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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一位日本敦煌学家曾说过“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这句话对中国学者的刺激很大。早在去敦煌之前，就听说了日本学者对敦煌的痴迷，即所谓“敦煌病”。 1909 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随身携带了一些他从敦煌带走的写卷来到北京，一边向中国学者展示，一边提醒他们“敦煌还有”，令学者们大为震惊。罗振玉当即提请清廷学部把残余的敦煌经卷收归国有，同时，他还在《东方杂志》六卷10 期上发表了《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一文。稍后，一些日本学者以及回到法国的伯希和相继发表了有关敦煌文献的文章或讲演。因此，许多人视1909 年为国际“敦煌学”的真正开端。 在讲解员的带领下，走进莫高窟第16 号大窟，在甬道的北侧，出乎意料地出现了一道黑色小铁门，往里张望，空空如也的小石窟内有一尊僧人像。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壁龛，被单独编号为第17窟，原来，它就是著名的“藏经洞”。这个洞，曾是晚唐河西都僧统洪圆寂后的影窟，在11 世纪被封闭，作为敦煌寺院贮藏图书、法器的密室。从中出土的公元4-11 世纪的佛教、社会文书、刺绣、绢画、法器等文物50000 余件，涵盖了包含有中国及中亚古代历史、地理、宗教、经济、政治、民族、语言、文学、艺术、科技等大量内容极为丰富而珍贵的资料，被誉为“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古代学术的海洋”，在西方学术界则被称为“ library cave”，即“图书馆窟”。 这19立方米、保守了9个世纪的几万件珍贵文物，此后如何通过那位发现藏经洞的王道士之手，流落、失散到世界各地，如今已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故事。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日本人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俄国人鄂登堡以及美国人华尔纳等探险家接踵而来，将我国西北以及中亚其他地区的大量经卷和其他文物席卷而去，仅伯希和一人就拿走了6000 多卷，这些文物现在都被分藏于世界各大博物馆或私人收藏机构中。如今，敦煌文献保留在我国的仅剩8000 件，且大多为各国探险家挑剩下的残卷。 藏经洞文献面世近10年后， “敦煌学”作为一门“ 显学”在国际上兴起，中、法、日、英、德、俄等国众多著名学者趋之若鹜，而他们的发现也不断改变着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面貌。从1909年算起，今年恰逢敦煌学诞生100 周年。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藏经洞的文物流失虽是巨大的不幸，但也是中国百年积弱的历史必然结果。即便是“百年敦煌学”的开端，当年也是拜掠夺者的“ 良心发现”。1909 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随身携带了一些他从敦煌带走的写卷，再次来到北京，一边向中国学者展示，一边提醒他们“敦煌还有”。当时的学者们看到这些绝版经卷以及伯希和提供的照片，都大为震惊。著名学者罗振玉在得知敦煌藏经洞还有剩余写卷后，便提请清廷学部把残余的敦煌经卷收归国有。同时，他还在《东方杂志》六卷10 期上发表了《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一文。稍后，一些日本学者以及回到法国的伯希和相继发表了有关敦煌文献的文章或讲演。因此，许多人视1909 年为国际“敦煌学”的真正开端。 在现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看来，从这个角度上说，伯希和虽然拿走了大量经卷，但也使敦煌经卷始为中国人所知。1910 年，清廷学部电令陕甘总督把敦煌所剩经卷全部押送北京，结果一路上被“雁过拔毛”，又有大量散失。藏经洞文物的外流，使得“敦煌”名扬天下，也导致了20 世纪上半叶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敦煌学”的热潮。国际学界的重量级学者如伯希和、斯坦因、沙畹、大谷光瑞、桔瑞超、王国维、罗振玉、内藤湖南、羽田亨等的交流非常频繁和深入，虽然免不了有学术竞争，但对学术成果的即时通报与通力合作却颇为顺畅，大大促进了敦煌学在最初阶段的迅速繁荣。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虽然敦煌在中国，但国人真正注重保护和管理洞窟，较藏经洞文献的发现，晚了近40 年。直到上世纪40 年代，由于抗日战争的影响，国民党迁都重庆，文化中心西移，才使得学者们开始关注远在西北的敦煌。如今，莫高窟第一大佛所在的“九层楼”，便是民国时期修建的。在敦煌研究院院史陈列馆院门口，刻着国民党元老于右任1941 年写的《敦煌纪事诗》中的一首：“斯氏伯氏去多时，东窟西窟亦可悲；敦煌学已名天下，中国学人知不知？” 40 年代，著名学者向达在大公报上化名“方回”撰写文章，指出莫高窟危殆处境，建议政府成立专门的机构给以重视和保护。1944 年，在常书鸿等人的努力下，保护洞窟的围墙才得以修筑，敦煌艺术研究所式成立，而在此之前，这个世界性的文化遗址仅仅是当地人随便进出、烧香拜佛的地方。问及早年对保护洞窟的疏忽，樊锦诗说：“你现在来一次也不容易吧，当时没有飞机，连火车都没有，必须考虑现实的情况。” 如今，随着各大高等院校纷纷开设敦煌学课程，中国的敦煌学研究实力逐年提升，早已今非昔比。樊锦诗表示：“过去，尤其是‘文革’时期，江青说没什么好保护的。而我们在‘左’的时候，日本及中国港台地区的敦煌学搞得很厉害，出了很多大师，香港的饶宗颐、台湾的潘重规都是大师。老外把回鹘文、吐火罗文这些古文字都转换成了英文。这些研究都非常了不起。我们不行的时候，人家很正常，成立了很多机构。‘文革’以后，我们搞得很热闹，香港下去了，没什么人在搞。国外总体上也是后继乏人，发展不容乐观。我们则因为大学开了课，一支队伍起来了。”但是樊锦诗很清楚，敦煌学从一开始就是一门国际性的、各国学者通力合作交流的学科，所以她强调：“不要说‘敦煌在中国，研究要回到中国’这样的话，太小气，太没有气度了。占个嘴上便宜，没意思。” 文物索还，必须由文物单位出面问及文物失散对敦煌学的影响，樊锦诗说：“学术研究不是比赛，没有输家，谁研究得好，就拿出来交流。我们现在是敞开门的，资料在外国，是割不断的，要跟他们交流；敦煌在中国，要看石窟，他们还得过来。” 著名敦煌学者、斯坦因研究专家王冀青表示，根据好多国际条约规定，在它国战争等特殊时期流失的文物，一律必须归还。而他根据斯坦因的日记等材料，可以提供确凿的证据证明，斯坦因不仅使用假护照欺骗中国官员，且当时的敦煌发生瘟疫，死了很多人，农民正在闹起义，官府顾不上。王冀青说，敦煌文物的流失，跟英法联军从圆明园拿走的兽首等文物性质无异，都属于非法入侵，应该要还。然而，关于索还文物的问题，王冀青和樊锦诗都认为，那必须由国家政府或国家文物单位出面解决。最近，由埃及政府和埃及古文物最高委员会以对法国“断交”的强硬态度，迫使萨科奇归还藏于卢浮宫的5 件法老时期文物，似乎是很好的例子。樊锦诗说：“还文物，是要政府还，不要找博物馆。博物馆馆长，就像我，能怎么样？馆长的工作就是把馆管好，还不还，不是他说了算。外国的政府，应该把东西主动还来，这是你们抢着去的，趁中国黑暗腐败混乱的时候抢过去的，应该还给我们。” 王冀青说，2007 年，他“硬着头皮”到英国的学术会议上宣读了证明斯坦因获取文物非法性的论文，结果却被国内媒体批评是“不要文物”，还有人向国家文物局告状，同时又被一些外国研究机构视为“眼中钉”。“其实，无论国内还是国外，都没什么人真正说要索还文物，国内还想跟国外合作，索要了，别人就不跟你合作了；英国人的观点则是，中国现在还不够强盛，还给你，说不定为了经济利益，你们又给卖出来了，所以还不如先替你们保管着。” 日本的“敦煌病” 上世纪80 年代，一位日本敦煌学家曾说过“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这句话对中国学者的刺激很大。 早在去敦煌之前，就听说了日本学者对敦煌的痴迷，即所谓“敦煌病”。事实上，这种传说还真不是空穴来风。在莫高窟偶遇的日本学者大西摩希子，说着一口流利的中文。也许是同西北人接触较多的关系，她的中文口音与口头禅也明显“西北化”了。大西一到研究院，就把带给各个院长的小礼物奉上，“这个是给您太太的，这个是给您儿子的”，他们的交往显然已非一天两天。樊锦诗说：“这个日本人，我知道她每年都来。” 自从1999 年随朝日新闻社组织的敦煌探访团来到莫高窟，大西便再也停不下脚步，每年都抽时间来敦煌。她的博士论文，写的就是“敦煌的观无量寿经变画”。她目前在日本教书，平时也开授一些面向公众的有关敦煌的佛教知识讲座。也许是研究佛教的关系，大西认为，日本人对敦煌的痴迷，“更深层的原因还是宗教”，与江上波夫所说日本人自认是“骑马民族”的后裔关系不大。 上世纪80 年代，NHK 制作的大型电视纪录片《丝绸之路》在日本风靡一时，导致了日本民众中的“敦煌热”，大西说，“大漠里骑着骆驼的景象，对于日本这样的岛国而言，实在太有异国风情，太浪漫了”。当时，有关敦煌的电视、电影、小说全都脱销，而现在，无论是学校的研究实力，还是普通民众对敦煌的兴趣，都已不复当年。 在大西曾经任职的早稻田大学，“美术史与思想”专业内专攻东洋美术方向的研究生仅四五名，“大多数的学生，可能更偏爱研究西洋美术，反倒是老年人始终保持着对敦煌的兴趣”。 2007 年，她申请到日本文化署的研究经费，要做一个计划5 年的研究报告，题目是“怎样观赏西方净土变”。在她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记录了近50 个需要临摹的洞窟，由于其中大多数为非开放洞窟，大西花费了整整一个上午与院方交涉，才得以获准。记者随同大西进入洞窟，只见她对每个洞窟早已熟门熟路，对需要研究的经卷画内容也早就知道了大概，她拿出准备好的手电筒，一进门就窝在地上临摹起来，严谨而专注。 敦煌学已穷途末路？ 王冀青是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敦煌研究所教授和博士生导师，研究敦煌学已经30 余年。他曾考证，“敦煌学”一词，并非如通常所说，是1931 年由陈寅恪率先使用，其实最早是由日本语言学家石滨纯太郎（1888-1968）于1925年在大阪怀德堂夏期讲演《关于敦煌石室遗书》中提出，中文里的 “敦煌学”一词，本身就是个“舶来品”。 “敦煌学”以敦煌藏经洞文物为基础，研究对象扩及整个亚洲中部地区的文物古迹，与“中亚考古学”的内涵大致相当。在日本人的定义中，“广义的敦煌学 ”中所指的“敦煌”不只是莫高窟，而是包含了粟特地区、巴基斯坦北部、阿富汗、整个河西走廊，以及塔里木盆地、吐鲁番盆地、宁夏、内蒙古等诸多地区的考古遗址，是个“大敦煌”的概念。正是由于藏经洞文物给国际东方学界带来的震撼，才激发日本人拿“敦煌”这个地名来“以地命学”，发明了“敦煌学”这个笼统而模糊的俗称，并沿用至今。 然而，作为著名敦煌学者，王冀青却对“敦煌学”作为一门学科颇有微词。他认为，敦煌学的研究者，利用敦煌的资料，研究内容涉及音乐、舞蹈、美术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和自然科学领域所有的学科，所以所谓的“敦煌学”根本是个大杂烩，是个“开了100 年的‘国际玩笑’”，其内在没有必然的逻辑和联系。 “藏经洞的书卷发现了100 年，该研究的也都研究了，都研究完了，穷途末路了。”王冀青在采访中继续对自己的“饭碗”穷追猛打，“敦煌学研究已经进入到低水平重复。保护是一方面，是新情况，面对新的问题，采取新的科学技术。学术研究呢，都是重复来重复去。咱们现在兰大敦煌学研究所80 个学生学术论文每年都要撞车，做的课题又都偏门，已经在做看面相的、解梦的、看风水的。” 对此，樊锦诗有不同的看法：“文科这种东西只能是慢慢深入的，虽然有关敦煌的研究很杂，不过我们现在拓宽了很多新领域，如敦煌饮食文化、家具设计、音乐、舞蹈、法治、经济、民族等，我们现在还结合洞窟和文献研究‘供养人’，也就是现在说的‘投资人’。”樊锦诗还介绍说，他们的一个综合课题“隋唐城市文明”，将在上海世博会上做有关“美好城市”的展览：“像净土变这种壁画，画中的素材不是取自天上，而是人间，要从人间最好的东西中取材，而隋唐最鼎盛时期，最好的东西一定都在城市。于是，壁画中就出现了很多城市文明的元素。” 专访敦煌学者王冀青：敦煌学是一个开了100 年的“国际玩笑” B=《外滩画报》 W= 王冀青 敦煌学100 年有很多种说法 B：敦煌学诞生100 周年应该说与伯希和有特别的关系。 W：西北比较独特，那些外国探险家，当时都是从西边进来，从西边出去，走后门，不经过上海北京。咱们知识分子都在东边，西边没有学者。只有伯希和走过北京，但是悄悄的，严格封锁消息，信也不让写。到了北京以后，坐火车走俄国将东西运到了巴黎。他一看没什么事，第二年光绪和慈禧死了，他就开始说了。到上海、南京、苏州，就开始给当时的知识分子透露信息了。然后他又回到河内。第二年，1909 年，到北京展览了一下。伯希和总体来说和中国学术界最密切，斯坦因不认识什么学者，和中国学术界没关系。伯希和认识，还要和你做研究。2009 年纪念100 年嘛，就是这个事。伯希和在北京和中国学术界交流，引发了中国敦煌学和日本敦煌学的开端。但是1909 年还有个事，就是俄国的鄂登堡进行第一次中亚考察。 B: 敦煌学100 年，国际上有些什么纪念活动？ W：敦煌学100 年现在有很多种说法。2000 年的时候，在北京开了一次纪念敦煌学100 年的大会，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办了一个非常大的展览，纪念藏经洞发现100 年，也作为敦煌学的100 年。2000 年还有好几个活动，香港大学由著名国学大师饶宗颐主办的活动，纪念藏经洞发现100 周年，也就是纪念敦煌学100 周年。我也去了，宣读了一篇论文，就是把“敦煌学”这个词的来源做了个规范。以前人们认为这个词是中国人创造的，后来我证明是日本人创造的，到现在已经普遍接受了。2000 年在加拿大魁北克，还有一个纪念敦煌学100 周年的活动，“加拿大第38 届亚洲与非洲研究大会”中间有一个敦煌吐鲁番学专题，专题会上也把藏经洞发现100 周年纪念了一下。 2007 年在伦敦办了个很大的会议，就叫“敦煌学100 年”，纪念1907 年斯坦因到藏经洞拿了文物，他是第一个拿走文物的外国人。英国人认为敦煌学是从斯坦因进洞开始的。会上给我指定了一个主题发言，叫“1907 年斯坦因在敦煌和王道士及中国官员是怎么打交道的”。走之前这个事情泄露了，在香港大公报上登了消息，说中国有5 个教授去索还敦煌文物，给我们很大压力。我说了两句，第二天报纸上就登了，说王冀青辟谣了，实际上我的原话也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去伦敦是开国际会议去的。索还不索还文物是国家文物局管的事。我们作为学者去，是要阐述自己的观点。我要千方百计证明斯坦因拿走敦煌卷子是非法的。要不要或怎么要，我没有这个权力，也没有这个能力。 后来这个事在媒体上闹得很大，英文网站也报道了，把英国人吓了一跳。那个会上，中国人里我第一个发言。文章我用了好多档案，包括斯坦因的日记、账本，把斯坦因和中国官员打交道的细节披露了一下。我今年到俄国去，火车上同车厢有个中国文物研究所的先生，问我那次伦敦我有没有去，我说去了，他说后来那事你们知道不知道，有人告状了， 给国家文物局告状说我们5 个人去那里不要敦煌卷子。 2008 年，在印度新德里也纪念敦煌学100 年，他们指的是伯希和进洞的时间。 2008 年还有一个小型会议我没有去，法国巴黎召开的纪念伯希和进洞100 周年。北京大学的荣新江教授做了一件事，他把伯希和的档案复制回来了。他有一个非常大的计划，伯希和的信件，包括和中国人之间的通信，和英国人、俄国人的通信，分别加以研究。荣先生把伯希和与斯坦因的通信全部给我了，另外伯希和写给中国学者罗振玉、王国维等的信，则交给了国家图书馆的史睿。这样我就承担了一部分。原来说今年中华书局会出一本书，对伯希和档案的研究，把我们的论文结集。 B：那今年有比较大规模的纪念活动吗？ W：今年9 月，俄罗斯圣彼得堡敦煌学研究所开了个纪念敦煌学100 年的会议，题目是“敦煌学：未来100 年的问题和展望”。我写的是斯坦因和鄂登堡之间的往来通信，但前面加了个“帽子”，指出未来100 年一定要研究档案。档案很重要，包括所有敦煌学家的信件、日记。因为敦煌学已经没什么太多的“油水”了。干了100 年后没什么新发现了。我本来要宣读一篇论文，完全否定敦煌学，说敦煌学完全就是个“国际玩笑”，这么一个观点。人们不敢说敦煌学是个大杂烩，因为这个词大家以为是陈寅恪创造的，陈寅恪是国学大师，地位很高。但是2000 年我在香港会议上就说了，这个词是日本人创造的。所谓的敦煌学，就是有这么一摊人，用了些敦煌出土的资料，研究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和自然科学领域所有的学科，其实没有内在的联系和逻辑。 要永远把敦煌学放在引号里 B：照你的说法，敦煌学如今已名存实亡了？ W：刚好今年季羡林先生去世了，他是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他去世后一直没有新会长。要我说，选什么呢，解散算了。后来说，大家都吃这碗饭的，你要说没这个学科也是个麻烦事。我给学生上课，我跟学生都说清楚的，你们心里要明白，没这个专业，赶快找自己感兴趣的，否则名不正言不顺的。我们现在开国际敦煌学会议，谁都不懂谁的，30 个人是30 个领域，最后提的问题，谁都不懂的，因为他们宣读的论文都是各自领域里最精深的。所以我说，要永远把敦煌学放在引号里。 B：你甚至喊出了“打倒敦煌学”的口号。 W：为什么要“打倒敦煌学”？陈寅恪说： “敦煌学者，当今学术之新潮流也。”可是到现在这个时代，再说敦煌学是国际学术潮流，简直是弱智说的话。但是我看有些书还在说“敦煌学是国际显学”。当时那么说，因为是新材料。一个洞窟里发现好多新材料，这会改变很多学术的观点。所有大学问家都研究过敦煌学材料，王国维、罗振玉、胡适……我们现在能想起来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大家，都用过敦煌学资料。可是现在不一样了。该研究的差不多都已经研究完了。当然也可以再研究，但是想有超越很难了。 B：日本的敦煌学现在怎么样？他们曾经那么痴迷于敦煌。 W：日本人对敦煌最感兴趣，还是1909 年敦煌这个事一开始传到日本去的时候。因为日本是岛国，对大陆沙漠高山非常向往。敦煌佛教和日本的佛教又是一脉相承的。敦煌壁画和日本法隆寺壁画的构图都是一样的。日本人把敦煌看作是日本文化的一个源头。但他们也有同样的问题，就是研究完了，没什么新东西了，细得不能再细了。 B：现在敦煌学涵括的地域似乎也太广阔了。 W：现在所有的会议、所有的论文集、所有的杂志，都是广义的。日本人的敦煌学就很广义，西边到伊拉克，东边到日本，比如奈良所藏唐代文书和印度经卷原件。但是我们认为太广了，所以我们的广义，是指新疆、塔里木盆地、河西走廊，也把西藏包括在内，因为有敦煌藏学，研究新疆、河西走廊出土的吐蕃文献，也是属于一个体系的。 “英国总理大臣”斯坦因 B：你怎么看待文物回归的问题？ W：2002 年，世界14 个全球性的博物馆，他们的馆长联合起来发了个公告，宣称在殖民主义时代和帝国主义时代运到他们那里的文物他们不负责归还。其实英国人也有两派意见，一派要归还，一派不肯。不肯的主要是大英博物馆馆长，因为大英博物馆里的东西都是外国的，还了就没了。但是研究中国的一派人觉得应该还，反正是中国的东西。我是一天到晚老要索还文物的，这样引起很多人不满。国内人也不满，因为他们不想要，我们还要和外国人合作，而外国人明确表示如果要了，就不和你们合作了。 我那篇文章，就是论证斯坦因骗了中国官员，并指出当时敦煌有瘟疫，死了很多人，而且当时正闹农民起义，官府顾不上了，这种情况下斯坦因把东西拿走了。到底有没有瘟疫，咱们文献里没有记载，但是斯坦因日记里记载了。包括保护他的一个卫兵，在莫高窟就死了，这就是一个例子，说明是个非常时期，有瘟疫，有暴乱，还有欺骗。 我在1998 年就研究过了，斯坦因的护照是假的，给了他一个很大的官，叫“英国总理大臣”，中国人怎么能不怕？是中国护照，咱们外务部给的。斯坦因1907 年第二次来，知道中国人非常看重官，所以申请书上一定要提一下他的官，因为他知道非常有用。后来就专门给他安了个官，但不是特别大，是印度政府兹本国总理教育大臣。外务部的人糊里糊涂的，写着写着写成英国总理教育大臣了。再流传来流传去，教育两个字也没了，就成了英国总理大臣。咱们那些知县知府吓死了，1900 年八国联军打进来之后，签条约，其中规定必须惩办祸首，凡是反对外国人的杀无赦。中国人吓得不得了，所以那个护照让他想干嘛干嘛，没有一个人敢拦。他在莫高窟一个月，县长也去了，当地驻军司令也去了，也没问干什么，只是希望他赶快走，因为要镇压农民起义，害怕危及他，等他一走马上采取军事行动。所以那时候我跟英国人说细节，他们说我们不知道瘟疫和农民起义，感谢我告诉他们，还给我在英国发表了。 B：你现在的主要研究课题是什么？ W：我现在收集的斯坦因档案，10年都看不完。我先把日记整理翻译出版。我一个词一个词考证，地名人名，都加注释的。日记嘛，手写体的，我整理成能看懂的。我先要理解，变成中文的。英国人要我先出英文本，我原来有出英文本的计划，出版社都找好了，但是慢得很，我急着要先出中文的。我说我是给中国人做的，他说我们英国人也想知道。他们现在没有人研究敦煌和斯坦因了。 B：国内这两年关于斯坦因的书好像出得比较多。 W：翻译得非常不好。错误百出，很多常识性错误，糊弄的都是看不到原文的人。《斯坦因西域考古记》原先有向达先生的译本，翻译得非常不错，1936 年出版的，是斯坦因第一部中译本，文笔非常优美。最近他们又把这个书重译了一遍，名字是用原来的名字，“在中亚的古道上”，副标题是“哈佛大学讲演录”。里面错误很多，还不如看向达的本子。那个是半文言文，读起来不太顺，但非常准确。新译本我们都对照过的，人名地名全有问题。 未来的敦煌学 B：你怎么看敦煌的数字化工程与敦煌学的关系？ W：敦煌的文物全都在国外藏着，你们看到的那些壁画都是不可移动的，可移动的都在世界各地。做研究必然是个世界性的，外国人得天独厚，随时都可以看，中国人看不了，所以一直落后。80 年代以后，外国人把这些资料拍成缩微胶卷，我们才得以买回来。 2004 年英国伦敦办过一个国际敦煌学项目，宗旨就是现在是个网络时代、数字时代，要把收藏在世界各地的中亚、敦煌文物数字化，几十个博物馆的藏品都拍成照片，放到网上，大家可以看。号称是全公开的，但是据我们观察，还是有好多看不到。 B：敦煌文献的研究，目前在国内似乎还是以汉文典籍与材料为主，大量异族、外国文字，如巴利文、回鹘文、吐火罗文、卢文、利文、粟特文、吐蕃文、于阗文、突厥文等文书的解读与研究似乎还有待拓展。 W：敦煌经卷现在国内研究得比较多的，从量来说是藏文的和西夏文的。然后还有一些梵文的、粟特文的，但还是从汉文的角度。现在人们看到的资料更多了，你可以结合其他地方出土的粟特资料，如粟特人的墓碑，研究魏晋南北朝尤其是隋唐时期粟特人的情况。现在很多敦煌学研究都转到粟特文研究了。荣新江还召开过“粟特人在中国”的国际会议。吐鲁番有很多粟特文的东西。粟特人现在研究得很多，但是还是从汉文的角度，因为我们都不懂粟特文。咱们国内研究少数民族语言文字都有这个问题，还是要经过英国人转写过来，变成英文。我们过去研究粟特文也是通过匈牙利人转写成的英文。在国内你想学粟特文也没地方学，除非到国外留学。伦敦大学有人懂。但是粟特文在语言学上是划在伊朗语系里，你必须懂伊朗的语言才能学得快一点。这太难了，所以我很快不研究了。 B：其他语言文字呢？ W：相比之下，回鹘文有个好处，你懂维吾尔语的话就比较容易学。回鹘文就是维吾尔语的古文。回鹘文很早就“死”了，后来没人用，一直到斯坦因来了之后解读，一直都是英国人法国人在解读，变成英文后，我们这些不懂那种语言但懂英文的就能看懂。问题是，他错你也错。 举个例子，“二号信札”。斯坦因从敦煌烽燧里挖出8 封信，都是“国际信函”，从长安寄出来，目的地是粟特，但这封信没有到达目的地，在中途不知什么原因被埋起来了，用黄绸包着。西方人开始解读，一开始有好多译本，最权威的是匈牙利科学院院长哈尔马塔(Harmatta J.)1979 年公布的，我们都是根据他的译本。我又搞了个汉译本，夹杂了自己对这些词的考证，是1986 年发表的。去年有个武汉大学的香港学生找到我，博士论文要开题了，他就选这个“二号信札”，我说为什么，他说伦敦大学的辛普森·威廉姆斯（SimpsonWilliams），重新通读了一遍，结果说和哈尔马塔解读的不一样，这就比较麻烦了。从学术史上研究的话，这个过程很有趣，就像敦煌的乐谱，过去解读乐谱，上海音乐学院解读一个，广州有一个，北京再一个，甘肃又一个，这里面起码三个是错的。敦煌学很大程度上就像是解读密码一样，可能过几十年就需要重新解读一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