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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考古学发展历史上，考古领队培训是颇为重要的一环。这一由国家文物局组织的培训已持续了几十年，受训人员逾千名。通过邀请著名考古学家集中授课和参与田野发掘，成功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考古学者，促进了中国田野考古技术的迅速提高，并直接催生了中国考古学“黄金时代”的到来。因为其鲜明的学术导向和严格（近乎苛刻）的管理考核，考古学界内部的人都乐意将这种培训班称为“考古黄埔”，并将不同届次称为“黄埔某期”，此足以彰显考古学界对其质量水准及所肩负使命的认同。 然而一个显著的变化是，近年来考古领队培训模式开始发生了强烈变化。在形式上，表现为培训时间的缩短；在内容上，表现为田野发掘实践的压缩甚至取消，而突出科技考古和文物保护方面的内容。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中国考古学理念的巨大变化和这门学科的活力和广阔的前景，是学科对“时代的召唤”呼应。以下，笔者仅就参加的2011年洛阳田野考古领队培训，谈几点个人认识。 收 获 1.“明降实升”：高精度的资料是田野考古的目标 1984年国家文物局颁布的田野工作规程，从国家主管部门层面对田野操作规范做了详细的规范说明。二十年来，这个“白皮书”成为指导中国田野考古实践的主要纲领性文件，得到了广泛贯彻，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随着世界范围内考古学思潮的一系列变化和现代科学技术的革新，田野考古也在技术和理念方面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观。基于此，2008年国家文物局修订了指导中国田野考古几十年的田野考古规程。这一方面是顺应“时代的召唤”，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学科发展方向的更高预期。我认为，其中一个最主要的转折表现为对田野考古目标的变化。 传统上，中国对田野考古水平的评估多强调基于严密地层学和类型学的“研究型”的考古报告，虽促生了一大批高质量的田野报告，但也导致的一个问题，即随着学科的发展，后来的研究者很难利用已出版考古资料发掘出新问题。因为报告多是基于发掘者个人在特定学术环境下的主观认识，资料的收集和发表、结论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而新规程的一个重要变化则体现为强调发掘现场的相关研究（地层学、堆积埋藏过程、提取采集后续研究资料），不强调资料整理阶段的主动性研究。从而，判断一项田野考古工作质量的优劣不再是考古报告的编写，而是取决于资料的记录、保存和公开状况。这个乍看起来“明降”的标准，实际上是“暗升”，它要求考古发掘者以科学、全面采集发表第一手资料为要义，以累积可为他人利用的原始档案为目标。如此以来，我们便可设想，即便因为种种原因，一些报告未能出版，但后来的研究者（包括非研究者）依然可利用发掘者累积的原始资料进行再解读，这无疑是一个巨大进步。 2.“挖出来怎么办”：现场文物保护是田野考古的必要内容 越来越多的考古学者已经形成共识，任何考古发掘都是对古代遗产的某种破坏，任何考古学家在从事发掘时都有其“盲点”。所以，最大限度的提取和保存历史信息显得颇为关键。基于此认识，本次考古领队培训对现场文物保护的给予了特别强调。通过邀请具有理工科背景的考古学家的专题讲授，使我们认识到考古学发掘和研究必须特别注重对现场遗迹遗物的保护，田野考古的经费安排和人员结构就不能再停留在传统构架上，不仅要考虑“怎么挖”，而要考虑“挖出来怎么办”。比如，面对一件支离破碎、但色彩鲜艳的精美漆器出土，传统的做法是尽快绘图照相做好记录；而经常遇到的情况是，等上述工作做完，这件文物已经面目全非，精彩的花纹已消失不见。如果采取有效的现场保护措施，则不但可避免此悲剧发生，还可以通过科技手段检测漆料成分确定其种类、产地来源，从而复原当时社会交互网络。由此可见，现场文物保护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可将传统手段无法完整揭示和保存的重要遗迹遗物予以保存展示，还在于可通过后续的实验室研究给予考古学研究本身提供了诸多新视角和新问题。所以，现场文物保护应是田野考古的必要内容，并非可有可无。 3.“走出围城”：考古学家作为文化遗产保护的担当者 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一系列文化遗产遭受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威胁，濒临严重破坏，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格外引人注目。文化遗产保护也是考古学家责无旁贷的义务。一方面，如何科学地发掘古代遗产、保留尽可能多的信息、出版翔实客观的考古报告本身就是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内容；另外一方面，作为知识分子的考古学家应当对社会进步、文化传承有所担当。考古学家的行为和素质直接关系到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成败。近年来，通过大众媒介，考古学由冷门专业成为公众视野的热点话题，但随之而来却招致了很多误解和责难（比如曹操墓事件）。所以，一名合格的田野考古领队、一名专业的考古学家，应当具备知识分子的基本素养（而不是一个“包工头”），应当身体力行“走出围城”，向公众展示考古工作的科学性和重要性，去宣讲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知识。惟其如此，我们才能去吸引更多的人理性关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才能赢得因有的尊严。 反 思 1.基建考古和新田野规程的执行问题 尽管新修订的田野考古规程是由国家颁布的、针对全国范围内的所有考古发掘的指导性文件，但考虑到目前考古发掘的现状，我本人对新田野规程的推广程度尚存疑虑。目前各省市的田野发掘基本都为围绕“基本建设”（事实上，很多建设并非“基本”，比如大量的“房地产开发项目”）进行。发掘面积巨大，配备工作人员数量之少，在世界范围内都属少见。在这样的工作模式中，以我观察，很多项目连贯彻老田野规程都属疑问，遑论要求更高、更为精细的新规程。进一步言之，无论是新规程还是老规程，其核心都是对发掘中遇到的复杂现象的精心判读、辨认和推敲。如果基本的土质土色和堆积关系都没有很好的把握，无论采取多么科学的记录手段、多么高精尖的技术，其获得的田野资料都经不起时间检验。所以，加强对基建考古项目的督导尤为关键。 2.高校的田野考古实习问题 目前全国范围内从事一线考古发掘的领队人员都基本毕业于国内的几大高校的考古专业。上述人员都在大学期间参加了不同规模的田野实习，较好掌握了田野考古的基本规范和方法（我想这也是目前的田野领队培训可以取舍掉田野实践部分的正当性）。但在目前考古发掘实行属地管理的构架下，高校考古专业的田野实习存在很多困境，实习工地的落实多要依靠教师本人及所在单位与各省市考古机构的“关系”，经费和成果方面都缺乏制度保障，成为“考古打工队”。而不得不卷入的各类“基建考古”，发掘面积大、工期紧，加上实习学生都是生手，很难严格按照教学进度以及新颁布的田野工作规程做较理想化设计，由此导致了近年来考古人才质量的下降已是不争之事实。此一现状倘不改观，未来中国考古学前景实不容乐观。故此，希望国家文物局加强对高校考古专业学生实习基地的支持。 （《中国文物报》2012年10月10日3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