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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头山遗址位于湖南省澧县车溪乡南岳村，坐落在原高出周围平原１～２米的徐家岗上。澹水河的一条支流从徐家岗的西边由北向南流，并沿着岗的南端转向东流，当地村民称这个地方为城头山。像中国许多年代久远的古城一样，城头山也有着神奇的传说。传说在很久以前，古人们在这里营建京城。京城开东西南北四个城门，建城的时候在一幢房屋的屋顶上卧着一只黑狗。城建了多久，黑狗也就在屋顶上卧了多久。即将竣工时，黑狗突然从屋顶上跳下来往西北方向跑了，京城也就没有建成。传说依稀保留着真实的影子，真正揭开历史谜底的是考古学家们手中锋利的手铲和他们的劳动。 城头山的确认之路，漫长而曲折，前后经历了１０多个年头： １９７９年澧县文化馆曹传松首先发现了城头山遗址，怀疑这是一座带有夯土城垣的古城址。 １９８０年，湖南省博物馆馆长高志喜认定这肯定是一座土城，依据地表散布的陶片，判断这里最发达的文化遗存当属屈家岭文化时期，从而认为这座土城很可能是原始社会时期的。 １９８１年在长沙召开楚文化研究学会期间，俞伟超先生根据城头山城角的形状（呈圆弧形）以及城内发现大量的屈家岭文化的陶片，大胆断定为屈家岭文化时期。由于当时没有进行发掘，不少人对俞先生的论断将信将疑。 １９８５年，邹衡先生也来到了城头山，邹先生认为这是距今４０００多年的石家河文化时期的城址。 不过，自城头山被发现之后，一直有不少人坚持城头山只是东周楚城的看法。到底是东周城还是新石器时代城址，仅凭调查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必须靠发掘才能揭开谜底。 １９９１年冬，由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何介均先生亲任领队，主持对城墙西南转角进行解剖。发掘一条长长的探沟，发掘之后，将筑城时间定为屈家岭文化中期，距今４８００年左右，成为当时已经发掘的中国最早的一座史前城址。 １９９２年进行第二次发掘，清理东口豁口外的河卵石地面。它长近８米，宽１２米左右，至豁口处结束。在城东部，发掘４００平方米，了解到城内堆积为石家河——屈家岭——大溪文化——汤家岗文化；在发掘区西南发掘出数十座大溪文化早期的瓮棺葬和房基。 １９９３年，以城中心点出发，向东、西、南、北四方沿中轴线隔若干米开２×５米的探沟，将东、南两面的探沟穿过城墙。在穿过城墙的探沟中发现了被屈家岭城墙压着的大溪文化早期的壕沟。 １９９４年，对城内各区进行大规模发掘，清理大溪文化晚期至屈家岭晚期的墓葬６００座。 １９９６年１２月～１９９７年１月，把探沟挖到底，发现原定为生土者实际是人工夯土，确认了城头山城墙具有从大溪文化早期以来的先后四次叠压关系。首次发现了汤家岗文化时期的水稻田。 １９９７年３月，继续发掘水稻田等，确认这是距今６５００前的世界上所发现的最早的水稻田之一。 １９９７年冬，在发掘东城墙时，首次发现一个用黄色纯净土筑造的祭坛。 １９９８年，大面积发掘祭坛，发现它略呈椭圆形，面积２５０平方米，在平地堆筑夯打而成。这是典型的祭坛！它的四周有大片的红烧土和厚达数十厘米的草木灰。 ……城头山的发掘和研究，还在继续…… 通过１０余年来的辛苦工作，城头山遗址成为时下中国发现的建造年代最早、布局最为清楚的、内涵最为丰富的史前城址。 我早就想亲临现场一睹城头山的真实风貌，便利用从三峡考古工地返回北京的机会，独自来到了城头山古城。 站在城头山的城墙上，我想到：如果没有曹传松同志的发现与坚持，就不会有城头山考古工作的起步，后来一系列的巨大研究成果也就无从谈起。同时，如果没有总领队何介均先生的连续作战和卓有成效地指挥，城头山的工作或许早就停滞不前了。曾几何时，国内发掘、研究史前城址的通病之一就是满足于发现一个城圈，不想做了解城内布局的工作。何先生排除种种困难，坚持不懈地在城头山打持久战，最终才赢得了城头山遗址一系列发掘和研究的成功。最后，我情不自禁地想到了俞伟超先生。这位中国考古学界里的诗人、考古学大家，不仅在城头山尚未发掘的时候已经大胆断定城头山是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古城，而且在城头山发掘之后进一步预言还可能在城头山附近找到比城头山更早的城址。按照他的思路，中国的史前城址有可能早在前仰韶时代就已经出现了。我站在城头山头，一时间想不明白，究竟是俞先生过于偏激呢，还是我们过于保守？但我坚信：如果我们中国考古人个个像俞伟超先生那样富有激情，像曹传松先生那样执著，像何介均先生那样埋头苦干，中国考古学的未来一定会更加美好！（考古游记之十一） （《中国文物报》2006年4月28日3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