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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亡图存 薪火相传 一旦中原和北方遭遇游牧民族的致命性冲击，南京就会成为中原华夏文化的避难所;一旦国家重新恢复大一统的格局，南京就把这文明的火种重新交还给中原大地。 与其他曾经的古都不同，南京的独特性，体现在它屡次承担过中华文明“救亡图存”的使命。一旦中原和北方遭遇游牧民族的致命性冲击，南京就会成为中原华夏文化的避难所;一旦国家重新恢复大一统的格局，南京就把这文明的火种重新交还给中原大地。 汉末以来，匈奴、鲜卑、羯、羌、氐等五个少数民族不断地向中原内迁，金发碧眼的胡人，渐呈对中原的包夹之势，以致西晋初年，“西北诸郡皆为戎居”。而“八王之乱”以后，晋室分裂，胡人趁机起兵，沃土中原，顿成杀戮之所。“五胡乱华”加诸汉人的是异常恐怖的种族屠杀和人相食的文化倒退。公元311年的“永嘉之乱”，晋怀帝沦为匈奴人俘虏。五年后，长安城也最终陷落，西晋王朝不复存在。于是，那个时代里代表华夏文明最主流、最精英的中原士族和汉人百姓，不得不离开滋养他们千年的长安洛阳，涉险渡过长江天堑。他们来到南京，依靠江流和高墙坚壁抵御胡人南犯。这就是著名的“衣冠南渡”。霎时间，南京城从一个三国时代的繁华吴都，一举成为挽狂澜于既倒、救华夏文明于江左的雄关堡垒，历时104年，第一次成为代表传统中国的中心所在。 东晋之后的南北朝时期，由汉族在南方建立起来的宋、齐、梁、陈，均定都南京。虽各自存在仅仅几十年，但南朝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当时黄河流域的北朝诸国，统治者要么出自塞北的鲜卑，要么是与鲜卑有着密切关系的汉人。虽然北魏孝文帝推行民族大融合的汉化改革，但毫无疑问，正统汉文明的重心已经转移到江南而得以保存。和东晋一样，定都南京的南朝，前有长江、淮河作为天然屏障，后有吴会之地作为经济支撑，独特的地域优势，使之成为江南地区承接、保护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华夏文明的不二选择。范文澜先生评价道，正是东晋和南朝对中国南方的开发，使得隋唐经济得到比两汉增加一倍的来源，是隋唐文化比两汉提高一层的凭借。 唐朝末年，藩镇坐大，遂开五代十国的分裂之局。在“五代”之中，后唐、后晋、后汉三朝的开国之君都是沙陀人。同时，北方的契丹军事力量日渐壮大，不断向中原地区渗透扩张，汉族的生存空间被不断挤压。而相对于“五代”来说，“十国”则因大多定都南方，少受中原干戈的影响，使得继承自魏晋的汉文化得以保存和发展。也和东晋、南朝一样，五代十国期间，大量的中原人士移徙南方以避祸乱，带来了中原的生产技术和科学文化，使得源自黄河的华夏文明在长江以南薪火相传。在“十国”里面，最为著名的南唐就建都于南京。对于正统汉文化来说，相对于北方的“礼乐崩坏、文献俱亡”，南唐不仅“儒衣书服，斯文未丧”，而且进一步将其发扬光大。 公元1127年，金兵攻占北宋的东都汴京，徽钦二帝成为俘虏。同年五月，康王赵构在河南商邱称帝。两年后，节节败退的宋王朝渡江来到南京，宋高宗接受了李纲的建议，准备以江宁为“东都”，并在公元1129年驻跸江宁，改江宁府为建康府。但南下的金兵势不可当，此时的建康城，再一次成为几度易手、反复争夺的战略要地。在南京陷落仅半年后，公元1130年春，宋军几大主力在南京附近集结，再次与金兵寻机决战。在著名的牛首山大捷之后，名将岳飞一举收复南京，金兵仓皇北渡。而韩世忠则率水军在镇江与南京之间的黄天荡江面加以拦截，金兀术仅以身免。建康城一役，南北军事力量的天平重新恢复到了一个平衡点，此后一百多年的时间，金兵再未萌生渡江之志。正是南京的战斗，保住了南宋王朝一百年的“临时之安”。 可以说，“五胡乱华”后的数百年，凡是北方被少数民族侵扰和占据时，一直是南京在接受、捍卫和滋养以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原华夏文明。如果没有大江之畔的这座古城，也许整个汉民族就会接受党项人那样被灭族的命运。即使不那么悲情，我们也必须去想象一个忘了汉典唐章、失了峨冠博带的陌生中国。因此，救亡图存、薪火相传，恰是南京对于一部文明史的独特贡献。 偏安一隅 文化繁荣 习惯了“六王毕、四海一”式的思维，南京的文采风流就容易被贬低为一种“偏安王朝的文化”。但是，与其说是南京选择了偏安，倒不如说是我们的文化选择在南京偏安。 习惯了“六王毕、四海一”式的思维，南京的文采风流就容易被贬低为一种“偏安王朝的文化”。但是，与其说是南京选择了偏安，倒不如说是我们的文化选择在南京偏安。回望五千年的历史，禹贡尧封、海内澄清，固然是雄才大略的君主所孜孜以求的目标。但是，不容“卧榻之侧”鼾声的帝王心态，也使得战乱连连，民不聊生。而文化的繁荣，需要军事的安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文学创作，甚至需要一点点政治上的悲情，正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而南京既有长江天险可抵胡马，军事上得以韬光养晦；又有腹地江南，“衣冠南渡”之后几成天下粮仓；同时，中原的陷落，离乱的忧愁，让避居南方的汉族士大夫伤感和追念不已。有了新亭之泣，才有后世一篇篇怀古思人的金陵文章。因此，自东晋定都南京以来，中国的文化重心就已经出现了一个千里大转移。用谭其骧先生的话来说，“……自是而后，东南人物声教之盛，遂凌驾北土而上之。”从更广阔的历史角度来看，可以说历代王朝在南京偏安之时，多是文化百舸争流、群星闪耀之际。 毫无疑问，南京首先是当之无愧的诗赋之都。早在三国时期，吴地百姓的民歌对后代五言绝句的形成就产生了重要影响。东晋偏安建康，产生了陶渊明这样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诗人。南朝偏安建康，其文运之昌，可谓空前。此时讲求平仄粘对的近体诗一举取代古风玄言，一时间名家辈出，从自信“天下才共一石，子建独占八斗，吾占一斗，天下才共分一斗”的谢灵运，到“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的庾信、鲍照，上承魏晋，下辟隋唐，蔚为大观。南朝梁武帝长子萧统主编的《昭明文选》，则是中国现存的最早一部诗文总集。降至隋唐，南京已经开始呈现出天下文枢之气象。诗仙李白出生于远离中原的碎叶城，而作为北边陲的汉人，南京是他心中的文化圣域，以致他曾建议迁都南京。他传世的八百多首诗，和南京有关的就有近二百首之多。南唐二主的绝美词章已经成为不朽，后主李煜更是被誉为“千古词帝”。眼睛甚高的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也忍不住赞曰：“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矣。”除了催生出中国古典诗词的大量传世名作，南京本身也已经成为被反复抒写的重要主题。纵观一部诗词史，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其他的古都，比南京更多地被反复吟咏。 南京还是一座群星璀璨的书画之苑。东晋的王羲之、王献之父子所创新定型的楷书、行书、草书，为后世万代所宗。画家顾恺之，有“才绝、画绝、痴绝”之称，“画有苍生来所无”，《洛神赋图》、《女史箴图》等画作气味古朴，生动流畅，成为后世工笔画的典范。几乎同时代的雕塑大师戴逵，善铸佛像及雕刻，“器度巧绝”，“百工所范”。他的出现，一改汉魏以来佛像形制粗朴、不足瞻敬的风格。五代南唐间，顾闳中绘成著名的《韩熙载夜宴图》，描神摹态，登峰造极。同时，南唐画苑里群星璀璨，催生了像徐熙、董源、赵千、巨然、周文矩和王齐翰等一大批才华横溢的画家，开启了北宋画坛三百年的兴盛。清三代间，南京产生了著名的以龚贤为首的八位画家，世称“金陵画派”。而在中国画坛上施惠无涯的教科书《芥子园画谱》，也出自南京。以至近代以降，南京画界依然大师辈出，诸如徐悲鸿、傅抱石、刘海粟、钱松?、亚明、宋文治、魏紫熙等群星灿烂。 南京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名著之城。在这里诞生或者和这里息息相关的典籍、小说、理论作品，比比皆是。《世说新语》里知识分子的众生态，或洒脱，或执着，或狂狷，或隐逸，让后世文人追慕不已。南朝文学批评巨著《文心雕龙》、《诗品》的诞生，标志着中国人的文学创作，从“坎坎伐檀” 式的原始随性走向日渐法度森严和成熟理性。明初，多达两万多卷的、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在南京编撰而成。明末到清代，南京产生了许多知名文学家和一流文学作品。寓大义于才子佳人的《桃花扇》、讽世相于士子儒生的《儒林外史》，以及不朽的经典巨著《红楼梦》等等，都以南京的历史为背景，以金陵城的景物民情为素材创作而成。此外，清初学者黄太鸿《西游记证道书跋》就考证《西游记》“篇中多金陵方言”，而《三国演义》里龙蟠虎踞的石头城更是家喻户晓。因此，四大名著中，就有三部和南京城有关。 南京还是一座佛教之都。公元247年,孙权为印度僧人康僧会修建了江南地区最早的佛教寺庙“建初寺”，这也成为佛教在中国南方兴起的标志性事件。公元520年，印度僧人达摩来到南京，一苇渡江，在浦口定山寺面壁修行。而此时的梁武帝萧衍，奉佛教为国教，身体力行，“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记述描摹的就是当时佛教之盛。汉传佛教主要有八个大乘宗派，其中法眼宗，源于南京的清凉山；三论宗的祖庭，在南京郊区的栖霞寺；牛头宗的发祥地，是南京雨花台外的牛首山；天台宗的创始也与南京息息相关。南京也是中国最早、最多瘗藏圣物的地方，特别是最近，南京长干寺地宫的考古发现，其中阿育王塔供奉着佛徒们顶礼膜拜的佛顶骨舍利。明初的大报恩寺塔，近八十米纯以琉璃烧制而成，成为世界奇迹。也是在南京，从东吴到南朝，一代代译经大师翻译了大小乘佛教经典约500部，2000多卷，使南京成为全国重要的译经中心、义学基地。而被称为近代佛教复兴之父的杨仁山所创立的金陵刻经处，则一直是世界性的汉文木刻佛经出版中心，最近刚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称南京为佛都，恐怕一点儿也不为过。 南京是汉语史上众多成语的肇始之源。正因为南京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历史，有许多谈吐雅致、卓尔不群的风雅名士，汉语里众多的典故成语都和南京息息相关。这些成语，题材广泛，造字典雅，可称语言史上一大壮观。有雄奇壮阔者，如“东山再起”、“多难兴邦”；有悲伤婉约者，如“新亭对泣”、“寄人篱下”；有描摹相思者，如“一往情深、”“青梅竹马”;有感叹命运者，如“破镜重圆”、“人琴俱亡”。当然，更少不了和舞文弄墨相关的“一目十行”、“大笔如椽”、“入木三分”、“渐入佳境”、“画龙点睛”、“江郎才尽”。其他出自南京的成语，诸如“自毁长城”、“千载难逢”、“量体裁衣”、 “天花乱坠”、“管中窥豹”、“流芳百世”、“遗臭万年”等等，实在是不胜枚举。 南京更是中国教育科技史上的重要文枢。在南京城，三国时期的学者王蕃写出了中国天文学重要著作《浑天说》，陈卓创建了全天恒星体系，南朝的祖冲之编制出了新的《大明历》，计算出了圆周率，甚至复制了指南车。南京对一部中国的科举史，更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明成祖朱棣因“天子守边”迁都之后，留都南京依然是名符其实的天下文枢。明清两朝，六百年里江南才士辈出，以至清朝一半的状元、一半的国家官员，都出自金陵城的乡试。“南闱” 之盛，曾经让北京黯然失色。曾国藩生平引为自傲的，不是率湘军子弟克复金陵，也不是以汉人而封一等侯爵，而是能够座主南闱，在金陵城开科取士，看天下英才尽入其彀！ 这些文化史上的辉煌，这些南京人物、南京现象，无不是被所谓“偏安一隅”的金陵之山、建康之水所滋养。 成败功业，易归尘土；道德文章，能照千秋。疆土和征服，从来不是历史的全部；文明和文化，才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功业辉煌如成吉思汗者，金戈铁马，纵横踏欧亚大陆，征服的疆土须以经纬度来衡量，诚可谓人类史上最成功的疆域扩张者。然而，没有文化的支撑，再大的功业也只是过眼云烟。蒙元帝国，至今几乎无迹可寻。而曾经偏安的南京，已不止是一座大地上的千年古都，更是永筑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折射着我们文化里最优雅气质、最高贵品德、最聪敏才华的记忆符号。 英雄之城 胜利之都 南京之悲，是民族之悲；南京之兴，是国家之兴。 避难之所、偏安之隅，似乎总和被动、懦弱与妥协联系在一起。但如果仔细留意一下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南京绝非如此。举凡在外族入侵的动荡关口，它都见证了惊天地、泣鬼神的英勇抵抗和胜利反击。 公元383年，氐族人的前秦向偏安南京的东晋发起最猛烈的一次进攻。前秦皇帝苻坚亲率九十万大军从长安南下，行军队伍绵延千里、投鞭断流。在安徽寿县淝水之畔，两军隔河对峙。来自南京乌衣巷里“王谢之家”的东晋统帅谢玄，用激将之法，诱使苻坚后撤而自乱阵脚。晋军的八千精骑趁机抢渡淝水，内应则在秦阵后大呼“秦兵败矣！”于是八公山下，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苻坚的近百万大军，顷刻间土崩瓦解。此战是军事史上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一举遏制了五胡乱后北方少数民族不断南下的侵扰势头，成功保住了以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化精华。 此后的一千多年里，举凡汉民族抵御外族的战斗，总是在以南京为核心的江南地区展开。而抵抗得最为悲壮惨烈的那群勇士，居然多是素来温文尔雅的“南人”。从状元丞相文天祥到尚书大臣卢象升，从说一口吴侬软语的陈子龙到白袍少年夏完淳，从崖山蹈海的宋人到江阴城不肯剃发的百姓，甚至秦淮河上的窈窕歌姬，他(她)们看似文弱，但在那些汉民族所经历的最凶险和血腥的历史关口，却有着匪夷所思的勇气。这是因为，他们懂得，南京和南京背后的江南，是他们精神和文化的最后归宿。他们不仅仅在为汉疆唐土、一城一池而战，更是在为民族的衣冠礼仪、道德文章而战。 至于七十多年前的那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正是南京城军民顽强抵抗，使得日军在淞沪、南京的战斗中付出了惨重代价，才使日酋恼羞成怒，必欲屠城以摧毁中国人的抵抗意志。 正是这种英勇和抵抗的精神，让南京曾不止一次主动开启过恢复文明、昌明国运、人心来归的大复兴、大转折。在这个意义上，南京还每每是中国走向胜利和复兴的标识。 公元410年，离淝水大捷整整十八年，东晋大将，也就是后来的南朝宋武帝刘裕，率部从南京誓师北伐。“气吞万里如虎”的刘裕，一举消灭了鲜卑人建立的南燕，俘获国君慕容超。六年后，他挥师克复长安、消灭后秦。此时，离长安城被匈奴人征服，恰恰是一百年。毫无疑问，这代表着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华夏文明，在偏安南京、修生养息一百年后，主动出击，取得了对北方异族的战略性军事胜利。文明的地缘，被从长江沿岸重新推回黄河流域。 公元1367年，徐达和常遇春的北伐部队从南京出发，一路披靡，直逼大都。一年后，元顺帝仓皇辞庙，曾令欧亚诸国闻风丧胆的蒙古王朝土崩瓦解，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华夏文明浴火重生。明太祖朱元璋起自草根，虽胸无点墨，却深谙前朝覆没的教训，登基后推行修生养息、打击贪墨，遂开有明一代三百年基业。定鼎南京虽仅53年，他却已成功地打造了一座“人穷奇谋，地穷其险，天造地设”的亚洲第一城。 公元1405年7月，明代航海家郑和率领由二百四十多艘海船、二万七千多士兵和船员组成的巨大舰队，从南京起锚，开始了壮丽的七下西洋之旅。从1405到1433年的28年间，郑和的舰队穿越印度洋和红海，直达非洲，遍访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郑和的远航，充分展示了明初中国无可匹敌的国力，也在航线上撒下和平的种子、开辟了海上商旅之路。毫无疑问，这是中国古代史上一件世界性的盛举，也是国力鼎盛的标志。而南京，是郑和下西洋的发源地、起锚地和硕大无朋的宝船制造地。同时，它也是郑和生活了三十多年的城市。 公元1912年，南京再度把中国引向历史的大路口。这一年的元旦，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这标志着满清王朝的正式覆亡和共和时代的开始。公元1945年9月9日上午，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仪式，在南京黄埔路的中央军校大礼堂举行。曾经骄悍不可一世的日酋冈村宁次向中国代表呈上投降书，这标志着经过八年的苦战，中国人取得了抵抗外辱的最终胜利。1949年4月23日，总统府上高扬的红旗，徐徐拉开中国现代史上最重要的转折大幕，预告了一个崭新中国的诞生！在1978年，南京大学的胡福明老师写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短短几千文字，却有千钧力量，为改革开放吹响了理论的号角。 回顾南京，历史不会抹去那些关于丧权辱国条约、关于屠城、关于沦陷之都的悲伤记忆。但历史也同样记住了肇始共和、浴血抵抗、凯旋还都的光荣，更记住了新中国取代旧王朝的伟大时刻，见证了我们如何从失败走向胜利、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转折。可以说，是从南京，中国在近代积弱百年之后，自救自强，从几近亡国，转身踏上与列强煮酒论天下的大国之旅。 重读南京，我们就会发现，在中国的历史上，还没有哪一座城市像南京这样和中华民族的命运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南京既曾蒙受过华夏历史上最为惨痛的羞辱，但也经历了中华民族最为鼎盛的辉煌。更重要的是，南京开启过我们民族的胜利、复兴、改天换地的时代之门。这座伟大的城市，目睹过一个民族生存跋涉五千年的艰辛，保卫过这片土地上最伟大的文明，滋养过我们文化中最深邃温婉的那一部分，见证过我们历史上的大转折、大开端。由此可见，南京之悲，是民族之悲；南京之兴，是国家之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