学的世界史理论阐释体系。 最后，通史类全球史著作往往在彰显其作者深远历史视野的同时，也都不同程度地暴露出“欧洲中心论”潜移默化的影响。不过，这在西方学术界可以说是一个根深蒂固的问题。有西方学者指出：“我们自己当然也是欧洲中心论传统的组成部分……我们仍然意识到我们尚未从作为我们自己文化创造物的外境中完全摆脱出来，而且我们所采用的分析工具本身就携带着文化的包袱。”从通史类全球史实践来看，“放眼世界，展示全球”是可能做到的，但是要想“不带成见和偏私，公正地评价各个时代和世界各地区一切民族的建树”， 一些西方学者也承认“实际做到却很难”。 西方通史类全球史所表现出来的对跨文化互动（即人类的交往）的重视，明显地是受到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影响。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交往是指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劳动分工一致的人类交往。所谓交往不仅包含交往活动，也包含交往关系。交往与生产互为前提，生产对交往而言具有基础性作用。正如有学者指出，“交往作为主体的生存方式，既是社会实践的产物，也是社会实践活动得以进行的必要形式，对人类社会历史的考察应建立在人现实的物质生产过程之中”。也就是说，马克思是通过物质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互动）来揭示世界历史演变的内在动力和规律。这种理论高度是目前西方全球史研究所不能企及的。（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