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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是我从事考古工作到过次数最多的省，也是我锻炼成长的地方，回忆往事历历在目。 我从福建到北京上学，但真正外出而且到过与自己学习有关的地方，第一个就是山西。到目前为止，到过山西不下几十次，这是我外出到过最多的地方，也是我从事考古时间最长的地方。 1955年清明期间，宿白先生带我们去大同实习，参观了云冈石窟和华严寺古建筑，还在云冈石窟附近遗址实地调查。第一次从课题书本走到实际。第二次是1957年6月去侯马参观发掘工地，有张守中和北京历史博物馆在平阳机械厂区内发掘的遗址和杨富斗在牛村古城东城墙的发掘。第三次是1959年3月随陈滋德去山西为新建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征调文物，见到了山西考古所所长张颔同志。 我从事考古并亲身参加田野发掘时间最长的是在侯马。1960年3月至1964年1月，前后四年即发掘曲沃古城、牛村古城南铸铜遗址，还全面勘探侯马遗址的范围。在侯马工作期间，我还随谢元璐同志调查过曲沃县曲村天马遗址、芮城县古魏城遗址、夏县禹王城遗址、襄汾县赵康古城遗址、洪洞县古城遗址等。后来我又多次到侯马，也很关心那里的工作。 关于在侯马工作的具体情况我在《中国文化遗产》2006年第1期已作了介绍。这里不重复了。 1960年10月至1961年6月在侯马的考古发掘是配合平阳机械厂基本建设进行的。一是领导非常重视，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加强侯马地区古城遗址的勘探与发掘工作的通知》，文化部将侯马地区的考古工作列为全国的重点。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王书庄到工地蹲点指导，并抽调各地考古工作人员支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张颔亲自领导。二是基建任务紧迫，平阳机械厂领导到工地现场了解发掘的情况和进展。当时生活条件极其艰苦，经申请一个月才供应2两油，蔬菜也非常短缺。工作人员从工作站到工地大约要走半个多小时，工地工作的时间8个小时，晚上回来还要整理记录，每天的工作约11个小时甚至更长。三是遗址时代比较集中，有连续性，铸铜生产比较繁荣，文化层堆积常呈较小的片状分布，探方之间相距很近，也不能连接，遗迹之间叠压打破关系复杂，文化层与遗迹堆积的土质土色变化不大，有的不好划分。四是参加2号地点发掘近30人，他们来自各地，大多数人开始没有这方面经验，还有一些人过去没有从事过田野考古工作，认识和水平不一。 这个阶段的发掘是我们最为艰难的时期。通过工作我们取得一些经验，也有不少教训。当时王书庄副局长在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到工地蹲点，亲自参加发掘劳动，他要求我们贯彻“重点保护，重点发掘，既对基本建设有利，又对文物保护有利”的方针和“边发掘、边整理、边写报告”的方法。为此，我们在2号地点采用跳着开方的方法。选择地层厚有灰土的地方布设探方。当时我们对这个方针还不理解，对2号遗址是一处铸铜遗址也认识不足，未能把新发现的遗迹现象从作坊遗址加以考虑和处理。在T56方内发现有大片路土面、未作作坊的活动面，与周围的遗迹联系处理。2号地点出土的陶范非常丰富，也很重要，但没有反映生产活动的面貌。应该说是不完整。另一个教训是贯彻“三边”方法。“三边”方法是河南省文物工作队于1958年提出并实践的，还在《文物参考资料》和《考古通讯》发表推广，当时为执行这个方法，我们对已出土的陶器进行型式的排列，绘图供大家在工地整理时参考，还制定陶片分型，分式的统计表格供工地整理时使用。按照这个方法只挑选陶器残片一、二件作为标本，其他陶片在工地就放弃。采集的陶片很少有可复原的陶器。后来我们在整理铸铜遗址的报告中，几乎不能利用，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教训。 发掘22号遗址时，我们吸收这两个教训，采用整体大面积的布方，所有的陶片全部征集。 我们针对参加发掘的人多、水平认识不同的情况，为了统一大家的工作认识，我们拟定了田野发掘的要求、步骤以及记录的格式，作为工作的规程。这个规程对我们1984年拟定《田野考古工作规程》很有启示。这个规程现在看来已是很普通的常识，但它在当时却起了很大的作用。十多年后我们在整理报告，查阅那时的发掘资料，仍完整无损。规程要求地层的划分和遗址的处理不能只考虑本探方，要顾及邻方，要全面分析，为此，我们召开现场会，共同研究，确定文化层的划分和遗迹的相互关系。这样的现场不仅是一次辨别土质土色的学习会，也是一次考古层位学的讨论会。通过现场会，大家都有很大的提高，保证了发掘的质量。 侯马2号和22号遗址的发掘和范围的勘探是一次承前启后的工作，收获很大。牛村古城、平望古城、太神古城、马庄古城及这几座古城内的高台建筑遗迹的确认，后来盟誓遗址的发掘和盟书的出土，确凿的证明晋国后期都城“新田”之所在，解决了历史上不同的争议。2号遗址出土的陶片多为鼎、壶、钟礼乐器范，22号遗址出土的陶范多为钁、锛工具范，22号西北一个灰坑出土一万多件带钩范，1957年22号西南一个地点出土空首布芯10万个以上。后来，其他地点还出土了不同器范，使我们获得了晋国铸铜工艺以及当时社会分工、商品贸易等资料。至今它的发现在东周时期列国都城中是最丰富、成绩最显著的。 通过侯马1960—1964年的工作，我和参加工作的同志都得到了锻炼，业务也提高了。有些同志后来都成为各地的业务骨干，到今天都卓有成就。 山西是一个文物大省，目前已知的不可移动文物有2万余处，据我所知，山西古建筑尤其是明代以前的古建筑占全国70％左右。古遗址古墓葬有8000余处，在全国名列前矛，其中以旧石器时代遗址数量多，分布广，从南到北都有，从早期到晚期都有，最为著称。1923年浑源李峪村铜器的发现，1925年李济夏县西阴村的发现，1937年梁思成五台县佛光寺的发现等，引起学术界的极大重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1950年7月文化部文化局即组织雁北文物勘探团对山西北部进行了勘查。为了加强文物工作，1951年8月山西省成立了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并遴选干部组建文物勘探组，在文教厅副厅长崔斗辰亲自参与下，对晋南、晋中25个县进行了文物调查。同时于1952年和1953年先后派出11人参加文物局等举办的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调查中发现了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1954年中国科学院由贾兰坡带队对该遗址进行了发掘。1956年文化部在全国开展文物普查即以山西为试点。 六十年来，由于领导的重视和山西考古工作者的辛勤劳动下取得了新成就，建立起比较完整的考古序列：发现了年代距今约180万年我国最早的旧石器时代的石制品芮城西侯渡遗址，夏县东下冯和襄汾陶寺遗址的发掘，为夏文化的探索提供极为重要的科学资料，它们处在文献记载的“夏墟”范围。曲村—天马遗址晋侯墓的发掘以及侯马晋国遗址的发掘和勘探，对两周时期晋国历史文化的研究作出巨大的贡献，长治分水岭、太原全胜村等地以及最近绛县横水和冀县大河口的发现，都显示了山西在两周时期的历史地位。平朔汉墓的发掘反映了这一时期塞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面貌及中原王朝与匈奴争战的历史。山西大同北魏墓和太原地区娄睿墓的发掘，都反映了多民族的文化融合。永济浦津渡遗址的发掘，反映了我国古代桥梁交通、黄河变迁及冶铸技术的科技成就，为水文地质和黄河治理提供有用的资料。晋南地区金元墓的发现，为我国戏曲史研究提供重要的资料，引起我国戏曲界极大的兴趣。这些发现，反映了山西历史文化的光辉历程。 六十年是一个暂短的时间段，从山西的历史和已发现丰富古遗址古墓葬考察，任务还很艰巨，任重而道远。我相信经过老一辈考古工作者的创业，今后将更加辉煌，期待有更多的成果。 （《中国文物报》2012年7月6日3版） (责任编辑：admin) |