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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粤籍华侨民国以来在维护中央对西藏的主权中曾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但1996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广东省志·华侨志》（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以下简称《华侨志》）对此却毫无记载。显然是不了解，实际上，研究近代藏史者也不大了解，故在此从藏学的角度略作补充叙述。 研究华侨史的人都知道，迄今为止，国内外对于印度华侨史的研究成果甚少，这主要是因为缺少资料，同时，旅居印度的华侨人数以前远不如南洋多，后来就更少了。研究近代印度华侨史，往往涉及到西藏，这一方面是因为商业的往来，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有的印度华侨有与西藏经商，或在西藏生活过的经历。笔者专攻藏学，因工作关系，能见到从英国翻拍回来的有关西藏的英国秘密档案，发现其中有专门的一卷，即《印度事务部档案》（India Office Records:Political and Secret Department[IOR,L/P&S]/11/97 File P3413/1915号《西藏：加尔各答陆兴祺的地位，有名无实的西藏长官；允许他致电中国政府的问题；印度政府协定，涉及条件，1913年7月-1917年9月》Tibet:position of Lo Ch''''ing-ch''''i of Calcutta,titular Chinese Resident in Tibet;question of allowing him to correspond in codewith the Chinese Goverment of India agreement,subject to conditions,Jul 1913-Sep1917）。在其他卷的英国有关西藏的秘密档案中，也会经常见到陆兴祺的名字和他在加尔各答与北京政府和西藏地方当局的电文往来。[1] 尽管研究西藏史及华侨史的学者多知道利用外国的档案研究的重要性，为了读者的了解，我们还是有必要先谈一下英国档案。英国秘密档案根据英国的法律，有50年方可经审查后部分公开的禁律，学者深感不便，于是经不断的抗议，英国工党政府曾下令缩短公开时间。今天我们见到的就是能公开的卷宗。 陆兴祺何许人也，值得英国印度殖民政府为他立专档？在中国华侨史的研究上，人们对陆氏了解很少，上引《华侨志》及《世界华侨华人词典》（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中就没有他的传记词条及任何记载。 光绪三十四年，湖南安化县人陶思曾奉命赴藏处理开埠事宜，所著《藏酉随记》（四川官印刷局，宣统元年）5页上及34页下记载他同年抵达印度加尔各答，十月“初八日晴，晨，天益号主陆韵秋（兴祺）来访。”翌年三月二十二日他返抵加尔各答，“寓天益号”。 笔者在北京图书馆善本部见一正文18张的毛笔手稿《解决藏事说帖·附琐记》，封面题为兴祺撰。另有人用毛笔在封面写到（原文无标点，括号内文字为笔者所加）：“著者在藏有年，熟习藏故。民国五年曾随章嘉（内蒙古最大的活佛）晋见黎大总统，条陈藏事，颇有见地。此本著于十年以后。兴祺何姓何籍？任何职？均未载明。倘得此人一晤，访得藏中诸事，其快奚如？惜也，吾不得而见之矣！癸未（1943年）孟春石荣晖得于海王屯（即北京旧书古董市场）。” 石荣晖何许人也？我们没有找到资料，只知道他是个文史工作者，沦陷时期致力于古籍及手稿的搜寻，当时显然是位关心藏事者，虽与北洋要人交往较多，但对西藏近代史了解很少，建国后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他从此稿本推测兴祺在藏有年。不过后者并未入过藏。 据上引英国秘密档案，陆氏是广东人，当时在加尔各答经营天益商行Thinyik Trade Company.[2]。该商行又称天益号或天益长。“长”在当时亦为商号的专称后缀字。 莫理循是英国人，1862年生于澳大利亚，1912年被袁世凯聘为政治顾问。根据莫理循有关陆兴祺的说法，1910至1912年，当达赖喇嘛流亡印度时，还在加尔各答当补鞋匠（cobbler.又意为粗笨的工人）的陆兴祺被袁世凯政府要求监视达赖喇嘛的活动[3]。当时英国驻锡金政务官要达赖喇嘛与英国保持良好的关系，而陆氏则试图劝说达赖喇嘛与中央保持良好的关系是明智的[4]。这是英文或外文资料中首次出现陆氏的记载。莫理循有关陆兴祺为补鞋匠的说法并不完全正确的。陆兴祺是客家人，过去客家人在印度多从事制革业或开皮鞋店，故莫氏有此说法，但此时陆氏似乎已很有钱。 据当时的汉文史料，他字蕴秋，又号云。 1912年9月2日，陆兴祺等致电袁世凯等，内言：“袁大总统、国务院、外交部、参议院、武昌黎副总统、各省都督、报界公会钧鉴：……英使干涉藏事……不准华人由印度来往西藏。种种为难……祈即遣派领事驻印，保护华侨。……印度华侨陆兴祺、狰（？）丕堂（前西藏执事杨珏堂？但他如刚被赶出西藏的话，就不可能称作华侨）、杨子范、王显廷、马世元叩。”[5] 1912年11月20日，前亚东关监督马师周致电袁世凯，内言：“大总统钓鉴：十五日奉到十月十六日由（云南）腾（越）付寄师周转递达赖喇嘛一电。即日将原码电托江孜番官专差报送，并请回信。复托陆兴祺君设法译成藏文，分途报递。务使此电寄送达赖。所有复电，仍托陆君代呈。陆君少年留学印度，于藏印情形，至为熟识。藏事素著热心，向来驻藏官员，多所借重。刻藏务紧急，变态万端，消息（诚）贵灵通，委托尤须慎重。可否暂委陆君担任斯事。代垫邮电各费。与或有机援，能运动联络达赖、班禅等事，准其电请钓示照遵，开销各项呈报财政部请领。达赖等知陆君为政府委任之人，当必愈加信用。消息易通，感情益洽。或能转移达赖背向之心。（于）西藏危局，大有裨益。是否可行，乞电示照遵。即请速寄陆君密电码一本俾转消息，不致泄露机密。”[6] 陆兴祺所编《西藏交涉纪要》（台北，蒙藏委员会，1954年，4,103fol.26x19）另有1931年油印本（上下册），内第194页载：“（一九一三年）四月二日遂任命陆兴祺为护理西藏办事长官。”这时他成为中央设定的准备或要求派驻西藏的一把手。 1913年5月7日，他致电北京（政府），言接到噶厦（西藏地方政府）藏历3月1日发来（电）文，内言我们深感安慰于昨日接到总统通过邦达仓（出身康区的大藏商）商号给达赖喇嘛的（电）文……虽然我们尚未接到总统通知，委托他（指陆氏）入藏参会。噶厦认为大吉岭（印度侵占的锡金城镇，为一大华侨和藏侨聚居点）为最合适开会地点[7]。 1913年5月11日，他又致电北京（政府），言在满清政治时期，英文用Resident（驻者）来对译驻藏办事大臣一职，此译法忽略了Administering（管理）。他建议政府与（北京）英国公使会商，将Resident改译成Administrator（管理者），这将起到（对西藏）恢复主权的作用[8]。 1913年5月13日，他又致电北京（政府，袁总统），言因为无论如何，达赖喇嘛还保留着对总统的尊重，（应）通知他我已被任命为驻藏办事长官，让他直接派藏官至印度护送我入藏，在那里我能恢复地位，最后解决所有问题。此要求能迫使他着手（此事）。 达赖喇嘛绝未下死口不让一位中国官员入藏……如果达赖喇嘛被服从此命令，我们可用武力解决此问题。 今天我们看此一电文，给人一种陆氏对中央的口气很大，毫无谦虚持重之意，且把西藏问题看得太简单的印象。一位商人突然被任命为中央派驻西藏的一把手，难免会一时踌躇满志，头脑发热。他毕竟没有入过藏，又没有实际的为官经历。在这里显示出了商人在政治上的弱点是难免的。 相对来看，袁总统的语气就客气多了。1913年5月18日，他致电陆氏，请他转交达赖喇嘛。内言西藏最近的动乱乃因（驻藏大臣）联豫与钟颖的失政，这些官员现被召回，我已任命陆兴祺为驻藏办事长官…… 我相信陛下会不迟疑地派官员们汇合和护送所说官员（陆氏）入藏，在那里他将能就今后的改革和恢复旧制度进行讨论和执行所有的措施；所有争论或能减少和平定，利益众生。应允此要求将实现所有陛下弘扬佛教，保护生灵之意愿。 望乞早复。 总统[9] 1913年5月25日，他从加尔各答经当时电报所经地云南腾越致电北京（政府，袁总统），言15日钟颖从印度噶伦堡抵达加尔各答，准备长居，尚未交给他（驻藏办事长官的）印信。钟颖到达前，我与负责最近会议的官员们居住和工作在天益号内[10]。 1913年6月2日（英档作3日，可能为电文接到译出日），袁总统致电陆氏转交达赖喇嘛，言以大吉岭为讨论今后改革的会议点，实未与大英达成协议；我因而指示陆兴祺与你合作。 需要讨论的任何有关西藏的任何问题，你应首先与上述驻藏办事长官讨论，他接着会与中央政府联系[11]。 1913年5月2日，陆氏致电北京的袁总统私人秘书（正式官衔为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号燕孙，1869年生，广东三水人，1933年4月9日在沪逝世），在谈了西藏情况危急及入藏的必要和迫切后，言（前所要求拨给的50万元）仅限用于我的入藏，如需求的此款不能提供，只好请辞[12]。 1913年8月12日，陆氏又致电梁士诒，内言我被任命为驻藏办事长官，驻印度。前6月，钟颖交给我官署印信及档案，仅两个月的。我管有不同的官员，租了房子，准备了对藏公布告示的方式，并官方通知印度总督，短时间处理了各种事务。 （时印度警察已通知他，他的驻藏办事长官一职不被承认驻印度时，严禁与藏人们交通；若违此禁，会被令离开印度。） （请）要求印度总督缓和态度。否则我们的国家威望将遭损，我们将增加处理西藏问题的困难[13]。 1913年8月26日，陆经腾越致电内阁，言现在印度政府拒绝承认我为驻藏办事长官，禁止我与藏人们交通，我会派一专门信使带出你们最后电文的公告，以避免禁令[14]。 1913年8月31日，陆从加尔各答经腾越致电财政部，言前5月收到1万元，用于购买给藏人们的礼物和花在诸涉藏情报代理人上，已罄。 我在藏诸情报代理人和我在印度的班子已数月未被付（薪）。我们的需要是紧急的。请电汇2万元以应急。 同日，他又从加尔各答经腾越致电总统、内阁，谈了同一内容，只是省略了前所收款及西藏所要求的应急款数[15]。 1913年9月2日，蒙藏院致电驻藏办事长官陆（氏），言驻藏办事长官官印现已刻好，准备使用[16]。但两天后的4日，内阁即致电陆氏，言驻藏办事长官诸职责现将被暂停。现无任何必要公布（此任命）[17]。看来，后一令连蒙藏院都未预晓。 不过反正这一职位是虚的，陆氏并未计较，而且此职的任何和暂停从未对外正式公布过，所以陆氏仍不断地像从前一样在加尔各答处理有关西藏的事务，政府及各部门也同样像从前一样与他通电往来。 他虽未能入藏，但在印度也作了大量的工作，其中重要的一项是付出了巨大的人力和财力协助或帮助从西藏逃出的原驻藏官民回国。一位原驻藏官员这样评价：“而中国难民避藏番屠杀，流亡于哲孟雄（锡金）、印度各境者，为驻藏办事长官陆兴祺分起资遣回国，至四年1915冬始毕[18]。” 民国七年五月至七月间，“川边镇守使陈遐龄以南北各路告急之故，委员唐光裕递书达赖，劝其各守边境，无效。复派知事王久敬、李芳悫及夷情调查员甲宜斋（即明正土司）前往拉萨交涉，并致书寄居印度之西藏办事长官陆兴祺，请转转告达赖，体兵息民，听候中央解决。久未得报[19]。” 陆兴祺能从一位侨商出任驻藏办事长官，一方面是由于他热心，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当时找不到更合适的人担任此职。而袁世凯的知人善任，也是一个重要因素。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去后，陆兴祺的驻藏办事长官一职就失去了作用。实际上，此年3月2日，此职已由李嘉喜代理。李氏原为西藏理事官，清朝灭亡后被藏人赶出，此时住在印度。李可能即为陆的秘书李嘉哲。此人藏情熟习，陆氏1913年10月5日向袁总统和国务院推荐赴西姆拉参加会议[20]。 当西姆拉会议召开时，中方全权代表陈贻范尽管是个老牌外交官，但因对西藏情况不熟，缺乏有关经验，结果落入了老奸巨滑的英方人士的圈套，干了有损中国对西藏主权的事，幸亏陆氏在陈的下属中秘密安排了情报员，及时向陆汇报，陆氏即根据自己的丰富的西藏经验及时向中央致电汇报，使损失略有减少。这是陆氏的又一大贡献[21]。 英方为何未将陆氏驱逐出印度呢？也许是陆氏后来注意了自己的行动，使英方无所藉口，但另一原因恐怕是因为英方发现能破译陆氏所有的与中国中央往来电文，可更好地了解中方的意图。有的英方当政者则认为应同意中方在加尔各答建立领事馆，以免像陆氏这样的人胡说八道，提供不准确的情报。看来陆氏在当时也的确让英方头疼。 1925年2月1日，陆兴祺当选段祺瑞召集的善后会议会员（孙文与黎元洪亦为会员）。同月25日，班禅喇嘛抵达北京，受到热烈欢迎，陆兴祺也从加尔各答来北京看望，当然也带来了班禅最想知道的有关西藏的消息。驻北京英国代理公使白乐德当日将班禅喇嘛和陆氏的行踪情况用电报行文告知了印度事务部[22]。8月28日，北京临时政府执政段祺瑞令：特派陆兴祺为国民代表会议西藏议员临时选举监督。 在蒋介石政权的蒙藏委员会时期，陆氏仍被视为参谋。1929年末，由于陆氏和他的天益号的安排，心向中央的班禅喇嘛系统的家庭的约40名青少年离开西藏，经大吉岭和加尔各答来内地留学。此年12月14日，英国驻锡金政务官韦亚向印度政府报告了有19个更多的正在路上[23]。 1930年7月，达赖喇嘛派驻中央的代表棍却仲尼途经印度时就住在陆氏在加尔各答的家中。同年8月2日陆氏奉中央电，还带棍氏去了领事馆。1933年1月30日，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以该秘书处的名义致函陆兴祺先生，称赞他“久居印度，熟悉藏情，且关怀藏事，素具热忱……请其从中斡旋，设法恢复达赖、班禅间情感”。 我们只知道民国三十年代他还在活动，后来就没有消息了。从其年龄大致来推算，应当是去世了。1939年会讲粤语的台湾籍的黄朝琴（1897-1972年在世）奉调加尔各答总领事，1942年内调回部，其记载中就没有提到陆氏。黄氏同陆氏一样均为客家人。黄氏言加尔各答当时有华侨约万余人，以广州和客家人为最多。客家人专营制革及皮鞋店。印度人崇拜牛，制革业被视为贱业，无人从事，故为客家人所独占。惟制革所用化学原料，须向当地政府申请核准才能购得，常受当地政府种种刁难，经营不易，几至停业。经黄氏交涉，获得印度政府允许对制革业者侨胞使用的化学原料，从优配给。 1939年中央大员吴忠信入藏途中于11月27日乘飞机来到加尔各答，黄总领事至机场迎接，晚餐时有《印度日报》主笔翟肖佛等作陪。该华侨报1933年创办，国内派来的河南人翟氏为创办人之一和道任社长，任期最长，直到1944年9月1日移交给重庆政府海外部派来的沪报人顾执中（1898年生）[24]。翌日上午，泰戈尔所办国际大学教授谭云山来吴的寓所叙谈甚久。30日上午，吴氏与黄总领事及华侨巨商秦董才，分别访问华侨团体及国民党加尔各答支部。12月10日午后，吴氏在大吉岭接见70高龄的王老。他祖籍西康，生长西藏，曾在驻藏大臣衙门服务达24年之久，并任亚东关监督。汉话业已遗忘，但英语非常流利，拥资数十万，时在大吉岭作寓公。他熟悉藏情，对中英两国关于西藏交涉之经过，尤为明了。他以当时办理外交者未能得人，以至失败，愿将中英交涉一部分案件查出，贡献政府。吴氏即嘱黄总领事与其洽谈。王并云当时中国官吏多半染烟癖，不办事。似此情形，可叹而又可恨。 12月13日大吉岭警察署长叶永开奉派护送吴氏至噶伦堡。叶系粤人，生长大吉岭，能说英、藏、尼泊尔诸语，人甚诚恳。15日上午，吴氏在噶伦堡接见1917年参加康藏战争失败后流落此地的老兵代表三人。当时汉军在昌都一带被藏军俘虏的有被送往西藏山南的，后有流落至印度的。 翌年，吴氏从西藏来到锡金首都甘托克，5月9日，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院长谭云山来迎，晚间进行了讨论。11日午后，吴氏在噶伦堡应侨胞公宴。17日晨7时，抵加尔各答站，旅加侨胞秦董才等在站迎接。19日上午8时，出席加尔各答华侨欢迎大会。 谭云山1898年10月10日生于湖南茶陵，1927年赴印度国际大学教学，1930年随中央政府特派赴藏专员谢国梁以秘书长身份秘密于11月26日从印度进入亚东，12月17日谢氏在离拉萨一日程因病去世，谭氏受到了达赖喇嘛的接见，翌年2月15日离拉萨，基本走原路于3月7日返抵噶伦堡。1942年2月蒋介石夫妇访印，谭氏去迎接。1983年2月12日逝世于印度菩提伽耶中华佛寺[25]。 关于王老，在当时的英国档案中多有记载，他与陆氏也有不少接触[26]。他并未曾在驻藏大臣衙门服务达24年之久，所任为代理亚东关监督。1912年6月9日，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安格兰致函袁总统，言：“前在西藏亚东地方设立税关，稽察藏印商务，代理税务司张玉堂于藏乱初作之时退印度。该处税务，暂归书记王作传掌管。该书记藏人。”安氏表彰了王氏在调和汉藏矛盾上的功绩。他藏名汪曲策仁。故取汉姓“王”。1913年5月10日，原西藏江孜关监督苏彝士（Suez.史悠明的洋文名字。史悠明，Iuming C.Suez.字蔼士，1881年生，浙江鄞县人，英文很好，上一世纪30年代任青海柴达木盐务官员）致电北京内阁和蒙藏院，内言代理亚东关税务司汪曲策仁已被迫离去。9月1日，陆氏从加尔各答经腾越致电内阁和外交部，言此日汪曲策仁告诉他西藏噶伦霞扎对他极尽恐吓之能事，使他承担的事务十分危险。我现感到需立即乞求指示，并要求总税务司指示代理税务司汪未奉令勿离职；亚东不会发生武装冲突，所以他没有丝毫的危险[27]。 60年代初，中印关系恶化，在印华侨处境十分恶劣，发生了一系列迫害事件，引起了我国政府的强烈抗议和交涉[28]。 总的说来，做为一位旅居印度的华侨商人，陆兴祺为维护中央对西藏的主权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由于他不懂电文的保密复杂性或无法考虑及解决这一技术问题，使英方及时破译了他的电码，掌握了中方的机密。也许陆兴祺终其一生也不知道他的每一道通过印度的电文均被英方截获了。这是陆兴祺一生对藏生涯的主要败笔。 尽管陆氏与达赖喇嘛有接触和许多往来电文，但在《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年谱》（《西藏文史资料选辑》西藏自治区政治协商会议文中资料委员会编，1989年，第11辑）中却未见任何记载。 目前我国有关西藏的档案资料书公布的陆氏的来电很少，仅见的加起来约有30多通，而且均很短。也许有的尚未公布，或许根本就未找到。英国秘密档案中则保留了百通多，有的报告从情报员处获知的西藏情况十分详细，对于驻藏军队经印度撤离的情况的记载更有参考价值。一些重要人物如钟颖、联豫等这段时期的记载在陆氏的电文中十分生动准确。今后通过陆氏电文的翻译及分析研究，将为研究这一时期的藏史提供更宝贵的资料。 【参考文献】 [1]阿玛尔·考尔·甲斯比尔·辛格Amar Kaur Jasbir Singh.印度事务部档案馆有关1765-1950年间西藏、锡金和不丹历史资料指南（A guide to source materials in the India Office Library and Recoeds for the history of Tibet,Sikkim and Bhutan 1765-1950.伦敦，不列颠图书馆，1988年）。（印度）梅赫拉ParshotamMehra.东北边境（The North-Eastern Frontier.德里，1979年）卷1，第144-165页第13章. [2]英国藏学家兰姆A.Lamb.麦克马洪线[M].（The MaMahon Line.伦敦，1966年）下卷，384. [3]伍德曼Dorothy Woodman女士．喜马拉雅边界[M].（Himalayan frontier.a political review of British,Chinese,Indian and Russian rivalries.）美国，1969年，152及第331页注23。 [4]骆惠敏Lo Hui-min.莫理循通信集，卷2,1912-1920年[C].The Correspondence of G.E.Morrison,Vol.II,1912-1920.）英国剑桥大学，1978,428-429. [5][6]吴丰培.民元藏事电稿[Z].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34-102. [7][8][9][10][11][12][13][14][15][16][17][20][27]印度事务部政务密档，2358号，1913年.西藏：截获电文[A].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C].第6册. [18]尚秉和.西藏篇[M].142. [19]朱绣.西藏六十年大事记[M].53. [21]关于陆氏在西姆拉会议中的作用，可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官员和印度政府官员关于边界问题的报告》（1961年3月），中文，中方部分。 [22][23]印度事务部政务密档，12/4174号，班禅喇嘛：与达赖喇嘛诸谈判及返藏问题1923年1月-1934年2月[A].兰姆·西藏、中国和印度，1914-1950年Tibet,China & India,1914-1950.英国，1989年[C].第166-167页及第176页注327。 [24]顾执中.报人生涯——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自述[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760. [25]谭中.谭云山与中印文化交流，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创建院长谭云山教授诞生百周年纪念集[C].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9,307. [26]印度外交部档案FO,535号，秘密，有关藏蒙事务的进一步通讯，卷16。 [28]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所.中国和印度的来往文件汇编[C].（第二册）1960年4月-1962年3月。 （资料来源：《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