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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SD，英文全称为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中文译为“创伤后应激障碍”。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美学界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但到1980年才由美国精神病协会正式命名。按心理学定义，PTSD通常由亲身经历或目睹的严重威胁和令人极度恐惧而又无助的暴力恐怖事件引起，当事人经常在脑海中浮现或在噩梦中经历当时的情况，并有严重的焦虑、失眠、情绪失控、抑郁、失忆等症状，严重者会发生自杀行为。如果再次受到伤害，就更易被创伤后的压力摧残。 除心理学症状外，也在PTSD患者中发现血清儿茶酚胺和甲状腺激素水平升高，a2-肾上腺能受体活性增强，脑扁桃体和海马区功能性异常等生物医学改变。 与恐怖相随的PTSD 调查发现，经历过创伤性事件的人，患有PTSD的比率如下：强奸，32%；其他性攻击，31%；躯体攻击，39%；家人或朋友被杀，22%；其他犯罪，26%；非犯罪类创伤（天灾、事故等），9%。可以想见，日本侵华战争中常发生的强奸、屠杀等犯罪行为会带来大面积的PTSD。 在国外，与医学和心理学研究进展相结合，PTSD研究近年来发展迅速。美国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医学文献检索系统（NCBI）收录了全世界14800余篇相关论文。其中，涉及的相关重要领域有PTSD中抑郁症的角色功能，都市青年PTSD患者的自杀尝试，PTSD对妇女心脏疾病的影响， PTSD患者的认知反常， “9·11”事件亲历者和废墟清理工人中PTSD患者的记忆矛盾现象，PTSD患者的自怜，波黑妇女的PTSD综合征及社会支持，PTSD折磨下儿童的精神疾病。 另外，还有“9·11”事件后曼哈顿附近居民的PTSD，经历屠杀的美国犹太人的心理及从PTSD中恢复的历程。David G. Myers的《心理学》在心理障碍范畴里讨论了PTSD的各种成因、表现，尤其关注了战争漩涡中人们的PTSD及其干预方案等等。可以看出，国外PTSD 研究已经深入到多个不同的侧面，把PTSD对人们的“软性”、“隐性”伤害揭露了出来，并结合历史史实，展现了PTSD研究在历史研究中的广阔发展前景。当然，这些综合研究的对象局限于西方社会。 中国现状：结合历史学的PTSD研究是空白 在中国，十多年前，医学界注意到国外PTSD研究，近几年开始自己的研究，取得一定进展。王焕林等研究了中国军人中的PTSD，张本等研究了唐山大地震中孤儿的PTSD，徐唯等研究了特大爆炸事故中的幸存者的PTSD，马磊等研究了PTSD的危险因素，徐勇等研究了SARS中患者和民众的 PTSD，程灵芝等研究了PTSD的干预和治疗，黄静等研究了汶川地震后青少年的PTSD，王瑶研究了被强奸的女性的PTSD，杨晓云研究了大学生的 PTSD，杨淑芬注意到家人的关怀和护理对PTSD患者的积极作用，杨贤菊等研究了PTSD患者的心血管反应和治疗方案，等等。相对而言，中国心理学界对 PTSD研究的著作不如医学界丰富，结合历史学的PTSD研究则付阙如。 抗日战争时期，日军为摧毁中国军民的抵抗意志，在中国广大地区实施长时期的战争犯罪和暴力恐怖活动，造成难以精确统计的巨大财产损失和数以千万计的生命损失，更有无数的中国民众经历或目击了日军的杀人、强奸、抢劫、纵火、细菌战、化学战、无差别轰炸、强制劳动等犯罪行为。我们经初步的调查发现，这些受害者生理、心理创伤严重，形成严重的PTSD症状，很多人终生遭受其折磨。 但相对于那些“显性”的伤害，中国受害者的PTSD甚少受到关注。一方面，“医治战争创伤”一词，往往被局限于政治、经济、教育等宏观领域；另一方面，对战争受害者个体的关注，也往往集中于是否受过枪伤、刀伤、性暴力，能否获得赔偿等问题上。PTSD没有进入抗战史学术研究的视野，也没有引起其他领域学者专家的应有关注。 PTSD：理解南京大屠杀的新视角 在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中，以往的研究注重日军的屠杀、性暴力、抢劫、纵火等战争犯罪，个别学者如张连红，已经对受害者的心理进行研究。但从PTSD 的角度，科学、全面地界定经历者、幸存者和目击者的受害程度、范围和持续性，尚无专门的论著。国内医学界、心理学界虽已有一些关于PTSD的成果，但未与抗日战争史、南京大屠杀史研究结合起来。这使我们对南京大屠杀和其他暴行的理解受到很大限制。 概而言之，国外学界结合医学、心理学，研究战争和暴力受害者PTSD的发展趋势未引起国内应有的关注，国内对PTSD的研究与战争史研究尚存在“两张皮”的隔阂态势。笔者注意到这些缺憾，拟以对南京大屠杀受害者的PTSD研究为起点，延展到对侵华日军细菌战、“慰安妇”、化学战、无差别轰炸、强制劳工等战争犯罪受害者的PTSD研究，从而构建出对日本侵华战争中受害者PTSD全面研究的基本框架，揭示侵略战争“隐性”的、全面的、持续的危害，填补研究空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